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

（二）租、利、税与效益问题

人们对政府公司主义的一种批评是从效益的角度出发的：对于早期苏南式的政府公司主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政府过度的介入了企业的经营和决策，依靠行政命令分配资源，而且政府的运转开支和消费也从企业支取，使得乡镇企业经营效率普遍低下，并且高度负债，最终使得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中后期纷纷转制破产，可谓“成也政府，败也政府”。而对于当前地方政府在开发土地、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的公司化行为，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在于其在发展主义导向下片面追求GDP量的增长，大量的“圈地”拆迁，粗放的投资和建设，缺乏经济效益，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6；张占斌，2006；张鸣，2007；赵义，2010；）。这些问题既涉及政府公司经营的目标，也涉及具体的经营边界和经营方式。

那么，重庆的政府公司化是如何处理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呢？

首先，改出单纯的经济发展观点，提出以民生为目的的发展理念[1]。这无论是在重庆党政高层、政府决策中将发展民生作为第一位目标的强调，还是在其具体出台的改善民生的措施以及实施效果中，民生为导向的发展理念都有充分的体现。而要实现民生的发展目标，单一的靠GDP量的增长难以达到，更需要发展效益的提高，包括城市、产业以及财政的协调扩展和增长，才能使就业、住房、公共建设和福利支出得到保障，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正是重庆经验的核心部分。

其次，从经营范围上看，要素市场由政府调节配置，产品市场则由市场调节配置。重庆市政府所主导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涉及资源开发、基础产业、战略产业等公共性较强的范围内经营。而一般性的生产性领域，民营企业和外资也同时在快速的增长。2009年，重庆市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及外资的比例为40：49：11；并且，从近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上来看，私营经济（年均增速17.6%）以及外资（年均增速28.2%）都较国资（年均增速8.16%）要高[2]。

最后，从具体的经营方式上看。重庆最主要的八个投融资集团的经营模式，都实行政企分开和相对自主的经营。最核心的一点是重庆的政府财政不为这些投融资集团担保，只为其注入初始资本金并赋予一定的土地开发权，之后这些企业以此为基础在市场中融资和运营。当然，这些企业最主要的经营目标是完成政府的各种公共建设，但都是以项目的方式运作，各个具体项目中企业所承担的建设任务和政府给予的相应土地储备收益权都有较为清晰的界定。最终形成了“政府不向项目投入一分钱，也不拿走一分钱”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模式（楼建波等，2009）。

重庆通过市属投资集团对公共资源经营和建设的做法，主要是通过确立适当的经营边界实现租、利和税之间的协调增长和合理使用。崔之元（2010）也从“涨价归公”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归纳：政府可以只用从土地资源开发中获取的收益满足各种公共支出需求，从而可以少征或不征税以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而进一步看重庆的经营模式，更为关键的是真正确立了民生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正是在这个目标的统合下，才有了这种协调发展的需求；辅之以合理的经营方式，实现了土地增值、产业增长和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