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发生很多惨事。钉子户是其中之一。但这个社会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不管好事坏事，都蕴含着商机。跟股票指数一样，不论涨跌，都有人赚的。 就拿时寒冰为例。刚开始他的观点还有点意思，尽管我们早说了，他的所有措施都放在改善住宅交易流程（诸如反腐败，透明等等）是毫无用处的，不过也还算结合了点实际。但后来他就纯粹跟任志强较劲。老任说房价不跌，他就摆出一堆数学公式说房价肯定跌。看着这哼哈二将，就跟两风水大师在斗法。我们不禁要问，这房价跌了跟俺有鸟关系。 但就这种斗嘴，两人都出了名。时旗手的书卖了一摞又一摞，甭提有多高兴。如今限购了，房价跌了，屁民乐了吗？我看乐的还是时旗手嘛，而任大炮还是照样刷微博，粉丝还节节攀升呢。我单位就有一位没房的小白领很崇拜任大炮，觉得他说的没错，因为房价跌了，好多行业就跟着倒霉。 所以，像他们这二位，摆出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两人演起对手戏，粉丝们一会晃荡到这边，一会晃荡到那边，最后就回归到中间。这样就河蟹了。倒不是说粉丝有多蠢，而只是利益。由于利益，这些人不敢想象离开资本还有别的可能，于是只能在这个框框打转，跟杯子里的水一样，眼瞅着要晃出去了，只要杯子不动，慢慢的也就平息了。 时任二人争论的是“治国”之策，却着眼于如何在他们的粉丝群中完成“安邦”的社会职能，河蟹在这类人的话剧中日益巩固起来。 总之，河蟹的文化产业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称为“良心”的行当。只要一出现热点，“良心”专家们就很娴熟的兵分两路，占领两侧高地，然后搭台唱戏。他们与其说是在争论什么，还不如说是背台词。他们与其说在鼓吹什么，还不如说是把观众们束缚在他们周围，不让他们乱跑。 跟各行各业一样，“良心”业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获胜秘诀就是嗓门要一年比一年大。比如叶檀，刚开始以中国小业主良心的身份出现，到2012年，就已经扩展到全球小业主的代言人了。因为她说：全球央行都在剥削中小投资者！——她认为是资本家在“剥削”资本家，但对于“工人”——依据去年的说法——“给工人涨工资、国家搞福利就要靠多发行货币，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工人没有多创造价值，所以没有给工人涨工资的来源” 我们回到“钉子户”上。 “钉子户”由于很悲壮，一直是“良心”业的重要领域。越惨其商品价值越高，是个高附加值的商品。一有事，各路良心蜂拥而至，台词不外几种：腐败，垄断，不透明……左右两派的台词没有太大区别。 左边那位爷要的是“社会主义”，右边那位爷要的是“资本主义”，按理不应如此。可偏偏如此。那只能表明二者是有共识的——市场经济。于是左边那位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这不正是邓挫的方略吗？这就对了。别看左边似乎老骂邓挫，但归根到底他们沿着邓挫开辟的道路前进，只不过他们要的是“好的市场经济”，这跟右边有何不同呢？翻遍了邓选，也没见他讲过要“坏的市场经济”吧。 由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左边那位爷。但据上述逻辑关系，其实没什么不同。左边说的也就是右边说的，不同的只是包装。 旗手是最典型的。于是张旗手就理所当然的被我们挑选出来把玩一番。这里有篇2007年的文章《钉子户把什么钉上了中国历史》。 旗手就是旗手，一出来就跟“中国历史”扯上了，气势恢宏。进去一看，“胡温新政”？！这至少表明张旗手在5年前的政治态度。今天他又喜欢上谁呢？ 但这不是重点。对人的看法是可以变的。谁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呢？可对经济利益的观点却是更为稳定的，从这才能做出对旗手的客观评价。 抛开“胡温新政”，张天师怎么评论“钉子户”呢？ 他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什么叫“钉子户”？“钉子户”是多年来暴力拆迁形成的概念，把那些拒绝搬迁的老百姓称为“钉子户”，然后动用武警、公安、法院，有的地方甚至使用黑社会等暴力手段加以解决。为什么拒绝搬迁？因为不按照市场价补偿，为什么不按照市场价补偿？” 我们感兴趣的是红色部分。因为这反映了张旗手的经济观点，如上所述，这是最稳定的观点，特别是对张天师这种4,50岁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在社会的经济关系已经稳定了。倘若他只是20出头的小伙，那就另当别论。常言道：莫笑少年贫。这是指“少年”的经济关系尚在变化之中，其观点自然也是不稳定的了。 所以我们翻出张旗手的 5年前的文章，绝不是有什么考据癖，挖空心思整他的黑材料。而是探讨，他的经济观点是如何延续下来的。 张旗手的逻辑很清晰：钉子户不搬是因为没有得到市场价补偿。换成我们的语言体系，就是“钉子户的住宅商品没能得到等值的补偿”，再简化，就是“钉子户和房产商之间不是等价交换”。 总之，张旗手谈的是“交易”，他认为交易不等价，而“暴力”就起到弥补差价的作用。这个逻辑体系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要指出，这也是右边那位爷的逻辑体系。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同类的问题上，这些人——左右派——共同奉行了另外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08年张旗手写的《改革让老百姓屁滚尿流》，里面关于劳动力价格，他有如下观点： 强权把中国劳动力价格强行压到了价值以下，一是通过立法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二是地方动用武警等专政力量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并且这两种手段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典型的说明，就是修改宪法，把罢工自由连同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全部删除掉，而自由罢工和自由建立工会，是工人抗衡资本、形成合理劳动力价格的主要手段，没有罢工和工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劳动力价格…… 他的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他认为目前劳动力的买卖并非“等价交换”，是“降到了价值以下”。怎么导致的呢？是因为“强权”。总之，错不在于市场，而是“强权”。我们再次看到，左右派是多么类似啊。张的对手们（也是同行）也提出了“不完全市场”，“不对称市场”等类似概念。千错万错，绝不可能是市场的错，而是没有实现“纯粹的市场”，在那里面，买卖双方都有“自由意志”，尽情的协商，最后得出“自然价格”，然后交换产品。 总之，左右派都喜欢把市场出现的问题归咎为“外力”，比如腐败独裁之类，还有张旗手的“强权”。我们在《珊瑚礁》一文提及，如果统治只建立在军宪特的基础上，那就等于说资本只由活劳动构成，而没有庞大的固定资本支撑，这是极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靠所谓“强权”能把劳动力价格长期压到价值以下是不可思议的。张对“立法”和“专政力量”的批判，只是一种夸张，反过来表达的是对“立法”和“警察”的膜拜，这不正是“右派”们的特征吗？他们不是很喜欢拿着“警察国家”说事吗？ 这种廉价的批判，只不过为了宣称还存在没有强权的市场经济。我只能说这是小生产者小业主们的妄想。 第二，张旗手认为“没有罢工和工会，就不可能形成劳动力市场”。这是正确的。张没有辜负旗手的称号。他确实展现了对市场经济的洞察力。“工会”的确是当代统治架构的组成部分，与之类似的，“妓女”和前述的“良心”产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工会”本身并不意味着工人的革命，也不意味着阶级意识的提高。正如枪支弹药本身不意味着“政权”，是拿着枪杆子的革命者创建了政权。 资本接受的“工会”——俗称“黄色工会”——是工人和资方讨价还价的场所。是为了通过“自由意志”，确定劳动力价格的组织。这不但没给老板找麻烦，相反却是帮助了老板。因为如果没有“工会”，老板要自行分析市场以确定劳动力价格，这就加重了老板的负担，而且信息会失真。比如老板忙于赚钱，却忽略了手下的技工行情已经悄悄涨起来了。如果没有工会，技工都无须罢工，直接就跑了---正如现在珠三角发生的普工荒一样。 所以，张旗手说的没错，只有“工会”，才能形成劳动力市场。因为这种“工会”完成的是劳动力定价职能，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社会分工。于是，河蟹才会大张旗鼓要求建立企业工会，这是有远见的。否则单靠“人力资源部”是没法对劳动力市场做出预测的，也就没法预防“普工荒”。 黄色工会给予工人的不是阶级意识的提高，即意识到自己是被奴役被压迫阶级，相反，它强化的是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提供者的意识。它给工人建立了一个小生产者的幻觉：你有劳力，老板有钱，等价交换。本质上，它把小生产者的错觉强加给工人，无视在大生产中工人劳动被无偿占用的事实。 第三，张的洞察力到了这一步就消失了。他不可能超出阶级地位的约束。他提出了一个称为“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的概念。“合理”的价格，不过表明这个“价格”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强权”有“强权”的“合理价格”，“自由意志”的协商也有“合理价格”，总之，这个价格既然存在了，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难道杨白劳要还钱给黄世仁有什么不“合理”的呢？难道蒋介石集团的出现有什么不“合理”吗？“合理”只反映规律，但“利益”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论证“合理”和开展“斗争”是两类不同的事情。 但张旗手热衷于“合理”的价格，再次跟右派同行紧密携手起来，因为他们也鼓吹“自然价格”，似乎有了这个“自然”的价格，似乎只要是买卖双方是“自由意志”，那就神圣不可侵犯了。但张旗手和右派同行不同的是，他喜欢拿文革来装裱观点。 他声讨，删除1975年宪法的四大自由是很邪恶的。有多邪恶？原来只是因为没有罢工自由，劳动力市场就不能形成，从而“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就不能形成。 噢！原来如此。搞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罢工自由只不过是为了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而不是劳动者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他避而不谈文革的经济基础，他避而不谈正是因为经济基础的变革才赋予了罢工自由的革命意义，他要谈的只不过是“宪法被修改了，劳动力价格不能形成了，所以老百姓受苦了”。于是在他的逻辑中，文革和改革类似于资产阶级两党制，更倾向于大财团的新党（比如共和党）上台了，推动修宪，然后老百姓就倒霉了。在此，我们希望那些尚存幻想的同类们认真想想，这到底是对文革的推崇呢还是对文革的污蔑。 我们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我们认为，不是因为“合理的劳动力价格”没有形成导致老百姓受苦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劳动力价格”形成了，即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老百姓才受苦。所以，没有什么“好的资本主义”，诸如没有强权，没有垄断，没有腐败，没有裙带的市场经济，那是永远不存在的。因为这些东西统统是私有制自然产生的，有“自然价格”，那就有“自然罪恶”。强权，即使有的话，不可能让劳动力商品丧失等价交换的属性。过去的民工潮和今天的普工荒，难道是警察驱赶吗？是资本，是市场，而不是强权。这已经是标准的市场经济，再没有“更好”的了。 我们接着看，如果有了“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工人们是不是就能得到幸福生活。 假设有甲乙丙三位工人。他们都是中级电工。学历资历都一样。论家庭负担，都有一个小孩。甲乙夫妻是双职工。但工人丙的老婆却瘫痪在床。 某老板招2名电工。甲乙丙一块去应聘。甲乙要求待遇4k，但丙要求5k。很明显，既然甲乙丙业务条件一致，那老板自然录用甲乙。 要补充说明，这里提到的“某老板”，是对资方的抽象。可以理解为，甲乙丙三人面对整个资产阶级集团，他们要求的待遇都是这样的。而“2名电工”也是对劳动力供给的抽象，即总有1/3的劳动力失业。 这个故事本来很平淡无奇。工人丙既然薪水要求过高，老板不答应，那自然得走。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但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跟“钉子户”做类比的。于是我们设计了新的情节：工人丙没有走，他觉得很委屈，他不干，他爬上工厂大楼要玩跳楼秀。他高呼，为什么不能满足我的薪水要求呢？我多拿1k有什么不对吗？你老板挣那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多付出1k的薪水呢？1k对老板你来说不是什么负担吧。可对我却很重要。 我们来分析这事儿。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据此，如果抛开家庭负担，由于甲乙丙的业务水平一致，那这种劳动力的生产（即获得中级电工资格）成本是一致的。但要涉及“再生产”，即这种劳动力商品在工作场所的损耗必须在家庭得到恢复，那就不得不考虑家庭负担。此时，甲乙二人情况类似，于是二人的薪水要求自然也是类似的。但丙的负担要重的多，他回到家要照顾瘫痪的老婆，要忙活到深夜才能睡觉。即丙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弥补劳动力损耗，丙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甲乙要高的多。就好比有甲乙丙三块电池要充电，甲乙花两三小时就充完了，但丙得花多几倍的时间。 所以丙的薪水要求也是有道理的，不是漫天要价的。他需要多出1k，雇个保姆，或者给老婆和自己买一些好吃的，加快劳动力损耗的恢复。 这样我们看到，甲乙对自己商品价值的估价是对的，丙也是对的。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社会必要时间”——大部分工人的老婆都很健康。于是，这个“社会必要时间”就得依据大部分工人的平均情况来确定。那也就意味着残酷的事实——工人丙照顾瘫痪老婆的劳动是“非必要”的了。整个商品社会的冷酷都可以从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源头找到注解，而无需求助冗长的道德说教。 工人丙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自己明明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我并没有打算占老板的便宜，我确实值这些钱。但这是徒劳的。因为那只是他的个人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 要指出，我们设计出工人丙老婆瘫痪这个情节确实有点极端，毕竟这种事儿不是多数。但工人丙的委屈却是广泛存在的。每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又不得不服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这个差价的弥补，只能自己咽进肚子里。所以，有些人说“自由经济可以实现自由意志”，或者“尊重个体意志”，这只能是胡扯。只要资本主义的根基---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商品价值一经形成（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那就谈不上“自由意志”，也谈不上“个体意志”。 我们回头看“钉子户”。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他的绝大多数邻居早已和开发商谈妥了，搬走了，唯独留下他，才成为“钉子”。于是“钉子户”和工人丙的委屈是一样的。因为绝大多数邻居都接受了住宅商品的社会价值并完成交易，这些邻居们可以类比工人甲乙。但“钉子户”却采取对抗的态度。从他个人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他当初为弄到这房子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或者这房子对他有特殊的意义（比如祖屋之类），但只要住宅成为商品，其价值由“社会必要时间”来决定，那他个人的这些理由就统统不作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钉子户是在对抗商品法则。 接下来看看，工人丙是否可以和钉子户类比。有人会质疑，二者无法相比。 比如有人会说，工人丙是有退路的，这家老板不要，可以换下家，换到能接受他的要求为止，又或者工人丙可以兼职。而钉子户不行，这房子没了，他住哪？ 首先，我们说过，“某老板”是资方的抽象，工人丙面对整个资方集团，他也只能这样提出薪水要求，因为这确实是和他自身劳动力损耗等值的。于是，他也没有退路。他唯一能退的只能是降低要求，那就意味着个人损耗无法得到弥补。那会不会有发善心的老板呢？平均来说，是不存在的。他发善心，那也就违背商品法则。要记住，“工人丙”本身也是某种劳动力的抽象，而不是孤立的，是千千万万个有着自身特殊负担的工人的抽象。所以一两个“善良”的老板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如果有一堆老板发善心，那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垮台。 那么工人丙能否兼职呢？比如他通过兼职，正好获得了1k薪水。但这只不过是对他兼职的劳动力损耗的必要补偿而已。因为他为兼职提供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同样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于是，工人丙那1k的窟窿还是无法填补，此时他的劳动力损耗已经达到6k了。 所以，在商品框架内，办法只有一个，上面说了，只能劳动者自己生生的咽进肚子里。于是所有生活的艰辛也可以从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源头找到注解而无需求助冗长的道德说教。 可见就商品价值实现而言，不管工人丙还是钉子户除了自己买单没有任何退路。 还有人会说房子是很特殊的商品，没有房子还真活不成，可工人哪怕“把劳动损耗咽进肚子”尚可苟活。这种质疑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钉子户和工人丙一样都有退路----以下内容会显得我没啥人性，但我也只是实话实说。 比如工人丙可以通过捡别人淘汰的商品来弥补劳动损耗。本人就观察过菜市场的早市，那时候菜贩们都忙着把有瑕疵的蔬菜瓜果给扔出来，地上堆成小山，工人丙吃这个省点钱。另外留意一下，即可发现身边还有大量的废弃边角料可以利用，工人丙也可利用。 同样，钉子户的退路甚至更大点。开发商也不见得不给钱嘛，他可以去租房，甚至我还可以指一条更有趣的路子----住帐篷。如今花上1k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野营帐篷。宽敞且防蚊。再不济天桥底安个窝，果真活不下去？北京的银行自动柜员机是有暖气的，晚上去那取钱，会看到流浪汉们在里面睡的可香了。至于洗漱可以在公司解决嘛。我曾有个小同事，就是这么干的。他就没租房，单位厕所有水洗脸，冬天洗澡可跑澡堂。夏天直接在厕所解决。 可见，啥困难，人都有法子解决。底线不过就是蝼蚁罢了。樊纲说，改革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啥样的底线呢？到蝼蚁的程度也不见得会反嘛。可见这底线是有很大弹性的，蝼蚁也当不成，不妨接着当微生物。 上述没啥人性的招数有个什么共同特征呢？那就是商品社会中，劳动者实际劳动损耗和劳动产出价值之间的差价，只能到非商品领域获得弥补。比如蚁民平时爱搜集个小瓶小罐，房子杂物也越积越多，生活的污秽琐碎都可以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源头得到注解无需求助冗长的道德说教。而富豪们却有能力过上简约型的生活。用马克思的话讲，富豪无需考虑消费资料的储备。只需要货币储备即可。 这本身就是对主流的讽刺。据说无所不能的市场经济一面在仓库累积了大量的商品储备，一面却在各位蚁民家里累积了大量的消费品储备（杂物）。因为蚁民需要从非商品领域弥补劳动损耗。可有人却说，这表明“无产”阶级不存在了，理由是好多人储备了很多杂物。对这种脑残，除了满清十大酷刑，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去招呼他们。 还有人质疑，工人丙是和资方讨价还价的，他玩跳楼秀是没道理的。可钉子户不同，那是资方蛮横无理，霸王硬上弓。所以二者是无法相比的。 这种质疑很有意思。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多如牛毛。非但良心们都这么想，而且连受害者们也同样这样想。其核心是指，在交易中，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协商，价格就不是自然价格，而是扭曲了市场信号，从而屁民就倒霉了。如前所述，张宏良之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觉得“强权”扭曲了价格信号。 我们想再次提醒那些尚存幻想的同类，左右派在这类核心问题上立场如此一致，你们真的指望这样的左派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吗？ “自由意志”是个很玄的东西。玄妙在于这玩意应该是存在的，可我们从外观上却观察不到。怎么讲呢？ 曾有位朋友问我，你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思想自由”？我说，打人类能思考开始，思想自由一直都存在的---你脑门里到底想什么，我怎么能知道呢？没有啥“强权”能强制你不能想什么，能想什么。 至于“不敢想”或者“想不出来”，那是阁下的事情。古代人想不出来“飞机”，如今的小业主们“不敢想”没有资本的世界，绝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直接作用于“思想”，阻隔人的神经信号传递通道。目前在技术上还办不到这点。所以思想自由一直都有。但思想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 可思想表达出来，用物质媒介传播出去，那就不仅仅是思想了，而是现实的物质力量。理所当然受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因此，这时候谈“自由意志”毫无意义。 我得多啰嗦一段。还有位朋友问，怎么理解“信仰自由”。我的答案也类似，阁下脑子里爱信什么不信什么，我怎么能干预呢？可见信仰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比如你要开一座寺庙，说要实践宗教信仰。那这就是物质力量了。开寺庙的地，资金，劳动力从哪儿来，寺庙怎么维持。这就得服从当时社会的行规----比如商品社会就得服从商品法则。在这种规矩下，自己玩不下去了，可别扯到“信仰不自由”身上。 所以，“自由意志”，应该是存在的，但只是阁下自便的事情，只要行动起来，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由意志”。 但各位良心，左右派的旗手们，却痴迷于玩弄这类唯心主义的玩意。比如他们管“自由意志”叫“真实的意愿”。他们认为在没有“强权”下，各人才能表达“真实的意愿”，最后形成的价格才是“合理”的。 可到底啥玩意叫“真实的意愿”呢？就拿本人来说。小时候玩过航模，我至今都想拥有一搜游艇。这是不是“真实的意愿”呢？我都白纸黑字写出来了，还不够“真实”吗？但当我跟资方谈劳动合同，我又不得不接受和我这种商品价值等额的工资。这同样也是我的“真实的意愿”，这合同就是我亲手签的，还不够“真实”吗？ 人随时都能产生一大堆“真实的意愿”。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呢？同理，在所谓自由选举中，据说能表达“真实的意愿”，可选票却只有一张。到底应该投给哪个“真实的意愿”呢？ 可见，二者是相同的。如果认为价格是可以通过“真实的意愿”来决定，那就必然认为通过选举可以表达“真实的意愿”。反过来，如果价格只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扯不上“真实的意愿”，那么选举也同样不可能表达什么“真实的意愿”。 如果要让这个词儿有现实意义，那只能说所谓“真实的意愿”指的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意愿”。因此，事情又回到原点——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有的只是物质力量的制约。所以，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选举，就算排除各种各样的“强权”，也不可能表达出什么“真实的意愿”，而只不过是对客观形势的确认——我投票赞同，不代表我喜欢，更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种无奈，我不清楚反对后能有什么结果。 因此，归根到底，选举选不出一个社会变革来。只有通过革命者打出一个势头来，从而改变了无数迷茫中的“真实的意愿”，然后才能形成浩大的人民运动，加速统治者的崩溃。 同理，在开发商胁迫下签订搬迁合同，跟双方在和颜悦色下签订合同，都是“真实的意愿”的体现。商品价值本来就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工人在多大程度上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老板在多大程度上无偿支配工人的活劳动，阶级的对抗，直接决定了劳动力商品的价格。 你的力量到哪里，你的“自由意志”也就到哪里。阶级社会，就是这样的。而良心们，旗手们却装疯扮傻，他们给屁民支的招居然是让“自由意志”，“真实意愿”来决定价格，难道他们不知道资本的“真实意愿”是什么吗？ 人民大学叫兽张鸣说，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那些老板们要求放弃企业是“被自愿”。这位先生还自以为发现了什么耸人听闻的真相。可这纯粹是脱裤子放屁。“被自愿”有什么奇怪么？开个公司，不但利润被限制，财务还得受工人监管，请问，这老板当的有什么劲呢？索性公私合营后在国营单位当个会计不好吗？反过来，谁会相信在当代老板们的“自由意志”会放弃企业呢？同样，照张鸣的逻辑，当代工人每天上班不也是被自愿吗？ 还有人说杨白劳和黄世仁是“自由意志”签订债务合同。所以杨白劳还钱是天经地义的。这我不但完全赞同，而且恭喜这类人，你们不愧为河蟹狗了。依据这逻辑---只要是“真实意愿”，一切后果自负，那么当代就没有什么惨事了。你们还骂什么政府呢？没人强迫你呆在中国吧。你们还骂什么高房价呢？没人强迫你买房吧。你们还骂什么通胀呢？没人强迫你非得买一样多的东西吧，就不好少买点？ 其实当代“自由意志”的乐园就在菜市场。在那里，每天都有一大堆屁民和菜贩在相互交流着“真实意愿”——讨价还价（有兴趣的还可思考，屁民和菜贩在什么基础上才得以尽情的讨价还价呢）。照计他们的生活早就因为“真实意愿”得以实现而富裕起来。可实际呢？菜贩和买菜的屁民，绝大部分都只是最底层（富人喜欢到专卖店买，比如广州就有一家专卖进口蔬菜瓜果肉类的，价格比同类普通的贵了三四倍，门庭若市，那里可不会讨价还价的，依据良心的逻辑，富人们无权在那里表达“真实的意愿”）。 小资产阶级被资本和劳动前后夹击，一面他们不肯放弃资本的自由，另一面又要求“平等”。可这个平等却不可能是生产资料上而只是“交易”上的。他们一屁股坐在社会真相之上，却满世界拿放大镜找“不平等”的根源，终于找到了——据说在交易中他们的“真实意愿”没法表达。 要成功的表达“真实的意愿”，据说只要交易双方“平等”即可。但是经济上的平等早就被他们以“平均主义”否定了，结果只剩下所谓“强权”，“腐败”等等的空洞指责，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某种脱离经济的纯粹的“幽灵”。于是他们一面徒劳的跟虚幻的所谓强权做着毫无意义的“斗争”以彰显自己的“良心”，一面在他们屁股下面两极分化照样蔓延。 而对大资本，从生产到交易无时无刻不在体现他们“真实意愿”。于是大资本也装出大义凛然状赞同小业主们的妄想。这样，在我们围观群众眼中，就出现了一副荒诞的画面---小业主左手无力的在拍打着大资本厚实的身躯，右手却紧紧的搂住大资本的腰。欲拒还迎，欲说还羞，好一副春宫图！ 可见，关于交易中的“自由意志”，是资产阶级低俗无聊的遁词，渗透着无耻龌龊的灵魂。 总之，“钉子户”是在为自己个人的住宅价值不能实现而抗争，工人丙也在为自己劳动力价值无法实现而愤怒，二者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很好奇，“良心”们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持不同的标准呢？ 如前所述，张宏良正确的指出：没有工会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类似表述也见诸于右派同行。我们也从没见过哪个良心是反对组建工会的。这一方面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面，在前面说过，工会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价格核定的重要场所，当然这指的是黄色工会。组建这样的工会，有眼光的老板非但不反对还会大力支持。 总之，在各位左右派良心的眼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个商品价值的确定有赖于组建一个大的劳动力集贸市场。工人以拥有劳力商品的“小生产者”（这只是错觉）出现。其售价是通过竞争确定的。而工会则是工人进行内部竞争的场合，得出平均值后，以工会的名义跟资方谈。这样就显得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利益。 可实际上，黄色工会从不谋求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根本变革，于是纵然工人在工会内部“自由商讨”工资，还是受到了阶级压迫的制约。他们的自由，只是压迫下的自由。相反，资方却可以从这类工人之间的“自由意志”获取第一手的情报，从而决定工资水平。良心们扯了一堆信息不透明的遁词，说白了，资本压迫劳动才是根本原因。老板可以从工人的“自由意志”中了解到被压迫者的奴性到了什么程度，但工人却无法了解老板之间的“自由意志”，也就无法了解压迫者的兽性到了什么程度。 无论如何，既然良心们对劳动力商品不存异议，那就必然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即工资水平的确定方法（即通过激烈的竞争取得的平均值）没有异议。那么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去关心劳动者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差价的弥补，从而所有劳动者的艰辛，无奈，污秽，琐碎都不可能指望他们去解决。 于是，倘若工人丙果真玩跳楼秀，良心们还会蜂拥而至吗？劳动力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根基。如果让工人丙得逞，那么千千万万个有着不同个人负担的劳动者也有同样的理由要求补偿。 总之，如果良心们对工人丙，即以他为代表的千千万万有着个人负担的劳动者表示同情，那就意味着他们也加入到对抗商品法则的队列中，也就意味着他们加入到让资本主义崩溃的行列中。试问这有可能吗？ 所以，张宏良说的很清楚，通过工会来完善劳动力市场。即通过社会的力量来确定劳动力价格。这又是脱裤子放屁，本来就是如此嘛。左右派的良心们都不可能支持一个工人因为劳动力价值与社会的冲突而玩钉子户的把戏，因为这会毁了整个商品大厦。 既然劳动力是商品，那么工资水平必然是社会竞争的结果，决定权根本不在单个劳动者手里，更加扯不上劳动者的“真实的意愿”。对此，没有哪个良心（无论左右）表示反对。 如果把该原则贯彻到住宅拆迁领域，由于钉子户的大部分邻居都已经和房产商达成合同了。这表明，经过被拆迁户内部的竞争，被拆迁户和房产商之间的竞争，这个区域的住宅价值已经形成了。这个价值，已经充分体现了社会各阶级围绕该商品斗争的力量对比。既然认同商品法则，那么就必须认同这个价值的合理性——这不正是“合理”价格吗？ 但实际上，良心们却把钉子户当做彰显良心的绝好题材。而对劳动力的实际损耗和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价，良心们只会耸耸肩，认为这是没有法子。充其量加上“黄色工会”，还不满意那就只能认命了，因为商品就是商品！ 但他们却在鼓励钉子户们对抗商品法则。乍一看，这样的双重标准确实让人迷惑。他们动机何在？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当代所有劳动品具有三种角色“产品”，“商品”，“资本”。 打个比方，制造一把椅子，不管目的，都统称为产品。 如果这把椅子以交换为目的，就成为商品。在和别的劳动者交换商品时，他们实际交换的是“劳动”。通过交换，双方分别消费对方的劳动成果。 如果通过这把椅子，不但占有对方的劳动，还是无偿的，那这把椅子就成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 在菜市场里，屁民和菜贩尽情表达“真实的意愿”只是因为双方都是劳动者，双方只是在等价交换各自的劳动。菜贩对蔬菜投入了运输，洗摘等劳动，菜农投入了种植劳动。而买菜的屁民则以其在各自行业上的劳动来交换菜贩和菜农的劳动。双方都不存在“无偿占有对方劳动”的可能性。 因此，在当代，要“致富”，靠这种商品交易，比登天还难，尽管在这个交易中，每人的“真实的意愿”都得以表达。 但同时，也有别的商品，它们获得了资本的属性。比如，当游资炒作绿豆，生姜，大蒜时，这些平时普通的农作物商品，就成为了商品资本。有人可以利用这些商品获得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但这些属性终究是昙花一现。 可是土地的资本属性却相当稳固。它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可以从有机构成低的资本中分割利润，而围绕土地各项权利形成的固定资本，可以大大拉高有机构成。 于是我们看到，像国美这样的家电零售企业，在前十年，其门店是租用的，而其经营中，人力成本又占了大头，所以近年来，国美的利润在不断下降。不是国美员工效率降低，相反，正是由于职工效率提高，进一步拉低了国美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土地出租方可以瓜分更多的利润。所以在上一轮的租约陆续到期之际，国美决心在新一轮要扩大自用门店的比例，即自己拥有土地，拉高有机构成，以避免利润外流。不但国美，包括新浪也启动了购买商业用地的计划，否则，像新浪这类依赖科技人员的企业，其利润必定被不断上涨的租金吞噬。 在这种背景下，住宅被拆除，让同为小业主的良心们感到深重的危机。危机在于开发商和业主商定合同时，把住宅视为“商品”，以“商品”的价值来支付业主。良心们很清楚，就商品价值而言，大部分业主都得到了足额的补偿----修建房屋的物料价值本来就不贵，何况还是老房子。 但交易完成后，他们永久的失去了对这些住宅和土地的各项权利，而这些权利本来可以帮助他们瓜分全社会剩余价值，即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从而让他们维持货真价实的小资产阶级身份。 这样，通过拆迁，如同在其余行业一样，小资产阶级不断受到大资本的挤压，挣扎在沦为无产者的痛苦边缘。各位良心，作为代言人，自然挺身而出。 在《"钉子户"把什么钉上了中国历史?》中，张宏良就准确的表达了小业主的心声：“世界所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老百姓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工资增长带来的财富，二是住房和土地增殖带来的财富，三是预期收益对未来财富的透支。其中后两项的数额远远大于工资增长带来的财富。” 这里面，他把自己的阶级，偷换成“老百姓”，或者把“老百姓”捆绑上小资产阶级的战车。 财富的第一项，是劳动收入。对工人来说，工资就是补偿劳动力损耗的。正如胃就是“我”的一部分，谈不上是我的“财富”，所以工资也不是工人的“财富”，而是工人的血肉。 第三项把透支当做财富，在欧美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今天，早就成为笑谈。 第二项则充满了小资们历史悠久的妄想，即他们认为“住房”和“土地”能自动增殖，跟聚宝盘一样，无缘无故的就吐钱出来了。我们说过，在几百年前，资产阶级的学者也是用“地租”来解释地价，似乎土地天然就可以产生租金。 所谓“增殖带来的财富”不过是亿万劳动者，也就是真正的“老百姓”创造的。而所有的屁民如果能和老板们一块分享“增殖带来的财富”，就等于说，我们和食人族一块“分享”自己的肉。这种逻辑除了欺骗还是欺骗。 但只要把“老百姓”还原成张宏良以及其余良心们所属的那个阶级，一切都真相大白。他们要的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易，他们要的是把住宅变成“资本”，他们要求和大资本一块分割剩余价值，为此他们运用的武器或者叫借口，就是诸如“强权”，“腐败”，“不透明”等等的一堆废话。 所以，拆迁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发商没有等价交换”。恰恰相反，一般来说，开发商和政府已经补足了住房商品价值----这正是当代极具黑色幽默的事情，住房的价值本来就不贵。关键是有人借助钉子户企图和开发商分成。钉子户浴血奋战在前，良心们擂鼓助威在后，其实也是为自己打气。焦点不在于如何形成住宅商品价格，而在于业主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利润分成。 统治者也渐渐明白，在商品框架内无论如何都无法杜绝钉子户现象，唯一的法子就是资产阶级要扩招！要把业主们纳入到资本的框架内，承认业主房产的资本属性而不是商品属性，承认业主们拥有和开发商一道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权利。为此，统治者把这归纳为“长远生计有保障”和“改变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有兴趣的可以参见《征地制度改革最后限期改变单一货币补偿》一文。 良心们表面不谈阶级，比如张旗手一被问到“阶级斗争”就顾左右而言他，胡扯什么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但对于劳动力，他们旗帜鲜明的认同其商品属性，他们主张的只不过是形成所谓“合理的价格”，形成所谓“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可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压根就没有给无产者以当“钉子户”过把瘾的幻想。但对被拆迁的业主们，则是另外的嘴脸。他们在背后煽风点火，为的是让钉子户们替他们血浴沙场。 良心们耍的不过是小聪明。归根结底，他们不过像摇着尾巴转圈的小狗。小狗想咬自己的尾巴，正如良心们想除掉所谓“强权”“腐败”等等，当小狗接近尾巴时，尾巴却随之后退——良心们所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形成的。于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是转圈。只不过张旗手竟大言不惭称之为“左转”。实际上，左转也好，右转也好，不过就是转圈罢了。他们，左右派的良心们，红男绿女们，都在腰肢摇曼的跳着圆舞曲，这舞会得有多么河蟹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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