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稿里，有一段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事实，曾经以博文的形式在官方网上发表，录在这里，供你批判。
一个企业改革的实例
我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对于现在右派对文革的批判，在历史资料没有解密之前，我不能仅仅根据我一个地方的实践妄加评说。本文只是摆一个事实，以一个企业改革实例，看文革的斗批改。
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工厂原来由上级机关任命的厂长制废除了，改由厂革命委员会领导。厂革命委员会是由全厂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共有7人，其中一个是干部，6个是生产工人代表（锻工杨清华，铸工田师父，车工韩润章，电工宋文国，钳工张才安和我）。这些工人代表都是工人中的生产带头人，有4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也代表了不同的派别。选举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当时解放军的“支左”人员做了工作，最后还经过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这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因素，但是它终究是由全厂工人民主选举生产的，不是上级任命的，代表了厂内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不同派别的工人。
革命委员会和它的工人代表是具有权力的。干部代表作革命委员会主任，不过他现在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主要是主持委员会会议和日常行政事务；原来的工厂管理人员继续负责本职工作，只是担负本职能部门的技术性工作，也就是列宁说的我们请的“帮工”和“监工”，他们照章办事，没有决定权力。领导他们工作的是工人委员（杨清华领导财务和供销部门，韩润章和肖长安领导生产部门，宋文国和我领导技术部门）。全厂工作由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各委员分工负责执行。
由于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工人代表，而且他们现在也基本不脱离生产，所以他们通过的决定是有权威、有效率的。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工厂的生产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以上，工人的工资也普遍成倍增长，并且长期稳定。
厂革命委员会做的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改革工资制度——改八级工资制为联产计算分值制。这个改革是工人们多年的要求，过去，书记厂长都不会进行这个改革，没有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要求做这件事。现在厂革命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是工人代表，他们自然就按照工人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要进行改革分配制度。当然，他们能够决定做这件事，也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相关。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是成功的，工厂生产和工人工资之所以能在短期成倍增长，这个改革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但是，要做这件事，一是取消八级等级的工资，改为记分，以5分为一档，最低60分，最高100分；二是制定产品的工时定额。三要合理决定工人收入与集体积累的比例。每一项都需要解决工厂内部的、工人内部的矛盾。这里仅拿第一件事来说。
改八级工资制为记分制，这是关系于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突出的问题是老工人和年轻工人的矛盾。老工人一般级别高，年轻工人一般级别低，而在日常生产中，老工人生产的产品量一般并不比年轻工人多，甚至还少。所以，改革工资制最积极的是年轻工人，他们都主张缩小工分档次。按他们的意见，革命委员会委员全评100分，全厂职工工分就会只有90、95、100三个档次。对于革命委员会委员来说，田师父是七级工，韩润章、宋文国是四级工，杨清华、肖长安和我是三级工，绝大多数都获得利益，而且似乎利益很大；老工人赞成工资制度改革，也不反对把八级工资制改为工分制，但是，只有三个档次的方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老工人心里不赞成，但是他们在工人中是少数，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般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结果就会伤害老工人，这样做，形式上是民主的，实质上是一部分“民”损害了另一部分“民”的利益，尽管后者是少数，但是无疑会损害工人的团结，而且差距也不合理，不能普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改革应有的目的。厂革命委员会无论按照老工人或年轻工人的意志，草率地使用领导权力做出决定，就不能事实上代表全厂工人，在实践中也不能领导全厂工人，做出迅速发展生产，提高工厂和工人收入的成绩来。
厂革命委员会没有急于做决定（我由于某种原因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是放手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象文化大革命通行的那样，大鸣大放大辩论。厂革命委员会认为，意见集中不了，就不要急于集中，与其做出不能统一群众意见的、不能调动全厂工人积极性的、有可能导致工人分裂的决定，就不如不做决定。
厂革命委员会也不是毫无主张，听任群众争论不休，我们在群众充分发表了意见，再没有什么可说，而且已经厌烦，希望厂革命委员会表态的时候，我们适时提出了意见，让大家再讨论。我们说：在日常生产中，虽然大家产量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技术活上，老工人起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这个厂是老工人艰苦奋斗创建的，我们年轻工人的技能，是老师傅教给的，要全面认识老工人重大贡献，不能只看生产量。生产量的问题，我们年轻工人体力强，这在联产中可以得到完全体现，不是评分中考虑的因素，评分应当以技术和工龄因素为主。我们提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人阶级要团结，不要分裂”，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我还自报我的工分只应是75分，算是立个标准。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最终得到了全厂工人的同意，达成了一个大家基本上接受的方案。
当然，工厂在市生产上的成倍增长，分配改革只是在推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上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厂革委会不能正确有力组织生产，工人的积极性就无用武之地。这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这里就不讲了。
企业在社会关系中，当时我厂在与国家的关系中有相当的独立性，如上述的分配制度改革，就是独立进行的，没有经过上级革命委员会审批。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关系，比如厂革命委员会要经上级革命委员会审批成立，而且委员会干部代表还是上级革命委员会任免，只是经过工人投票通过，在文化大革命后，一些群众代表因为运动而受到清除，工厂的权力重新回到干部手中。这里不能不指出：现在工厂和企业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发展为对立，甚至发生冲突，恐怕要从领导机关的产生上找一找原因。
在与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关系上，由于我厂的前身是个体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合作社，一直自负盈亏，决定了它基本上的独立自主性。在政治上，工厂要参加上级革命委员会布置的社会活动；此外，纳税，向银行贷款，都照章进行，地方政府基本没有过问。在生产上，我厂的主要产品产电动机，主要从省工业二厅那里获得生产计划；省厅没有下达硬性的生产任务，而是召开计划会议，实际上是订货与协作会议。省厅召集系统内的电动机生产厂家和一些相关企业，提出一个全省的各种型号规格的电动机数量计划方案，由各个厂家和相关企业协商承担，最后达成一个合同式的产供销计划。工厂负责生产计划分配的各型电动机的数量，省厅一方面要承担这些电动机的销售，另一方面要供应生产这些电动机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如硅钢片、漆包线、钢材、生铁、铝、轴承等，计划的产品和材料的价格基本是按国家计划调拨价，可以作一些调整。省厅的生产计划远不能满足各厂的生产要求，实际上也不是上级指令的生产任务，而是工厂向省厅要“配额”。所以，我厂除了电动机是向省厅要计划——配额外，还要自行生产其他产品，以充分利用剩余的生产力。总的说来，工厂生产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尽管我所经历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的不长时间的实际，但是它可以证明了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提出的，劳动者结合为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并通过一种形式联合为更大的协作体计划的合理性和实际的可行性。对于现在企业改制有适当的价值。
这个回复比博文长多了，不知道你是否看得下去。至于能不能发表——因为木水是公开评论，由网站编辑酌处。
刘金华 201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