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军事政变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加速崩溃的标志

泰国军事政变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加速崩溃的标志

（泰国军国主义化是全球政治制度加速崩溃的标志）

纳夫兹•艾哈迈德（Nafeez Mosaddeq Ahmed）， 原刊英国《卫报》专栏博客Earth Insight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earth-insight/2014/may/23/thailand-military-coup-system-failure-peak-oil-climate-food-debt-bomb-prayuth-chan-och

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并不什么新鲜事。但陆军总参谋长巴育（Prayuth Chan-ocha）最新夺取权力的行动突显出，如政府未能成功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虽然巴育说，迄今抗议活动已经导致28人死亡和700受伤，他只是试图“恢复秩序”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但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指出，戒严的声明似乎专门设计以有利于政变的策划者。          

无论事件如何发展，当政局不稳定加剧，独裁统治的机会就出现。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不稳定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分歧，而是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趋势的碰撞与交汇。

3年前，泰国英语日报《民族报》一篇精确的社论预见到：全球经济增长与充沛供应的廉价石油间有着不可忽视的紧密相关性。该社论指出象埃及这样的国家，国内石油不足与发生社会剧变间的关系，并提出下列问题：

“最近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已经在埃及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引起骚乱，能源价格的上涨也进一步增加了通胀压力。穷人是受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浮动影响伤害最严重的一个群体，因此政府必须针对食品和能源制定出补贴措施。”

这对泰国意味着什么？，这篇社论继续说：

“泰国通货膨胀率对油价上涨非常敏感，油价的上涨将推高本地运输和生产成本。作为一个能源严重依靠进口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谨慎应对，价格的上涨可能会破坏泰国经济和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事实上，泰国是一个净能源进口国。作为东南亚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国内总能源消耗约等于1.087亿吨石油消耗量（TOE），来自印度和中国不断上升的需求加快了廉价能源供应减缓的趋势，这也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挑战。

当然泰国的能源部也没有完全酣然入睡，对此无动于衷。2003年，一份政府报告承认，“泰国严重依赖进口能源不仅造成大量外汇损失，而且带来能源供应不稳定和能源价格变动频繁的风险。”报告督促政府制定一项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战略和加快对国内可更新能源的投资。

但问题在于转型的步伐仍然太慢，以致于“现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近来贫苦百姓受此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在抗议活动中日益起到重要作用的农民。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说：泰国经济的日益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所导致的。2013年，国际能源署（IEA）曾经警告，泰国经济面对外部经济动荡、能源供应不稳定和油价持续上涨等影响尤其脆弱。国际市场上高企的油价将推动泰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上升。

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泰国商务部声称“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消费价格指数在三月份上升了2.11%，而在四月份又上涨了2.45%。价格变动导致通货膨胀，尤其影响到“大米、猪肉、家用天然气和植物油”的（价格）。

欢迎来到未来。国际能源署（IEA)还预计，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泰国的能源消费量将上升75%。相对于此，它的石油进口账单将会戏剧性增长：可能攀升到700亿美元——即目前水平的三倍。同时，也可将当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归咎于“更高的电价和更弱的泰铢”，以及“部分地区的干旱”可能导致“农产品的短缺。”

气候不稳定的影响已经给泰国经济带来破坏。1981年和2007年之间，泰国平均温度上升了1摄氏度，在过去的50年中，降水的频率和水平减少，科学家们认为这会导致极端天气、风暴潮和洪水强度的增加。这削弱了泰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的地位。在泰国民众中超过40%以农业为生。2010年10月，泛滥的洪水几乎影响到三百万人口，并导致水稻减产约70万吨。同一年的干旱导致水位（蓄水量）下降到容量的15%，水稻生产也进一步衰减。

2011年洪水导致的灾害使计划中的政府支出被迫停止，削减了国内消费，而泰国的国内消费占经济产出的一半左右。洪水还摧毁了14%的稻田。这对政府的经济造成很大压力，因为政府需要补偿受影响的农民，并支持一个不可持续的“大米按揭计划”，保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用于出口。再加上其他主要的大米出口国的竞争，由此导致大米出口和政府收入均出现下降。

因为政府的大米收购计划主要是有益于富有的农场主，而政府则要承担日益上升的债务，因此被排除在这一分享计划外的贫苦农民日益认识到除了走上街头他们别无选择。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挑战，艰难度日的农民以及低收入工人都不得不忍受债务负担。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私人借贷迅速膨胀，以致于泰国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55%上升到2009年以来的80%。生活成本的上升（被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推动）促使产生大量债务，带来严重的政治愤怒与经济不确定性，同时失业人数也攀升到十年来的最高，达到60万人。

最近的研究显示高负债率的国家面临经济低增长率，尤其是居高不下的家庭负债率拖累经济增长。

这种债务上升加剧扩大了泰国的不平等。泰国前10%的地主拥有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61%。20%最富足的人的收入份额占全民收入的54%，而与之相比20%最贫穷人的收入仅占5%。

自从2006年政变以来，先前他信政府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失败的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发生逆转。

除以上原因外，加上与之相关的泰国国内能源短缺和气候危机加剧的挑战，这已经具备了制造一场系统危机的完美风暴的所有必要因素。

任何在传统“新自由主义紧缩开支”智慧框架下运营的政府——更不必提其还面临腐败缠身的困境，将很难应对这一情况。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的运作会将每个问题视为分离而独立的，并对当前时事表层的政治动荡做出迟缓的反应。我们因此而一木遮目看不到（整个）森林（只关注局部而不关注整体）。但是泰国的危机不仅仅是内部腐败、政治压迫和经济管理不善，——当然所有这三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危机。危机的关键是依赖化石燃料的全球经济模式和为自身利益而推动的无休止的增长。

泰国最新的专制统治的转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警告。除非我们准备合作来应对解决与危机相关联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外部环境因素，否则将冒险不得不诉诸反动的军国主义这一不可避免的“最终解决方案”以扼制新的动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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