我的中西历史观与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张木生 2012.02.14 【授权发布】张木生最近又写了约五万字的《我的中西历史观与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对他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进行了细化。在这篇著作的序言中，他坦率说明了他和刘源的关系，也说明了刘源与吴思“冲突”的原委，还说明了他与上层的关系状态及若干敏感说法的原意。经他同意，现长博贴此，以飨读者。 拙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我读李零》出版后，中外媒体有大量的采访。书出来就不属于自己，品头论足，小骂怡情，大批足诫，都是应该的。但瓜田李下，李代桃僵的事，在正文之前，我还要说一说。我说掏心窝的话，大实话，信不信由你。 关于我与刘源的关系。刘长序中讲得很清楚，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心当然是相通的，需说明，我的书是2009年写的。因我书中内容和李零的大量著作是讲战争、兵法史，刘当时在军科院当政委，他想在军科出版，向军人们推荐，本是善意抬举。刘因此写了序言，提出“三问”。序是2010年写的，他当时是军科院的最高领导。 有不少人说刘源是政治人物，不是学界人物。军科院就是军队的社科院，不研究学术？罕见了。还有网文联系到军人干政。这显然是不了解，外行了！军科院就是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战略、战术的，他是政治委员，当然是“政治人物”，当然要“干政”。而他作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史学会的领导，现在还仍兼着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不算学界？是否算学者？恐怕不宜等闲视之吧？最简单的，去调查一下即可知，他已于2011年调总后，而至今军科院上上下下可随便打听，大家一致公认，刘源的理论功底、学术底蕴、知识结构，甚至被认为是历届政委中学识最好的领导，我所接触的学界领导和学者，把他在军科成功的原因，甚至归结为他的知识结构好，在战争理论、兵法战法、军史战史上，还不说政治、历史理论上，他可不输任何专家，而且深受尊重。背靠背，不需多少调研，一个电话，即可了解。 他希望由军科出版社出版我和李零的书：又为我写了序言。书出版前，2011年4月，他刚调总后。召开新书发布会，本来第一召集人是人家军科出版社，该由人家主持，我要求安排在税务杂志社，由我张罗，我请了主持人，刘源来参加，并带了几个学术部的领导，都是军界大专家，太正常。被网上炒成“军方力挺”的怪事，显然是不究就里了！本来就是军科出版，应人家主持又是政委写序，各学术部参加发言，建议军官参考阅读，有什么不正常的？顺便说一句：原总参副参谋长张黎上将看书后接受腾讯网采访，没商量过，不约而同他也特别提到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阅读，而且还特别称赞刘政委序言好，推荐了好书！ 因为我的书是“读李零”，李零是公认的古兵法、军战史专家。我的书，近一半也是讲战争，而刘源又是军事科学院政委，序言“三问”里第一问就是“战问”。这比较专业了。本想“史问”、“路问”大家会更感兴趣。正相反，后两问没多少人提出什么疑问，咄咄怪事，还真出了里勾外连、内外结合的个别学霸，此辈对军事、战争、兵法、军战史一窍不通，却什么都敢评敢批，高声反对，断章取义，刻意歪曲。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至今我没听到一位军事学专家提出异议。相反，军人们是一片赞扬！无知不可耻，不懂装懂，以无知为荣，无知又无畏，就是无知无耻了。 战争，决定古今中外一切大格局的变化，这是常识。一边说人家不是学者，一边自己这等学风的自吹学者，太丢人了吧？！太外行了吧？！ 再一层，想澄清一下：刚才说，发书会应是人家军科出版社主持，我揽过来，军科出版社社长也在场。我请的人，大都是熟人，有许多人与我常见，互有切磋，都是搞理论的，也都是办报纸杂志的。尽管见解相异，也不失为同行，应可以容纳歧见，甚至还可交友。发书会是怎么回事？该讲什么，谁不知道？刘源重视，又是序言作者，一来就先声明半小时后还要参加另一个会。许多人要与他合影，误了时间，本来应该给他发言时间。吴思上来先讲，书刚拿到，没怎么看，但有不同意见。人家尊重你，请你来，你一上来就说书我没认真看，然后就一大段讲朱厚泽质疑新民主主义。刘源忍不住打断：“怎么又扯上朱厚泽了？”我理解，意思是说，讨论新民主主义，不讲毛、刘、张闻天，说说胡、赵、杜润生也行，朱厚泽他又不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发明者和重要执行者。我心里评价，讲到新民主主义，朱厚泽的权威性还真没有刘源高呢。我想多数学者也会如此认为。刘接着说：“在这种场合，别说讨论新民主主义，就是讨论你《炎黄春秋》的事儿也说不完！”这话背后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了：刘源是《炎黄春秋》最早的创刊人，他当郑州市副市长时，因在邙山筹建炎黄二帝塑像，刘为筹资组织了民间委员会，请出大批老干部和大学者当委员。肖克老将军任主任，刘是秘书长，需有个杂志，就办了《炎黄春秋》。所以，他当之无愧是创刊者，一手操办了杂志诞生。久而久之，杜导正先生都记不清是谁办的杂志了！近些年，刘源对该杂志的倾向性和大量文章导向有意见，曾正式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吴思才知道有这么段历史，所以刘点了他一句，意思明确，这是发书会，别扯太远，别当成你的发书会。之后，吴思为此还真道了歉，承认失礼。并说：“不过我还歪打正着，讲的那些，为木生的书做了广告。我成了个托儿！”对此话，听者恐怕也只能一笑了之吧！ 之后，不少网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心中之块垒，完全扭曲了，逢官必仇，闻官必恨。把真专家、真学者说成非学者，以人废言，不以对错论是非，而以是官非官定对错。人家非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好在多数聪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石中取火，水中捞月。其实削足也好，刻舟也好，对足和舟都不公平。 书上明明印着军科出版社出版，将军们都讲了话，评我的书总是明摆着，评我的书哪怕唇枪舌剑，甚至口诛笔伐，也是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许多将军前来本是善意待我，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蜚短流长，信口雌黄，只能见笑大方了。 只好我借此机会讲讲。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挨批，文革中毛整刘有路线之争。像陈伯达、纪登奎这样的老人，文革后都说过，“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毁誉同担，刘源讲这段历史，讲新民主主义，还有点权威性吧？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我曾直面侠骨刚肠、快人快语的刘源。作为党史专家，他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民主主义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他对父辈们热血冷泪铸就的辉煌理念充满敬意。但当我问到新民主主义在今天能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时，作为“政治人物”的刘源回答得光明磊落、斩钉截铁：“我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新民主主义作为今天的行动理论，我也代表不了刘源，我只能代表自己。 关于“最大公约数”，我说几句。吴思在阳光卫视采访中最后说：“对木生讲的，我心服口服，确实包容了理论精髓，作为一个政策，我完全拥护。”这有影碟为证。与“乌有之乡”座谈时，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所知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不同，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要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个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怎么会又说连共识都没有？ 关于胡德平座谈会。他们邀我参加，我并不知他们要讲什么，我只准备了我要讲的。我讲的似乎与会上发言的气氛、倾向不合拍，限时已到，我没讲完。 关于我召开研讨会，是发了通知，确定了主讲。后因技术性原因，提前两天取消了。之后，我起码参加、召开了几十场讲座、座谈会。不明白有人怎么总抓住那一场没开成的作文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等王小强伤愈，我们一定将那未开之会开了。到时，我们拭目以待，海外那么多专评这场未开的会，他们会失语吗？不会。 关于“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是泛指，上下皆有。如明明管经济，偏偏说普世，明明腐又黑，放下眼前说天边，当然是拔旗易帜的先声。 最后一个问题，恐怕最易说明，可又最易引起误会：即我与“第五代”的关系（所谓代言人）。我1980年代被杜老调入农研窒。当时一大批精英，像王岐山、王小强、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都是，但我不是，我很边缘。习近平、刘源等在农村县乡里工作，杜老也把他们（可能是四人）定为通讯研究员。他们回京时，常到我们这里座谈。老熟人，又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以后几十年，有的过往渐疏，有的甚密，如此而已。我能或容易理解他们，相信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我的论述，特别是老一辈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仅此而已。我不是网上说的代言人，我从没讲过代表他们讲话。我只代表我自己。中外媒体采访，我都讲过，但还有人好那一口。 不仅好那一口，几乎“八国联军”都采访过我，而且是数次。我书中的军事思想概括成一句话：“能战方能不战”。而西方给我的定位：“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上刘源。
附： 一、全球一盘棋和可爱的中华 2006年写《超越左右说实话》大实话，而不是官话、大话、屁话。 提出不争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苏联解体，东欧易帜，除经济好点，其它问题，中国一个也没解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已固化；任人唯亲，重用裙带，逆向淘汰，时有存在；等级森严，一把手独断专行，滥用权力，周围一群人唯唯诺诺，唯领导马首是瞻，没有根本改变；以特权大小住房配车，三公消费步步高，已成常态；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基层政权黑帮化还甚于苏联；钳制思想，禁锢理论，毒化文化，庸才辈出，智力枯竭，对上亦步亦趋，对下一言九鼎依然存在；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权力过度集中，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窒息瘫痪，要么是官僚主义盛行，要么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还要加上苏联所没有，中国自产自销，听任投机资本炒卖，剥夺农地，剥削农民，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人口红利吃光光。占世界人口21％的13亿人，只占有6％的淡水资源，还要把青壮年都赶进大城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解决中国人没饭吃，没水喝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外从不称霸，苏联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许多锢疾，中国依然未解决。毛的最大问题，他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为发展动力，他要从根本上限制资本主义，但他永远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尺度与标准。改革开放后的最大问题，明摆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的硬道理，市场的硬道理，就是每时每刻资本主义发展的硬道理，资本泛滥的大道理。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这是我的思考。 我的新书：主题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既批判西方中心论，也批判中国老大论。我的文化历史观之源是李零先生；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观之源是刘源先生。源上之源，是我们青年时代在农民、工人之中生活和读书。“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1 陶渊明：《五柳先生》)。 30多年前，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见端倪。多数热血青年的共识是：“引进市场经济，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会”。前提不言自明，西方代表先进。从文革中启蒙的一代人，大梦初醒，惯性使然，从反极左的惯性思维，大家被右惯坏了，逢左必恐。好坏人的故事，不但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把天下的道理讲成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古今中外的人性。历史不是“通古今，垂教训，明道德，辨忠奸”。历史是超越生命的学问。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炸我使馆，撞我飞机，豢养达赖，支持热比娅，许多热昏了脑袋总是碰上人家的冷屁股，大盆大盆的冷水，让你头脚冰凉。 西方这五百年的资本主义文明史，充满了残暴杀戮。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殖民史，就是一部血腥掠夺史。美国的先驱，西、葡、法、英在美洲大陆屠杀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印第安人，几近赶尽杀绝。殖民者从非洲贩卖黑奴，造成数以亿计的黑人死亡。近代资本主义是三大文明圈碰撞的结果，三大文明圈一个都不能少，碰撞起源于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碰撞产生基因变异，先有帝国主义，后有资本主义。这是我的发明。中国才是从针头线脑到一粥一食到土地都可以买卖世界上最早的市场经济。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前半叶西方国家为主体的两次世界大战，杀人1.2亿。有一个最讲民主人权的国家，偏偏最爱打仗。每一位新总统上台，都要打一二场漂亮仗。著名美国教授乔姆斯基统计，从1846年至2004年，美国46次出兵干涉别国或直接交战，平均四年打一仗。伊战、阿战都可以以十年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DNA。帝国主义有战争依赖症。 1. 中国一头一尾最重要。一条龙，一头是走向帝国，一尾是走向共和。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底色。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就连造反的模式，都大局已定。后面的历史格局没变。 2. 中国经典四本书，《论语》是孔子传记，丧家狗是孔子的自画像，破宋学道统，破立教狂言，去圣还俗乃得真孔子。孔子是中国的精神符号。《老子》，“人往低处走”，用妇女、小孩、玄牝、溪谷和水解释大道，柔弱胜刚强，低调才是最牛的思想。《孙子》中国人的行为科学，兵哲学。“人道先兵”。（2《鹖冠子‧近迭》） 兵以诈立，世界谈兵之祖，人琢磨人，最大学问是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挑战道德，挑战规则。不读兵法不明白。《易经》，“卜以决疑，不疑何卜”。（3《左传‧桓公十一年》）科学不是一切，现代人，打仗、玩股票、赌球、药毒一家，卜赌同源，这是人性。 中国历史的特色是国家大一统，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大一统”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小农市场经济和大一统，农耕文明，中国最先进，标准只有一个，谁养活的人多，中国农耕文明，最高能养四亿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北征服东南；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李自成是西北征服东南，连毛泽东打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4《史记‧六国年表》）古代人口大迁移，现代人难以想像，周文王的老家是陕西岐山人，而秦始皇的老家是山东曲阜人。秦灭六国，最后灭齐，这是伟大的回归。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一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先进。 3. 近代学西方，学会两词，封建是四分五裂，专制中央集权。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反封建在后，反教权在先，我们是一步到位。走向帝国，也曾经是革命，不必脸红。西方从来民主，还闹什么革命。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我们聚多散少，他们聚少散多。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亚力山大》、《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样板戏，希、罗的政体三类六种，亚里士多德说，君主制度最好，民主制最坏。市场经济不等于民主。 4. 秦汉大一统和欧洲封建比领先了两千年。 我们的祖先，以欧亚大陆黄河、长江流域为自己的国家，风水极好，四季分明，农耕有序，东南西北的物产极丰富而不相同，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一点不比西亚的两河流域差。比美洲、非洲、大洋洲都好。湖南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中国陶器有1.5万年的历史，糜子、谷子和水稻有九千年的历史，不逊色于两河流域。弓矢网罟渔猎，从百草中选育五谷，从万兽中驯化六畜，埏埴陶冶制器，服牛乘马致远；其伟大一点不逊于现代人引为自豪的电灯电话、飞机战舰、火箭、电脑。而中国开文明之先河，也不输于世界任何文明。 在世纪之交，品味历史，咀嚼文字，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既抛开欧洲中心论，又抛开中华老大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寻找被观察者的主述。 汤因比的观察，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世界三大文明圈中，只有中华文明具有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而其他文明充满了断裂。现在的希腊不是古代的希腊，现在的罗马不是古代的罗马，现在的埃及不是古代的埃及，现在的伊拉克不是古代的亚述，现在的印度不是古代的印度，中华文明为什么有这样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大，正如历史学家李零先生所指出： 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从始至终大，但两者仍有可比之处。他们的不同，有些是配方的不同，药味其实差不多；或者像翻毛大衣里外穿，大衣有两个面还是一样的。比如，欧洲和我们，两者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国家形态，都有整合政教，变血缘组织为地缘组织，把后者做大的过程；为了消弭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为了超越小社群的狭隘和局限，双方都有“大统一”的冲动，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但两者的取径大不同。我们中国从前也是小国寡民，也是封建诸侯，但两千多年前就有法典化的统一民族国家、发达的文官政治、郡县制度、科举考核制度、涉及广泛推行普遍的标准化，这和欧洲历史的对比很强烈。 而18世纪，欧洲才开始做和准备做类似中国的事情。如政教分离，建立文官政治等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一见钟情。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未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家，认为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的30％以上，也是一种猜测。可见欧洲受惠于中国，不仅是“四大发明”，也包括制度创新。直到19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搭上了时代的快车，欧洲才“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欧洲由“王道”近于“帝道”，一直步伐艰难，他们虽然也有希腊化时代，也有疆域不小的罗马帝国，也有御守北边的哈德良长城，但他们的帝国都昙花一现，充满了断裂。而我们的帝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万里长城永不倒”。他们的“帝国主义”发达起来是我们衰落之后。即使今天，欧洲还是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车不同轨，英国车左行，大陆的车右行；书不同文，一国一个样；米尺和英尺打架，公斤和英磅冲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欧洲统一的工作，从欧元的启动才刚刚开始。 至于貌似年轻的美国，之所以强大，实际上是在一块新大陆上，没有历史的包袱，表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杂交优势，就像他的人种所表现出的杂种国家一样。人家没有宗教、王权、资源、人口压力，在几乎杀尽印第安人后，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中国和欧洲比较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政教方面的不同，中国的“大一统”首先是国家“大一统”，其次是文化“大一统”，全是世俗意义上的“大一统”。宗教“大一统”，汉武帝试过，很不成功，所以宗教一直摆在国家的下面，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同今日的美国。 这和欧洲很不一样，但从国家的观点看，却是好处多多，不但各种宗教可以和平相处（我们的传统是三教合流），而且各人选择的余地很大，一个人可以信几种宗教，而且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官员，还可以不信宗教，只信孔孟（“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像西方信仰不同，剑拔弩张；宗教不同，彼此相爱婚都结不成。西方没有我们这样的“大一统”，他们只有宗教“大一统”，他们的宗教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普世性宗教，超国家的大宗教。三教同缘，却打得最凶，对内缺乏宽容，对外强加于人，不但有宗教裁判，而且有宗教战争，至今依然是国际争端的老大难问题，这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善于取经，西方喜欢传教。 中国和欧洲另一个不同，即中国很早就摆脱了贵族传统。欧洲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很类似中国的早期格局。中国春秋和春秋以前，也是贵族的天下；国君是贵族，卿大夫是贵族，士也是贵族子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披坚执锐的武士，从将帅到士兵都是贵族。但在中国很早就发生了礼崩乐坏的变化，“天官”（管宗教和礼仪的）不如“地官”（管行政和军事），“武官”不如“文官”。四民之序“士农工商”，其中没有僧侣。后来发展到平民可以当兵，凭军功取爵。 战国以来，中国不但有平民的卿相，后来连皇帝都可以出身草莽。“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应该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当，今日到我家”，这和欧式的贵族传统不一样。 中国和欧洲的第三个不同，既表现为中国人的造反或曰农民战争的传统，也和欧洲不一样，极有特色。我们中国的“造反”，一是“合理性”强，在道统、法统两方面都有余地；二是“周期性”强，两三百年必有一回，这种平民传统与欧洲很不一样。 欧洲的老百姓一畏鬼神，二怕贵族，没有文化，没有组织，不像我们的“造反”，官、绅、士三位一体，上有领导，下有群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从宋江、林冲到武松、李逵一应俱全。政权的代替系统早就装在社会的硬盘上，随时可以启动。它不仅有破坏性和反体制因素，而且也是社会再造和改朝换代的工具。 中国古代，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浓厚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她形成于独特内向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百国之和”与“天下观念”，就是在全球一体“西化”的今天，也抹杀不了中国特色。 这三大不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保证了中国的文化绵绵不绝，不管是蒙古人创建的元代大帝国，还是满洲人入关的清代大帝国，都保证了中华文化万世一系的相传，儒、道、佛融会，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西比较，最难处理的是时空错位，以时间排序。实际上中国有专制可反，很早就没有封建可反。 5. 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概念在《诗经》中已成熟。现代中国的疆域等于秦汉帝国的版图加四大边疆。五岳四镇配九洲，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的概念。夏商周活动的地区，秦帝国统一的地区，长城从平壤始，东北之大部、内蒙古之大部（包括包头、呼和浩特、还有新疆、青海、西藏）都在它的范围。在古代这是一个独特成熟的单元区域。最好的风头地角。 美国汉学家，最最讨厌“大一统”。他们的特色就是要解构“永恒中国”，破其长，破其大，时间、空间都拿刀切。让他们一改，中国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他们自认有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 现代概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不懂，说中国早熟，长不大。丁力所说的“天下辐辏”，中国核心区，有如大旋涡，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现，中国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中国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西方一直是“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西方列强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卸八块，一切都待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 台独、藏独、疆独，宣扬一边一国，七块、八块论，背后有帝国主义的硬道理，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 什么是中国？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比较公允，认为中国就是核心区加四大边疆：（1）东北；（2）蒙古；（3）新疆；（4）青藏。这四大块，忽大忽小，经常变，但核心区基本没变。中国是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西方人说的好多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大地方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一向是李零反感的。他总是反问，你不喜欢欧洲吗？你不喜欢西方文化吗？马上对方就不敢说了。 欧洲中心论是他们根本改不了的死结，强势的西方文化是他们的主心骨，所谓国际就是西方文化。“任何文明别跟我较真儿，你早晚要朝我这儿走，我不和你分彼此。”但你真和他学是学不成的，谁学得最好，比如德国和日本，他就会揍你，西方所谓的没有什么国家立场，是胡说八道。西方文化本位，丝毫不掩饰。李零深深地怀疑的就是这种文化立场。 了解了西方文化立场，就比较容易了解西方人看历史的方式，从文化观到历史观，西方那种文化优越感是情不自禁，掩饰不住，挥之不去的，如《剑桥考古史》、《剑桥战争史》，西方人创造的最高理想国就是美国，而美国是最国际化因素的产物。《剑桥战争史》是美英典型文化历史观的产物。 在欧美，除了少数汉学家，其他各种学家都不了解中国。《剑桥战争史》敢称世界战史，言必称希腊，没有东方，从希腊、罗马重装步兵到海湾战争，所谓持久正义。中国历史上的强势文化也一样，认为不需要特别了解其他少数民族的弱势文化，也是大汉族中心论。想了解东方战史，看马克‧路易士《合法、被批准的暴力》，其实这本书也是西方文化观的产物。 西方人的优越感确实有一定道理，绝对支配地位，战争从来只有强者的话语权。“我用战争求和平，跟你不分彼此，树榜样，看人家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美国是欧洲的产物，亚洲只有日本。历史上说中国战争经验多丰富，兵法如何发达，反正你们在近代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你们的好东西，我们照单全收了”，“受之有愧，拒之不恭。”人家是国际惯例。国际文化还在允许你，吸收你的中国菜、中国功夫、中医中药 （以下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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