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重庆课题组分报告之一

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1]

——重庆改出粗放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

摘要：

当前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中，最值得喜忧参半的是体现了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针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提出的三化：“全球化”，“去中央化”与“区域化”——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硕果仅存之三化成功典范。

只要剥去意识形态化的外包装，就能够看到这种制度变迁的主要经验，表现为在中国形成了“三个世界”：中央政府主动“退出”愈益不经济的一般制造业而垄断占有金融化制度收益；沿海发达地区则利用地缘优势与国际资本分享“资源环境租”和外来劳动力规模巨大而贡献的“福利租”；而在这种内生于不同利益占有格局的“去中央化”与“区域化”改制催生的市场化体制下，遭遇资本净流出困境恰是中西部资本极度稀缺的欠发达地区的普遍难题，这种越热衷激进制度改革就反而越被资金稀缺紧箍咒约束的痛苦，竟然演出了一场唯佛祖才能解除咒语的“戏猢狲”！

这种体现一般“发展主义”需求的改制进程，不仅使欠发达地区很难改出在“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常见的亲资本政府过度举债、大规模投资、粗放地发展“灰色经济”，而且对建于其上的“灰色治理”之势必滥觞无可奈何地形成路径依赖；遂导致群体事件频发！

据此，若愿意历史地看重庆经验，可知其具有超越一般发展路径依赖的创新意义和超越一般微观层次的经济学逻辑的理论意义。若再参考人们常说的中国内部也有三个世界划分，那么重庆新近的调整经验也对第三世界具有借鉴价值。

一是早在中央政府借防范东亚金融危机而强力推进金融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基本上失去银行信贷干预权的同时，重庆市就通过市级政府以相对较低价格集中区县政府土地储备而抑制了区县级政府短期的土地财政目标，形成了在主城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条件。

二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迎合全球产业重新布局需求带动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通过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的制度创新和打黑除恶，构成改出“灰色经济+灰色治理”的外部条件，初步实现了产业纵向一体化整合及经济空间布局调整的协调增长；政府同时期着力于改善民生，在改出单一追求GDP的排斥性的反科学的增长模式方面，取得了有利于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