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五评正反合和毛邓论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是邓小平从1982年记录到199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他用一卷就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他不仅下马了众多重大的在线在研的军事国防的高新技术和尖端工程，而且连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也要格杀勿论。杀完了，他就开始意淫起来。他在1988年即“863”计划第二年，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第三卷第279页）。”邓小平正是因为看到了长远的卖国利益，所以必须将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大不了说明是邓小平在掩人耳目，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863”计划，是邓楠根据四位科学家的请示向邓小平引荐的，一直到“973”计划出笼，整整十一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无论是这十一年的两个计划，还是从1991年的“211”到1998年的“985”这个八年的两个工程，都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一直都在进行，那就是生物工程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当年促使“863”计划出笼的邓楠，竟然最后是转基因毒杀中国劳动人民的幕后推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邓小平有两件事情必须找台阶收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第三卷第374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之一，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东南部地区相对西北部地区的较大范围的两极分化，跟他自己于1985年提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三卷第142页）”相违背，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如果事情还是实现不了，邓小平就下不了台来。第二个事情，就是邓小平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第三卷第256页）。”显然，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中国劳动人民的五大福利也给剥夺了。而历经到今天已经有五代领导人从1978年算起有36年的改开历史了，前面的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将来的目标更加不能实现。那怎么办，那就说明了邓小平已经完全没有台阶可下了，其卖国主义的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正是因为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台阶可下，所以，他就必须铤而走险地找另外的一个台阶下。那就是，他的卖国，不仅是越货，而且还要杀人。一个是为了灭口，二个是怕受到清算，三个也符合美帝主子彻底解决对华政策的需要。当然，这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主张，凡属于是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人，已经堕落成汉奸美国贼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主张。所以，邓小平的科技之路，不是为了兴国，而是为了杀人，这已经通过转基因可以确定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也可以证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尽管他总是自以为是主动性进攻，但是由于他是邪恶的，所以，邪不压正，总是让他处在道义被动的极端悬崖上。
    秋老师，刚才说的是他在科技上是这样做的，那他在军队的建设上又是怎么样做的呢？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对军队的在役情况其实是很不放心的，他总以为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受到了所谓“四人帮”‘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搞垮一个曾经“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军队，那他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步的呢，他首先把亲历中国革命历程的老同志请下台，解除实权，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然他自己没有下台，说人民需要他）。然后于1984年10月22日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这样打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后，那就不客气了，直接对军队实现渐变，实行商业化，实行雇佣军化。他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第三卷第99页）。”邓小平这句话是于1984年11月1日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军委座谈会上说的，可是没想到15年之后，军队的经商，军队是垮了，堕落了，但是，军队作为是一种保护国家机器的机器，这种比一般国家机器还要机器的自然属性，它的经商势必就在阻碍着外资的进入，妨碍着卖国主义路线的进一步践行。所以，表面上看，所谓1998年江泽民宣布“军队不再经商”是好事，但是，没有了军队的商业割据，国际资本更加是如囊中取物，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邓小平的本意是为了用经商来搞垮军队，没有想到军队的经商又在妨碍着卖国。所以，从1996年开始私有化运动之后，军队的经商到1998年就必须要叫停，这是卖国主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江泽民于1989年上台9年后，做得让邓小平死可瞑目的事情。如果说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需要他的徒子徒孙们必须要贯彻执行的，那就是主要防‘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第三卷第375页）。”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右的”，是指新自由主义而言；而这里的“‘左’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他在这里进行混淆，把左派与‘左’倾进行了等号。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否定。事实上，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都做到了。所谓肯定毛主席在1949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56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66年之前，其实都是在否定毛主席。只要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在否定毛主席。而否定这个，而肯定那个，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能够作威作福的合法地位，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继续实行卖国主义路线的实用手段。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最滑稽可笑的就是邓小平对“89学运”的相关立场和态度。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1986年闹到1989年，其实罪恶的头子还是邓小平自己。是他的儿子公开官倒才引起资产阶级的左翼不满，又因为这些所谓的左翼，都是一些学生，而导致他们把握不了运动的方向，而被资产阶级的右翼利用。前面已经说过，《毛邓论》中邓小平的公开言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管是如何反动，其表面上看是一本正经的。但是，其背后其对家人徇私舞弊的，甚至是纵容、放任、鼓励的罪恶行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说，“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第三卷第297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89年5月31日跟两位中央负责人讲的，其所谓“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这样的不要脸，我想只有邓小平做得出来，连卖国都能做到，其公然袒护自己儿子违法乱纪，虽说是纸包不住火，但是又算得了什么呢？虽说最后的清场指令和行为，是卖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但是，相对于卖国主义而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又是进步的。当然，相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言，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它们都是反动的；只是一种假的社会主义，包藏的是卖国主义的，要更加反动一些。可以说，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是糊涂的，只考虑到阶级矛盾的对立，而没有考虑到卖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的最不能容忍的民族底线对立。那么，从上面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反腐败，都只是贼喊捉贼而已。这段话的意义也可以引申到今天，难道不都是贼喊捉贼吗？凡是对美国有害的腐败，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凡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腐败，那就要坚决彻底地进行保护。难道今天不还是这样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一步一步把人带到沟里去的。他一边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第三卷第29页）。他一边又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三卷第43页）。”他这样“反”一下，又所谓“正”一下的意思，就是走几步，站一下；或者是走几步，退一步。他的卖国主义，明明就是在制造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但是他又出来假装反对一些这样的商人。这就是如何把人带到沟里去的邓小平理论。他一边说“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卷第114页）。”他一边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三卷第110页）。”他又是这样“反”一下，“正”一下。该出现的早就出现了，什么“两极分化”，什么“资产阶级”，什么“邪路”，都出现了，但是，既然已经带到沟里去了，那就义无反顾吧。因为，这个“不可逆转的”政策，是邓小平看来是“正确的”卖国政策。还有，他一边说“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65页）。”他一边又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第三卷第160页）。”他这小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其一，即使背负着再大的“包袱前进”，也要“欢迎外资”；其二，因为背负着包袱，那对不起，没有钱让人民群众“欢迎五免”。而关于最明显的领土主权的问题，他一边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第三卷的87页）。”他一边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同上）。”邓小平把主权问题归结到是因为名称不同，那也就是说允许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进行命名和进行收括，他把这个因为名称不同就可以进行争议，而这个争议的问题又要留给他的徒子徒孙，请问，谁能解决得了？邓小平是反复不断地“正反合”的，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亲自来弄这种《毛邓论》的，如果说最经典的最壮观的“正反合”是什么，那就是他一边说，“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三卷第25页）。”可是如今他一边又在阎王爷的面前说，“怎么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工都被我卖掉了啊，都卖到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狱里去了（邓小文选第一卷第250页）。”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其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其实跟他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一模一样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三卷第254页）。”他为了说明这个“基本原则”，他用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他说，“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第三卷第228页）。”粗略一看，邓小平的这两段言论不无道理，但是他这个唯生产力论，是在抽离了生产方式下所进行的逻辑思维推演。意思就是，在卖国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唯生产力论，也会达到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如果是这样，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吗？像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讲究“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的，像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是讲究追求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论，不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理论依据吗？可是他偏偏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是他偏偏把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进行了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阶级斗争，在改变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之后，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之后，再来发展生产力，而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使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邓小平在这里进行了偷梁换柱，死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产关系，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恐怖运动，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而在这个生产关系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两个决裂，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这样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生产关系，是用当亡国奴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邓小平用最简单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为标准，来忽悠人民群众，来欺骗人民群众，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不是非常神经质的胡言乱语吗？
      秋老师，邓小平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在《毛邓论》中，就是这样胡言乱语的。他说，“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63页）。”邓小平这里已经坦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他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马克思主义。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他修正了一次；然后他再用这个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卖国主义道路。同样，他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卖国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来打倒毛泽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三卷第116页）。”但是，由于他剔除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以，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为此他用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来修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卖国主义道路上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要求，这就是他攻击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叛卖社会主义的罪恶原动力。而至于他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三卷第116页）。”这是他完全在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污蔑和诽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否定了新中国之前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穷二白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红色政权在世界帝国主义包围下需要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用仅仅27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300多年才能完成的巨大成就。而且，他身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亲历者之一，他完全否定了新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国防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服务大局的革命精神，他完全是用放弃国家利益来服务于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荒唐言论在为改革开放开路；他完全是用放弃民族利益来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卖国言论在为自己辩护。总之，他就是用最无耻的自私自利在诱导人们由人变成鬼，他就是用最恶毒的残暴不仁在诱导民族由天堂下到地狱。这就是邓小平修正马克思主义，与马列毛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本质属性。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邓小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危险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性。而无论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经济性，都是经过他修正过的，以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为前提的。所以，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第三卷第46页）”，其实就是利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他的卖国主义受到质疑的时候，他说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第三卷第28页）”，其实就是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所以，他说的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三卷第137页）”，其实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一起反掉，所以，他说的什么“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同上）”，其实就是将共产主义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被蹂躏撕碎。为此，他说的什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第三卷第139页）”，就肯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他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三卷第63页）”，将决定性地要求他进一步地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对立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一经济基础随着私有化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之后，邓小平要求彻底变革上层建筑的动力就随之深入和加强。他最后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三卷第176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对于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是何等具有讽刺性啊。原来邓小平是多么懂得马克思主义啊，时机一成熟，就要大张旗鼓地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以前赴后继了，就要功德圆满地将650吨黄金运到美国去荫护他的子孙后代了。事实上，“江朱时代”对国企的大刀阔斧的砍杀，血流成河，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事实上，“胡温时代”对主子的救美救欧，责无旁贷，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直到现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转基因毒杀，各种疾病导致不孕，导致重病，导致致死，这如同另一种形式的尸横遍野，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直到今天民族危难深重之际，裸官被挟，鸡毛令箭，“核地雷”将埋，各种现象将表明国将亡，民将死，不复生，这是最不可逆转的亡国灭种，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作为我生活在深圳已经20年，当看到邓小平这样的言论，“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第三卷第52页）！”我忍无可忍的愤懑就要把五脏六腑炸开了。
      秋老师，以上全部为邓小平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涉及到政治的，军队的，理论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生的，等等的各种形态。而这些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无非在说明，邓小平记录的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是遵循着阶级斗争运动的同一性规律的。他曾经被毛主席打倒，后来他打倒了毛主席。从结果上来看，决不存在所谓的“毛邓合”；从过程上来看，而他所谓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事情，是从“正”的角度来达到“反”的目的。从数学上来看，是“正”的方面前进一步，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从政治上来看，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再从“反”的无数步中后退一步表示“正”。其结果，是在“反”的方面大踏步前进。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实质上是“正”服务于“反”的目的的，这个是邓小平自己在《毛邓论》中说出来的；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正”与“反”是在不断地在斗争，不是“正”战胜“反”，就是“反”战胜“正”。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是这样，继承他的理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中国梦现在也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觉得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在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他的这个上层建筑的“正”，跟邓小平一样，都是服务于“反”的一种卖国本质的，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和“毛邓合”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动的。秋老师，以上所评论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可以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吧，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吧，而实质也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吧。那他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跟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它们的运动形态不是同步在进行吗？特别是从邓小平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对立面，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难道它们不是一个整体都一并在被邓小平在反对吗？在颠覆吗？在葬送吗？而如果像您所说的，“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那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卖国主义，难道邓小平同时也运用毛泽东主义也证明毛泽东主义是卖国主义吗？秋老师，一些刻薄的话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您真的想了解“正反合”和“毛邓合”是一种什么东西，请您向邓小平学习，他会告诉您什么是“正反合”，什么是“毛邓合”。别人的评论最多是别人在说，听邓小平自己说，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最后一句话，不要把民族统一战线与“正反合”和“毛邓合”进行混淆，也不要把合法化斗争与它们进行混淆，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