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五评正反合和毛邓论

秋老师，邓小平虽然狡诈，但是，他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留下了很多败笔，为锁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铁的证据。他既然是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就不敢提路线问题。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卷第308页）。”既然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不敢提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什么“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第二卷第310页）。”邓小平这个狗屁《决议》的意见，路线问题不能提，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提，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而他为了加强这样的一种逻辑，证明他自己是确确实实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竟然胡言乱语说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言论。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二卷第333页）。”这个“不好的制度”，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吗？而这个制度在邓小平眼里，竟然是“不好的制度”，那正好是不是说明了邓小平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反革命的间谍身份参与进去的，不然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不过，在《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阴谋家的预见，这个倒是不错的，那就是在《决议》中必须要点华国锋的名字。不然像他所说的，“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第二卷第310页）。”请看，邓小平是多么老奸巨猾啊！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汉奸，都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邓小平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聪明，如果《决议》不提华国锋，不但切断了毛主席与邓小平之间的历史连接，而且把邓小平公开置于篡党夺权的不利位置上。所以，可怜又可恨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的眼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随他捏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最大的败笔，是间接为“文革”平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第二卷第305页）。”秋老师，邓小平这段话，虽然他作为一个阴谋家，能说到这个水准上，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民人所众知的事情，再怎么想自圆其说，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国内在动乱，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把自己身临其境的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握手”拿出来当做证据，邓小平把这个缺乏自洽性和逻辑性的东西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懂得辩证法的人们在暗地嘲笑。他不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才有国际外交力，一个动乱和他们所编造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能以“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这不是在说梦话吗？使美国难堪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难堪吗？那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的人们脑袋都坏了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如果不是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会使美国感到难堪吗？所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在为“文革”平反，只不过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但是结果的确是如此。所以，在《毛邓论》中有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并非都是坏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与毛主席直接干上了，因为主席说过，坏的事情往往会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邓小平与毛主席的斗争，虽然毛主席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随便这个该死而没有死的人怎么说，但是，从政治意义上，邓小平只是被人耻笑的小丑；从人格品质上，邓小平只是把屁股当成脸的人渣。

秋老师，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直到1981年7月17日，他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提心吊胆着，就连一个华国锋，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说，“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第二卷第393页）。”可以这样说，如果邓小平不是出卖国家，他没有这样惊恐，而正是因为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路线，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风声鹤唳。他早在1981年3月27日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打招呼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第二卷第180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和一些人民子弟兵不是不懂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而是像今天这样，由于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和刚性的组织纪律，故就形不成强大的人民力量去捉拿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所以，在邓小平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邓小平是不敢走极端的，不管是对毛主席，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对国际和国内的一切事务，他都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他来的每个步骤，所秉承的所谓指导思想，都是他修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就是走资派的悲哀所在。明明是一个妓女，它偏要说自己非常贞洁；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是卖国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在什么所谓的“四人帮”身上，也不在社会主义道路身上，而都是他把这些归结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身上。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演绎到今天，它越来越变异，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要它具有欺骗性就够了，只要它能够维稳就够了，这就是它的反动本质所在。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得了了，邓小平的话，里面提到的毛主席，比他的徒子徒孙的任何人都多。然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二卷中，邓小平的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要想将这一条路走到黑，他必须招兵买马，丰其党羽。所以他说，“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第二卷第243页）。”当然，仅仅为这些人平反是绝对不够的，那还必须有虾兵虾将。他继续说道，“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同上）。”这个所谓没有“立案而得到平反的”，邓小平的范围是放到了无限大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个范围包含了一切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而这些被邓小平丰其党羽的对象，这些封建的资本的反动的分子，后期都成为了邓小平党羽中的坚实基础和骨干力量。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邓小平既有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毒辣和心虚的一面，又有着他将反革命进行到底而培养接班人的一面。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第二卷第192页）。”邓小平在这里胡说八道、本末倒置、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把戏就不说了，这无非是表现他对反革命的接班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实证明，他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他说，“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第二卷第192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是完全多虑了，选接班人的问题，是选好的难，选坏的容易。而这个“选好的”，在政治上来讲，是选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难；而这个“选坏的”，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坏的接班人，就是邓小平要选的最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但是邓小平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似乎是深谋远虑地继续说道，“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第二卷第197页）。”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99页）。”秋老师，邓小平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注重与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相对立的阶级属性的，而且这样的接班人都是必须要“听话的”，‘左’倾的不要，右倾自由化的也不要。比如说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就不要，为什么呢，这就要根据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否适应于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说穿了，因为邓小平开辟的是一条卖国主义道路，其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须在封建管理模式下进行，而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瓦解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会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相冲突。而且，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人民民主与集中型的政治模式，而只要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官僚权贵集权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很容易退回到封建管理模式的政治模式。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中的矛盾运动，反映在邓小平这个方面的，反映到他选择接班人方面的，虽然是表现为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始终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不断阶级斗争的一种矛盾运动。所以，邓小平始终是战斗在一线，尽管他厚颜无耻地说道，“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第二卷第227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谁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的问题，因为他必须要严格把关，特别是把关不能让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为接班人。比如他说，“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第二卷第222页）。”其实这个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一直进行到《毛邓论》第三卷的时候，邓小平才终于在1989年3月4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具有法西斯的本能，即使《党章》和《宪法》修正过也都必须能踩在脚下，只要能维护卖国主义道路就行。“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第三卷第286页）。”这个法西斯的上峰宝剑，从邓小平开始到今天，他的接班人不是执行得很好吗？因为只有这样执行，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才能顺利地开门揖盗，甚至于今天拿转基因毒食品来毒杀全体中国劳苦大众都可以干，而且干了也是白干；而要是谁敢反抗，包括一些游行示威之类的，必须是坚决彻底地进行镇压。所以，秋老师，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是邓小平早就设计好了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就是要他要将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葬送掉，因为他干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出卖中华民族，这种触及到民族底线所决不能容忍的结果，不是极度严惩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的表现，就看起来处处都是在跟毛主席对着干，因为这是矛盾运动的同一性规律所致，不是他将把中华民族葬送掉，就是中华民族反过来将他葬送掉，而且这种反过来将他葬送掉的性质，必须是像周总理处理顾顺章叛变一样，必须是灭杀叛变者全家。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体系，就牵涉到了他的家人，这是叛卖祖国的性质和程度所决定的。而他的家人，竟没有一个是迷途知返的，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是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最坚定的幕后继承者和发展者，这既是邓小平家族十恶不赦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中华民族今天一步一步面临着被葬送掉的原因。
    秋老师，在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在60年代都擅自篡改党性，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全民的政党，如果这个党性的修正不能完成，别说什么卖国主义道路，为民族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都无法践行。所以，在“七五”《宪法》被修正后，《党章》也必须跟着修正，怎么修正呢，只要去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就行了。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才能够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第二卷第242页）。”这个“最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是一点都没有加水分的，《党章》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废除了，《宪法》对卖国贼的惩办和对人民自由的权利都废除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把生产关系改变了，1979年的出访把卖国主义道路确定了，“四人帮”的所谓爪牙抓得差不多了，对毛主席的《决议》也快要定下来了，到1980年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在执行了，这些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吗？所以，邓小平这段话是没有说什么假话的，这完全是他真实的阶级本性的自我阐述，是他体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这个已有的形态是相对于1978年而言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形势；而这个形态变化的趋势，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任务。邓小平说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客观的任务，它符合邓小平的阶级属性的自然反映，他对这个形势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规划，也是非常讲究庸俗的实用主义辩证法的，他能够说出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句话，已经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清楚，仅有的这个形势，并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因为他要控制两个局面，一个是不能回头，二个是不能滑向俄罗斯似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我们知道，邓小平即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滑不到这个道路，因为“文革”已经把这条道路堵死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毛主席帮了他的忙，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即使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是，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的头号公敌还是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毛主席本人，但是一定是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

秋老师，正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对手永远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必须时刻地都在注视着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首先，他必须时刻关注着人们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而面对疑问，他也只能这样撒谎。“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第二卷第235-236页）。邓小平为了把谎言说得更加美好一点，他就必须在人们还没有深切感受到“狼来了”的时候，继续编造。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第二卷第259页）。”邓小平每当在这种撒谎中，开始感觉自己缺乏自洽性而很难自圆其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耍赖。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了我是在搞资本主义道路吗，你瞎说，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啊，人家美国才是搞资本主义道路，人家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邓小平要想把这个耍赖说成一种根据，他会马上话锋一转，说道，“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卷第165页）。”可见，邓小平是何等无耻，这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的弦外之音，就是给怀疑的人们加上一顶帽子。那你还敢怀疑吗，再怀疑，那你就是“四人帮”的“爪牙”。他这个时候不是把自己置于毛主席的对立面，而是神经错乱地把自己置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这个时候是把“四人帮”与毛主席是分开来说的，而且这样也符合已经形成的所谓大好形势。他说，“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三卷第165页）。”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就是这样反复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进行错位，进行自编自演的。他进行错位，并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与他自己对立，而是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修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为自己服务，相当于是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比如说他为了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第二卷第372页）。”邓小平的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就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打回了原形，原来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原来是与中华民族相对立的卖国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当我们要确定一个专政的性质的时候，如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这个具体对象，从人民这个抽象的范围中抹去，那就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确立资本家和卖国贼当家作主，才能合法确定无产阶级沦为劳动雇佣工，才有可能确定所谓的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接下来是这样来狡辩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6页）。”邓小平在这里说明市场经济，跟前面已经交代过的一样，偷梁换柱地把生产关系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雇佣，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卖国对中华民族的葬送，说成“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邓小平谈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之所以邓小平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第一是因为把一个拥有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变为“私”，具有庞大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一种化公为私的生产力，用以满足于私人占有的生活资料，表面上看当然是发展生产力了。虽然这样本来就只是物质转移，把国家的变成私人的；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无非是把贡献给国家的，变成贡献给自己的。第二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中，邓小平在这里只谈了经济，而不谈政治。如果一个经济实体，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实体存在，即国家的存在，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合法还不合法的问题了。那中国国土到底是属于谁，也就不存在了；那中华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当邓小平在这里只谈经济，而不谈政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们忽略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存在的意义，就可以满足人们天生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一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性成为社会人的风气，那什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那还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善于循循诱导的，由于他的本性是自私、丑陋和毒辣的，所以，他就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心理学辅导。为什么能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阴谋家，这个“伟大”不是随便能给的。他能够把人们“伟”到人性的动物化，这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人才”。他为了把这些辅导落到实处，他在精神上把限制这种人性动物化的枷锁卸了下来。他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卷第208页)。”邓小平在这里把林彪与“四人帮”进行绑定，当然是指林彪在某些口号上把毛主席推向钟馗打鬼的这件事情上。但是由于林彪的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所以把林彪与“四人帮”绑在一起，就可以强化“四人帮”的所谓流毒必须要清除的作用。而只要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红色流毒，那真正的毒草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中生长和固定下来。但是，邓小平这种心理辅导，他必须有一个度，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在覆手为雨的时候，必须又要反过来翻手为云。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第二卷第315页）。”邓小平能够公开把生产关系由“包产到户”说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这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套上了邓小平的心理辅导的魔咒枷锁之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变成了精神病之后，才能相信邓小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说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抽象性说成具体性，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如果说把“经营管理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具体性反过来说成抽象性，也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那这回把“包产到户”的一种分开分散，说是成“集体经济”的一种合并集中，这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话总该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的疯话还是让人们相信并在生产实践中执行了。当然我们今天才知道，并非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而是人们“无奈”地执行了。这个“无奈”，一个方面是，邓小平透支了毛主席，让一部分人们因为热爱毛主席而相信了他；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预支了法西斯，让一部分人们因为不相信他而遭到清洗。由此可见，能在当时把一种非常明显的卖国主义道路说是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几乎在党政军中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那所谓“四人帮”的流毒在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下，可谓是真的灭杀得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