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哲学的幼稚。 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思想的极端和行为的愚蠢。 中国人在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逻辑，始终无法上升到同一性的哲学高度。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子集。是的，社会主义 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善（而非消灭）。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社会主义是无法消 灭资本的，资本主义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是哲学幼稚的一种表现，是极端思维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建设的思想障碍。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我们没有 认真总结欧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我们长期执着于二元对立的区域性孤立的制度试验。说到底，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与幸福的现实思考，社会主义并不是伟大的宗教革命。或者，也可 以这样说，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本就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进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再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接受 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社会共有，而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简单意义的公有制）。社会共有，是人人私有的集合， 而不仅仅是国家或单位代替持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更强调生活资料的绝对私有和一部分普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也强调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山、森林、水库等资源）和公共 设施（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等特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点在于，社会主义是多数人持有绝大多数资产（占总资产的70%以上）。由此，可以理解中产阶级对 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此外，我们钦佩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卓越洞见，社会共有是建立文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一般意义的公有制无法解决这个历史问题。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共有前提下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当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占据总人口的70%以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具备社会基础了，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稳固建立。当然，历史仍然在继续，事实往往胜于雄辩。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 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力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 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 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 于争取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 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均衡 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着，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二元对立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和 时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 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 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逻辑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 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反抗之后，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均衡。否则，反抗之反 抗将成为历史性的轮回。在哲学上，二元对立是短暂的和局部的，同一性才是永恒的和全部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包容、继承、化育、发展、完善，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新生命的诞生。革命后 的无产阶级不能变成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直接拥有他们的法权，革命的胜利就不能产生永恒的意义。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 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 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中国的王者哲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开始了异化的过程（将来专题讨论这一 问题）。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儒学的神化过程（所谓天理），宋明理学将中国哲学异化为僵死的思想躯壳。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异化了的王者哲学遇到了活泼的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 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异化了的王者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最佳选择。其中， 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逐渐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 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机械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极 端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着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 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游戏。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 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五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 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能力。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行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 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 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 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 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近代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 笔者对社会主义提出如下的验证标准。社会自然人（人民）真实持有多数社会财富，并直接享有社会财富相关权益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真实持有，是指直接占有全部生活资料 ，以及直接占有部分生产资料，并且享有未占有生产资料的主要收益。在数字上，可以大致理解为，中产阶级占总人口超过70％，中产阶级真实持有社会总财富超过70％。当然，经济基础也 就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就自然形成相对应的社会制度。易言之，公有制并不必然代表社会主义（政府并不必然代表社会），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经济 ）。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 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五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距离社会主 义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 。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的旧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 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 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朝鲜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旧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 ，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毋庸置疑，斯大林对此有着深刻地认知，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成了红色脾斯麦。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从这个意义 上讲，毛泽东的选择同样是明智的（不能脱离历史现实）。或许，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那些批判毛泽东专制的人们，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历史，仁慈专制有时候就是 最快捷、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民主形式。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 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南美如此，前苏东如此，北非中东如此，中国显然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 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 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特权和资本特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财富、全社会共同创造价值和全社会共同分享成果。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共和、社会共有、社会共治、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 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 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过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 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中国土豪，与俾斯麦之前的容克地主几户别无二致。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 部，初步实现了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其中，一小部分国家，甚至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有，具备了基本的社会主义特征。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 布已经渐趋大众化（相对公有），资本的收益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共享，资本决定具有了多数人决定的特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 产阶级。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构成决定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毛泽东当年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并非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我始终相信，邓小平那一代人是不愿意重蹈国民党覆辙的，他们只是并不清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见识了西方现代化的那一代人其实是想 尝试社会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导师的卓越能力，他们无力操纵改革的方向和历史进程。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毋庸置疑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 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蜕变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本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如此，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比较制度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方式得以延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赢得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并不充分，社会意义也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国家仍然存在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问题，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和侵略性的， 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西方金融资本并未放弃对内的压迫，西方金融资本仍然在进行资本殖民。同时，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 要手段。不再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资本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垄断和操纵。金融寡头对资本的垄断和操纵，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倒退，使资本主义退 回家族资本主义模式，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在冷战之后，西方的社会资本主义出现 历史性的倒退，金融垄断资本再一起崛起并失控，制造了迄今仍未完结的金融危机。危机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们再次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西方的左翼运动重新兴起，左翼政治家纷 纷等上历史舞台。奥巴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对于人性的尊重有时间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它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 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身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人类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仍然需要更完 美的社会主义制度。 4，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之路。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度升华。简而言之，毛泽东没有想到如何消灭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 。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斗争的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再生和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 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崔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 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 机。历史依旧是无情的，成功的改革远远不等于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缺乏进行哲学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勇气，中国社会整体丧失了哲学思辨的能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像梦一般地漂流。邓小平那一代人，虽然普遍缺乏哲学素养， 但并不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他们对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仍然敏感，他们的改革依然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力求中西合璧而不走极端。可惜，其后的政治家多是激烈政治斗争的幸存 者，幸存的原因恰恰就是彻底丧失主体性，他们是极容易陷入预设逻辑的一代人，他们多数时候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当他们失去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 主体性的意义。一些机会主义者，甚至公然以剥夺社会共有为光荣使命。他们将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全球化进行神化并异化，进而冲击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他们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 ，他们甚至没有资格成为社会资本主义者。 5，西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全球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存在两条脉络。东方的革命道路；西方的议会斗争。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其中，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席卷全球。在许多西方国家，他们更习惯于将社会主义思潮说成 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潮，事实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使得原始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社会资本主 义。其中，美国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变革就具有经典的社会主义特征。但是，多数西方国家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而没有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西方社会主义实践 ，就不能不介绍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主张通过民主程序逐步进行变革，以 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于1869年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开始发展。此党最后演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断发展 ，最后摒弃了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及革命，不再藉由这些手段来实现政治变革。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共同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最初社会民主主义包含了主张革命路线的 社会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和其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如爱德华·伯尔尼施坦、卡尔·考茨基和尚·饶勒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非革命路线的社 会主义者专有的称呼。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 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国家是瑞典。瑞典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发展得相当繁荣，虽然瑞典税率达57%，不过，瑞典经济发展得相当健全，从独资公司到跨国公司（如Saab、宜家、爱立信等 ），同时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并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例如：英国工党（党纲 里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的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纽西兰工党、和挪威工党等。这些政党一直以来以民主的 方式不间断的参与选举，致力于打造相对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及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是欧洲社会党的成员。 20世纪后期，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再认为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目标有冲突。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里明确言明其为社会主义，它的宣言守则也言明这点。大多数社会民主主 义者接受了中立派的第三种道路，支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且强调机会均等作为社会正义的基准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包含女性主义的观点、反对种族隔离和歧视、支持多元文化 政策。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能否被称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极大争论，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不再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了。 笔者认为：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同等重要。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逼近同一个目标。第二、用笔者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社会民主 主义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瑞典等少数国家除外）。第三、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重视立法和重视社会结构变化，无疑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思路。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有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 “摸石头过河”的模式，并不应该是一个伟大民族制度建设的理想方式。一个在梦中漂流的民族，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 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北非中东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应 该警醒中国人。2014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
水边: 编辑 水边 原来还是那一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融合，这位 卢麒元描述的美好新社会主义，至多是个福利资本主义。当真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美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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