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全面反思改革开放

编注：以下内容为某学术研究小组关于经济部分的讨论提纲；发表在这里供网友参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目前已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和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形成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差距悬殊；资本收入过高，劳动收入过低，形成了资富劳穷的局面；宏观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比重过低，难以为继；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农就业人口逐年上升，大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经济增长伴随着对能源和其它资源的严重消耗以及对环境的严重破坏，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以上的各项结构性变化，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调整的关键不是片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改变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财富分配结构，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副其实。

如果调整成功，中国经济和社会有可能比较平稳地过渡到低速度、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如果调整失败，中国经济和社会则可能在2020年以后陷入深刻的、全面的危机，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付之一炬。一旦大众的各项经济和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并进而导致政治局面失控，其未来发展将难以预测，现有的财产关系将有可能被人民大众全面清算。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和根本的变化。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已经形成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以工业部门为例，至2009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份额已经下降到27%。在39个工业行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仅在9个行业中占最大份额，国内私营企业在21个行业中占最大份额，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9个行业中占最大份额。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中国已经由原来世界上在分配方面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一个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比较不平等的国家。据世界银行数据，2005年，中国最富的20%的家庭占全部居民收入的47.8%，而最穷的20%的家庭占全部居民收入的5.7%，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为最穷的20%的家庭的8.4倍。另一方面，最富的10%的家庭占全部居民收入的31.4%，最穷的60%的家庭占全部居民收入的30.2%。由于以上统计数据不包括各种隐性和灰色收入，实际的收入分配差距要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还要大得多。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由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两美元，即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考虑到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负担以及社会治安、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质量下降。

            收入和财富分配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私有制经济成分取代了公有制经济成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由于绝大部门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这就必然导致财富以及由财产产生的收入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资本收入逐年上升形成了资富劳穷的局面。

            目前，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收入约占35%，资本收入约占50%，政府初次分配收入仅占约15%。

            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居民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政府消费约占15%，投资约占45%，净出口约占5%。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经济普遍陷于停滞并可能发生更大的危机，中国未来出口形势严峻。另一方面，长期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局面也难以为继。过度投资已经导致了地方政府、企业严重负债和银行部门不良资产的隐患。中国经济急需进行重大结构调整，转变为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如调整不及时，未来有可能发生由于投资急剧萎缩、银行坏债或资本外逃触发的严重经济危机。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无产阶级的队伍大大扩大了，正在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门。国际经验表明，一旦非农劳动力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比重超过70%，大众的权利意识和组织能力可能急剧增长，引发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国预计在2020年前后将越过这一临界点。

            除此以外，中国还面临若干由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严重社会危机，如未富先老、未来婚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等。

            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预计在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将给中国在国际支付平衡方面带来巨大压力并造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隐患。

恢复和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结构调整，以适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在经济方面，必须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然而，要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农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农劳动者的收入决定着他们的消费能力。因此，要提高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必须首先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中央应当下决心，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力争在未来十年左右，将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现在的约35%增加到约50%。

            相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以及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收入和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偏低而不是偏高。比如，中国政府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国际平均约为10%。

            未来十年，随着非农人口进一步增长、大众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中国政府急需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考虑到中国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巨大欠账，政府收入和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须增加约10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在未来十年，中央应致力于努力提高劳动和政府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应地，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须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要达到约25个百分点。这无疑会损害到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的利益，并遭到他们的抵制。

            应该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虽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往往是以严重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为代价的。在很多情况下，外资和私人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大于其社会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有必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方针，由过去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抑制甚至打击公有制经济发展，转变为积极鼓励公有制经济发展、引导和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旗帜鲜明地推行国进私退。

            坚持国进私退，不仅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决定的。

            首先，要完成上述的结构调整，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国民经济必须有比较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国内外私有经济成分普遍偷税漏税，公有制经济至今仍然负担国家税收约一半。在私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家的实际税收能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很难突破目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20%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税收能力和经济社会干预能力都无法加强，从而无法完成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

            其次，无论是增加政府税收还是提高劳动者收入，都必然导致资本家利润减少。在私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资本家很可能减少生产投资，甚至组织大规模资本外逃，制造经济危机，从而挫败中央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方针，甚至以经济危机来要挟政府。

            外资和私人资本还完全有可能动员与他们相联系的媒体、学者和各种利益集团，操纵政府的经济决策，造成中央对形势误判，并诱导中央采取错误的经济和社会调整方针。

            要避免这种被动局面，并确保政府收入和劳动者收入比重稳步提高，完成必要的经济和社会调整，中央应该明确，在未来一二十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优先发展公有制经济，力争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使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的公有制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