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铁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8.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

其一，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2月17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

其二，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207）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象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9.《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重大意义。

首先，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其次，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再次，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最后，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港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P118-123）

（三）进一步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对外路线。

毛泽东这次访苏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P67）

其一，进一步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1949年6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践。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做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其二，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来的。同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P85-87）

其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1949年1、2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毛泽东选集》P1435）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他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周恩来选集》下卷，P85-87）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生动范例。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路线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