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

三、“改出灰色”：新政府公司主义的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战略调整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是斯坦福大学戴慕贞教授在考察苏南模式时提出的概念（戴慕贞，1992）[1]。最初是指：地方政府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动用政府的力量兴办乡镇企业并控制其经营，直接干预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如同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公司。虽然乡镇企业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没落，但地方政府直接主导经济发展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某种意义上，GDP是公司化政府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其利润”（赵树凯，2006）。

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活动这个特点上来看，重庆发展的核心制度经验仍然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但其又呈现出一些非典型的企业特征：在当前单一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以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为首要目标，这是典型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而重庆将民生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更多的呈现出社会企业的特征。因此，可称作是改进型的新政府公司主义。

（一）交易费用、外部性问题与政府公司化

 Coase（1937）在其开创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的产生是为了克服市场中存在的各种交易费用，当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人们就会选择企业而非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对于私人、企业或市场都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有时则有必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解决[2]（Coase，1960；Mankiw，2003）。

政府公司化存在的依据也是为了克服各种交易费用和将一些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当然，并不能这样简单的对概念拼装；但其内含的对后进地区在资源和资本都极度缺乏的条件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对国家层面的制度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像英国这样的早期工业化国家，最初起作用的制度主要是工厂；而在欧洲工业化的后进国家如法国，最初是银行发挥了主要作用，第二阶段工厂制度才成为主角；对于那些外生性现代化国家，如俄国、日本、土耳其，工业化只能是由政府推动，排除制度障碍，并且直接组织经济活动[3]（Gerschenkron，1996）。戴慕贞（1999）也指出80年代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东亚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内产业发展各种资源的角色，早期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便得益于此。

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在区位、交通及资源等方面都没有优势可言的内陆山区，政府的统筹经营和强力推动在发展初期尤为重要[4]。

例如重庆城区扩展中的路桥建设，由于山区地形限制，工程量更大成本更高，而且收效缓慢，依靠私营企业的力量和市场的手段是难以实现的。正是政府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了“八大投”，再以政府手中掌控的充裕土地储备支持其融资建设，由其代行政府的土地开发和建设职能，才能使大量基本建设在短时间内完成。再如，对IT企业全产业链的引进和集聚，若非政府强有力的整合各种软硬件资源，以及直接出面引进企业，也是难以自发实现的。

这种促进经济中的许多部门同时进行协作投资的政策也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大推进”理论所主张的（Rosentein-Rodan，1943）[5]。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都有改进的余地，对政府公司主义的批评也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