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

　　4)中西方的语言结构差异

　　中国和西方在语言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今天是到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时候了。这是由于双方对自然宇宙认识导致的思维方式的结构差异，深深地沉淀在各自语言话语结构之中。比如，学了点英语的都知道“I am a student,”即“我是一个学生”。其实很少有人注意，英语“I am a student,”与中文“我是一个学生”在意义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同一句话。差别就来自英文这句话和中文这句话的不同结构。英语的“to be”句式是表达“质”的;“I am a student”说的是“我本质地是一个学生”。“本质地学生”是对这个说话者来讲，“学生”是一个不变的“质”的身份。然而在汉语中，讲“我是一个学生”，说的是这个“学生”身份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正在变化的过程，是处在一个学生过程之中。在汉语里，“是”的功能所在是过程性、互系性语言;“是”谓“成”，呈现为联系性结构。而“to be”是呈献现象背后的“质”。所以，“to be”和“是”显示了汉英语言在结构是差别的。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是下意识地存在的，以至中国人对西方人说话的动机不容易一下子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人就更是难以理解。可以说，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神秘的。中西方在理解上都互相有一个困惑，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是到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深层结构差异是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了，是该意识到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结构性的差异的时候了，因为它会引导我们朝着由于误解而发生的危机乃至灾难走去，走到灾难上去。可以随手拈来一个简单例子：“rights”不是权利，跟权利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中国人是用权利来理解西方的“rights”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导致误解，并成为危机，在朝着导致灾难的方向走。

　　前面已经做简要阐述，相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差别在于：它没有西方那个超乎万物、超绝性的宇宙开创之始。在中国哲学认识上，万物都是互相依赖、分不开地联系的;万物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作为主宰体、作为创世而创造，因此无需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西方人的生活，西方人的个人，西方人的社会事务都是通过那个东西来获得意义的。中国人则不用通过它，中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生活，获得意义的。因此，中国哲学的宇宙不存在一个不需要人类理解的超验东西。上帝这个东西是不可理解的，不需要人去理解而是去信仰的;它是一个超验的东西，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存在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确定性，恰恰不是需要人理解。在中国哲学，不需要存在这种确定性。是在这点上，西方思想贬低了人，中国思想给了人巨大的力量;因为宇宙间没有超越人类理解的东西，这种先验是不存在的。所谓“确定性”，它是指人类无法经验、无法理解，它是静止不变的真理。人类，特别是西方，已经花费一切努力企图理解，却依然没有理解那个东西。两千年了，人类花费大量的努力去寻找这个东西，到今天仍没寻找到，那个东西中国人认为不存在，西方人认为存在，仍然在继续的寻找。

　　近代其实发生了一场对“天、道、上帝”解读的灾难。西方把中国“天”的观念当成“天堂”理解，中文的“天”被译为“Heaven”的英文概念, 把“道”当成“天神之路”(The Divine Way)理解,当成西方上帝的概念去对待,是这样使得西方误入歧途，把中国想象为是一个具有西方那样至高无上东西的思想传统。一个纯粹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让他去想象“天道”这种观念居然跟万物和人类是互相依赖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怎么会跟人依赖呢?认为“天”和“道”属于上帝那种东西，所以才不可思议。这个情况反映在西方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词典。安乐哲先生说词典是一大灾难，许多像“天”这个例子这样的词汇，一直被认为与它英文的对应翻译词汇是同义的，但实际上它们的意义都不相通。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结构差异，也即汉语词汇在中文字典中的解释根本找不到西方那种至高无上超绝假设的前提。而西方几乎任何词汇都带有那个超越的假设前提所赋予的意义。而且是具有那种超越假设前提作为背景而产生了西方的词汇、语言体系，已经承载与形成着西方人的一种定式思维或思维定式。这个定式思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Heaven”(上天)、“Providence”、“God”(上帝)、“Nature” (自然), Form (形式), Spirit(精神)、”Soul(灵魂)、 Reason(理性)、“the Unmoved Mover”(不动的动者)，太多了，都是这种思维定式!

　　5)中国的精神和“价值观”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哲学没有二元对立。其学理是这样的：由于没有超绝体，所以万物是互相依存;由于互相依存，就没有割裂，没有孤立、没有散沙状态，任何二物，可做阴阳看待，二者不同却具有不可分割那种不分延续性的联系;由于不可分割，也就没有单向线性因果关系，任何二物之间都是互相作用、互相决定的。所以，对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说，一切偶对方面、事物、过程都是互相的延续、都是不断裂的通变互系。这是在易经当中能找到的。恰恰是这一点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这个学理决定中国哲学是互系性哲学。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概念思维、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中国是通变互系哲学。中国传统1)不相信有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中国的宇宙观是美学性秩序，而非逻辑性秩序;2)讲的自然是“自己然也”，而非西语“nature”这个概念;自然说的是一切都是互依互存，构成的关系是内在而非外在的;3)没有本体论，不相信存在最终无法分割的质体;4)不相信有超乎一切自然而独立主宰体。也可以叫中国哲学是“一多不分”哲学;相对于西方“一多二元”主流哲学传统，它表示 a)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不意味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成就一个不分、完美整体;b)达到和谐的途径恰恰是考虑差别;考虑差别，才不因为差别而排斥，为一己而伤害他人;c)一种心场结构或安乐哲所阐释的“角色伦理”：是承认每一个独特事物都是在自己经验场内与它种事物无法分割的，相延续的，成为一体的;修养，是修养环境敏感性!

　　关于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不意味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成就一个不分、完美整体，这一点再解释一下。我给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上课，大家都说美国是个人主义，中国是集体主义，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绝对性的。这样是把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了。其实中国传统既讲个人又讲群体。中国的个人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东西。应该说西方是“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中国是个人考虑而已。中国讲的这个集体恰恰是让人发挥个人的才智，而不是牺牲个性。儒家思想传统是主张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跟西方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为什么害怕提集体，就是认为集体就是集体主义，就是与个人主义价值对立的;一讲集体就是牺牲个人，所以要反对。在这个认识上，提集体就是邪恶的。

　　中国的“阴阳”不能称做“二元”(“duality”)。一讲西方是二元主义，马上就有中国人承认中国也有二元主义，其实是对西方概念没有搞懂。西方二元主义是“dialectic”，中国的阴阳与“dialectic”完全是两回事，因为阴阳不是各自独立、非黑即白那种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任何二物相遇必然是各自独立、互相冲突，而中国阴阳思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系。由于此，阴阳a)是生生不息，不是相害止息，走向末日;b)没有上帝安排设计之下的大目的论;c)没有线性地走向最终目标，没有终结历史观;d)而是螺旋形循环上升的历史观。

　　所以在中西比较哲学视野中，在意识上会得到太极图的心场结构和金字塔超绝二元结构的差别，这是个空前广阔的大视野，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今天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中西哲学和思想比照，这样比照得出的宇宙观差别的重要，这样的差别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还仍是一种互相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它导致思维方式、价值观乃至语言的结构差别。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哪，中国人在追求，同时因为找不到而在彷徨、困惑;它其实就在《易经》当中。可以说，纵有千条万条可举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尽管去列吧!但是归根结底都会追溯到《易经》去。精神家园就是它展示的那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结构是在相互比照之中彼此发现对方的。“一多不分”恰恰是《易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思想结构。把握了这个“一多不分”，就不难发现，中国提倡的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延安精神，千条万条，最后都追溯到中国的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为最大价值对待，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关系的自然、得当关系作为最大价值对待。中国人为什么有牺牲精神，为什么有舍己为人精神，感动中国的人物知多少，归根结底就是将个人作为是跟这个社会、社区相联系起来对待的，把这种联系看得是很重的。

　　看重什么，什么就是“价值”。中国人的“最大价值”就源自《易经》提供“一多不分”结构，它就是那个“天，地，人”三才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自然宇宙，它可称为中华文化的密码。《易经》堪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构成一体;它向人们揭示，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顺天命而不乏主动。《易经》是中华哲学思想、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造就了一颗中国灵魂，这颗灵魂化育于《易经》的中国特色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一颗与西方“上帝结构”灵魂不同的 “道结构”灵魂。西方的灵魂、西方的价值都和上帝扯在一块，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崇尚都跟道紧密相连，始终追求的是正道。历代对中国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思想或学派，无不渗透着《易经》的精神。儒，道，墨，法，释，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家，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上世纪的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都无不蕴涵着这样一颗中国灵魂。窥探中国自由主义主张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西化东西，它的心、它的核，还是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只不过其中对西方对自己饱含着误解的成分。

　　6)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多二元”

　　以上四个小节，都是为论述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结构的铺垫。没有上面的铺垫，就无法阐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上面铺垫的走向是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作为载体语言的结构上与马克思思想有可构和的确凿可能性。这是个哲学的学理逻辑性的契合点。可能最先能让人们想到马克思与中国哲学为什么契合的，是毋庸置疑地一个现象，即在众多西方流派思想之中，马克思的思想是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表现了比其他学派更能实现在中国大地思想土壤上落户扎根的。也是说，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对话不像其它西方思想跟中国对话那么难。它相对来得比较容易，表现与中国哲学有更大融通性，其原因是在哲学深层结构上说，马克思主义应属于西方第一问题思维。

　　在第一小节笔者已经交代什么是第一问题思维。典型的第一问题思维者是赫拉克利特。[12]马克思属于第一问题思维的一个明显表现是马克思主义表示认同和赞许赫拉克利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13] 对这段话听得非常舒服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听得非常舒服? 因为它是西方第一问题思维，西方在产生第二问题思维之前是这种思维，在那个阶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它是差别不大的。之所以恩格斯在这里重说这句话，表达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申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向西方第一问题思维的一种回归。这样的回归等于是在深层结构上跟中国哲学的类似结构就贴近了。

　　马克思主义结构不是一多二元。这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决定马克思思想不是一多二元的，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它的无神论;二是申明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三是它承认世界是变化的，宇宙是变化的，也是恰恰在这三点上，它跟西方主流的思想结构是相悖的。它在这三点上否认西方主流哲学的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也等于否认一多二元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对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本身的异军突起，脱离了西方主流结构。

　　a、“内在关系性”与“互相间关系性”

　　按照这个逻辑，很清楚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或者物质决定论者)和科学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的非一多二元思想结构使得他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二元主义的线性单向决定论者。所谓决定论就是单向的 A 决定B。在西方和中国都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种已经形成定见的说法，把马克思说成是“经济决定主义”或“科技决定主义”。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并非是深奥的逻辑，马克思根本就不持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它的自然宇宙观和非二元主义思维，决定着他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意志论。决定论是一多二元!西方主流哲学“决定论”，是线性单向原因 (causality)的概想;也即，一切事情都他者造成的;更关键的是，凡他者造成都带有法则形式：也即人们平常所说的“只要这样，就会那样。” 这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法则，是一种单线的决定的。是沿着这条线，则产生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这样就把主观的东西，政治的东西，跟现实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分割开来。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原因来自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马克思被误解为持有“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样马克思眼中的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

　　马克思固然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这个问题很关键，你是讲这两个事物各自独立的，在各自独立的意识上去讲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你还是脱离这两个东西的独立性去讲它们的关系，也即是由它们的关系来决定这两个东西的本身，这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是讲事物内在联系，不是“规律”!一讲马克思就出现好多“规律”的思想，“规律”思想实际是主流的西方思想形态。马克思讲的不是“规律”而是内在的联系。

　　内在关系性(inner-relatedness)与互相间关系性(inter-relatedness)是什么意思?需要首先区分一下“外部绑结(externally tied)”与“内部相连关系(internally　related relations)”。

　　欧门认为，甲与乙之间为内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所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相比之下，甲与乙之间为外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对于它们所处的相互间关系的独立性而说的。在内在关系上说，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这也是说，你把这二者看成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看成是互相联系的。是由它们的互相联系性来确定这两个是什么，还是由于这俩个是什么来谈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inner-relatedness”和一个“inter-relatedness”这样两个不同概念。内在联系决定，而不是独立性决定!也是说我田辰山是谁，是要讲我是北外的老师，是我和北外的内在关系决定我是谁，而不是根据有个独立个性，我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identity”(质性)来讲我是谁。所以这是内在联系决定，而不是独立性决定。我跟北外构成内在关系，通过内在关系来界定我自己。在内在关系意义上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14]

　　更进一步，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它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做了那么多的著作，写那么多的文章，资本论写了那么厚实际上讲的都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内在联系阐发他的理论的。因而，必须是在这种景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 Bestimmungen)”这一词的意义。也是说，他所讲的这个“决定”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个“决定”。[15]

　　马克思是在讲内在联系，不是外在联系!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充满关系的;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样说是具有明晰准确意思的。它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马克思的手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讲抽象的东西，没有把所看到现象看成一个不变的质体那样去进行分析的，是活生生的，是经验的东西，它们作为什么，是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不是各自本身的独立性，而是这些个体在一个整体当中所起的作用是通过这个情况去抓住个体的。而同是这些因素，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外部绑结(externally tied)”的。也是说当人们看到是外部绑结的时候，马克思看到的是内在的联系。马尼科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决不是类似“假如一个女人离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样的原因关系;这个就是单线关系，就是二元对立。它很简单的思维。而恰恰是在表面上是分割的，而在其中看到的是内在关系。这个是马克思所说的东西。

　　b、马克思的“辩证”是“科学”的同义词

　　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者。由流行的所谓“经济决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科技决定主义”的说词。这个说词的论据模式据说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正如欧门(Ollman)和萨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说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批评和说过，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了。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经济”问题! 马克思强调，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就会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叉问题的混乱。在一切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诸因素都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组成之内。有些社会里，那里并没有国家。(在这里补一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有个马丁﹒亚克大家如果看看他的书，马丁﹒亚克不把中国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称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说中国的性质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性质。)[16]而且宗教往往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现在中国也兴起大力研究公民社会，这实际是期待或者已经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对待。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公民社会、才有市民社会，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公民或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词汇，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由它所决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当中这些决定关系才是存在的。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科技，是辩证!这个是不能混淆的。

　　马克思主义讲的科技与我们今天讲的科技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与黑格尔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把他们自己与黑格尔区别开来，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阐述的很清楚。应该引起足够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同义词运用。马克思认为科学就是辩证法，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的(辩证的)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为满足生物性需要的生产、为新需要的生产、再生产和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自身显现的。一方面具有自然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其意义在于单个个人实现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什么条件下的，是什么方式，是以什么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的关系，它确确实实就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的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这句话的意义是相当深刻的。

　　马克思不可能是科技决定主义者!可以说，是在“内部联系”或“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它的非线性决定主义。正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线性决定主义所以中国人才听起来感觉那么舒服。可能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中国翻译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运用这些马克思的东西是，恰恰由于自己是一套非一多二元思维方式，所以西方二元主义的元素在翻译过程当中被相当地削弱了，也在无意识之中绕过了它。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7] 这就是中国的东西，也就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