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一）

　 假使你只回顾既往，看到过去的几个世纪，那末政权之转入于资产阶级之手这一个事实，仿佛是颇为正常的：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在巷战的障碍物上作战的是工人，学徒，以及参加到他们这边来的士兵；而打窗子上注视着巷战的殷实的资产阶级，却于事后拿取了政权。但1917年的二月革命则与过去历次革命不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更高的社会性质与革命阶级之更高的政治水准，它的暴动者对自由资产阶级保持一种仇视的不信任态度，因此，它一经胜利，便产生了一个革命政权的新机关——苏维埃，它依靠着群众的武装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竟转入于孤立的与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之手，那是需要解释的。

　　首先我们得更亲切地观察一下革命结果所形成的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苏维埃中的民主派，受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将政权让给大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自己并不这样想。我们已经见到了，它非但没有希望从革命中取得政权，而是相反的，它在革命中预见到一个危害自己整个社会地位的致命危险。罗将柯写道：“各个温和派政党不仅不希望革命，简直是害怕革命。特别是那个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因它站在各温和的政派的左翼，所以比其他任何派别具有更多的与全国革命政党接触的机会，它比其他任何派别更担心那日益逼近的灾难。”1905年的经验太深刻地告诉了自由派，工农胜利能给资产阶级的危险，不会比给专制皇朝的危险为小。二月暴动的进程，仿佛只证实了这个预见。不管那几天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怎样地没有定形，但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分水线，却总是不可调和地划下了的。

　　接近自由派人士的大学讲师史丹开维奇，是进步联盟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他用如下的特点来形容自由派人士（他们不曾能阻住这次革命）在革命次日的情绪：“形式上，他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那些争自由的战士大喊‘万岁’！缀上红色的带子，而且举了红旗游行……但在他们心中，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却害怕着，颤抖着，并觉得自己成了某些在陌生路上行走的敌对的自然暴力的俘虏。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罗将柯这个肥胖的大人与尊贵人物的样子，当他在陶立特宫的走廊上，打衣服散乱的士兵群众中穿过去时，虽然保持着崇高庄严的态度，但他苍白的脸上却凝结着一种极度痛苦与失望的表情。表面上是说：‘士兵前来拥护国会与政府斗争’，而事实上，国会从最初一天就被取消了。同样的表情，可以在国会临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他们四周那些人的脸上找到。据说进步联盟的代表们，陷于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歇斯底里中，在各人的家里哭泣。”这个生动的证词比其他对于力量相互关系之社会学的研究，还要有价值得多。根据罗将柯自己讲的故事，他见到了下述情形，因无力的愤怒而发抖：有一些不认识的士兵，“不知奉了谁的命令”，逮捕了旧制度的官吏，带他们到国会来。这位宫内大臣对这些人表示出某种像典狱长的神情，他和他们之间自然是有不同的，但他们总还是他自己一类人。罗将柯为士兵们的“专断行为”所激动，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极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绝无借口，就将雪格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难道还能比这更明显地证实史丹开维奇的话，即军队仿佛来援助国会，而实际上却取消了它——这句话吗？

　　政权从第一小时起就操于苏维埃之手，关于这一层，国会中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不容保持幻想。十月党议员雪特洛夫斯基，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回忆道：“苏维埃夺取了一切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所有的印刷所，以致不得到它的允许，人们就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也不能印刷一张布告。”对于这个关于力量相互关系的毫不含糊的说明，我们只叫把它弄得明确一点就好了：苏维埃之“夺取”电报局，铁道，印刷所等，这意思是说：在这些机关中服务的工人与职员，除苏维埃外，不愿听命于其他任何机关罢了。

　　雪特洛夫斯基的抱怨，最好不过地被一个小事件所证明了。它发生于苏维埃与国会双方领袖进行政权谈判的最高点时。他们的联席会议，给泼斯可夫发来的一个紧急电讯打断了。正在该地的沙皇，当他在铁道上流浪了一趟之后，召罗将柯去直接通话。国会的全权议长声明道：他独自个儿不能上电报局去。——“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诸君给我一个卫队，或者同我一快去，不然我会在那边电报局里被捕。——可不是吗？你们有力量，有政权”，他激昂地接着说，“你们当然能够逮捕我的……也许会逮捕我们全体，我们不知道！”……这事发生于3月1日，即当以罗将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拿取”政权后不到两昼夜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末自由派究竟怎样走上政权的呢？既然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企图镇压革命，而完成革命的又是仇视他们的群众，并且从暴动中发生的工人与士兵的苏维埃，以那样的坚决与勇气而为局势之天然的与公认的主人，那末是谁，以及怎样地，使他们有权在革命之后组织政府呢？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另一方面，那些交出了政权者的话。苏汉诺夫关于二月间那几日写道：“人民不向着国会，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政治或在技术上把它当作运动的中心。”这个承认，因为出之于那个不久就要倾全力以政权交给国会委员会的人之口，所以格外出色。关于3月1日的谈判，苏汉诺夫往后说道：“米留可夫完全懂得：要不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具有决定的充分权力。”还能比这表示得更决绝吗？还有比这更清楚的政治局势吗？然而不管如此，苏汉诺夫完全违反着局势与自己的估计，马上声明道：“起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政权，只应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否则暴动就要失败，革命就要灭亡。”没有罗将柯——革命就要灭亡！

　　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相互关系问题，此地代之以先天性的公式与条件性的名词，这就是知识分子教条主义的实质。不过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绝对不是柏拉图式的，它完全起着真实的政治作用，虽然是蒙住了眼睛的。

　　我们之引用苏汉诺夫的话，并不是偶然的。在第一个时期，执行委员会的灵魂不是它的主席齐赫泽，这个诚实而褊狭的乡僻人；而正是苏汉诺夫，这个一般说来最不适于领导革命的人。这个半民粹派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政治家，毋宁说是有良心的观察者；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倒毋宁说是空谈家，他只当革命观念还不须付诸实行的时候，才能保持它。大战中是一个消极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政权与战争掷给资产阶级。谈到理论，即是说，如果不是由于能力，则至少由于需要非把事情弄出个端倪不可之时，他是高出于当时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委员的。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总还在于他能把那乌合的但仍然是一类的兄弟们的有机特点，翻译成教条的言语，这些特点是：自己力量的不信，在群众面前的恐惧，与对资产阶级的恭敬。列宁称苏汉诺夫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好代表之一。这在那些用以称呼他的名字中，算是最恭维的一个了。

不过在这里，决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一方面是对新的资本主义式的小资产阶级，对工厂商店与银行的雇员，对资产阶级的官吏，另方面是对工人官僚而言的，这些人就是新的中等阶层，就是用了这个阶层的名义，那个并非无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世纪之末修改了马克思的革命观念。为要回答工农革命怎样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链子上引起中间的一环：苏汉诺夫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新中等阶层的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他们教导群众说：资产阶级是敌人；但他们自己最怕群众从这个敌人的指挥之下解脱出来。革命性质与由它产生的政权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要用横隔在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新小资产阶级这个中壁的性质来解释的。在革命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新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作用将彻底暴露在我们之前。现在则仅以这寥寥数语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