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佩特拉斯    亨利·维特梅尔

　　在2011年2月中旬至4月上旬期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突尼斯，突然爆发的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造成了政府的倒台;在埃及，政治革命造成了穆巴拉克专制统治的崩溃;在利比亚，卡扎菲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这些事件集中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而正如亚当•汉尼耶(2011)所说，“多年的经验被浓缩到一小段时间内，看似微小的事变却可以产生巨大而重要的影响。”埃及事件的发展极其重要，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涌入政治舞台生动地说明了中东政治过程的构成。在其他事件中，“收到美国和其他世界强权长期稳定的支持的政权将其劣性彻底暴露了出来，这些事件还揭露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言词的空洞和伪善，暴露了所有阿拉伯政权的虚弱，同时还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政权与以色列和美国的真实的联盟关系。”正如汉尼耶所说，“这些都是以后需要长期牢记的政治教训。”

　　动乱还表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裙带式政权是极其虚弱的，这些政权以秘密政治与特务网络为基础，还不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问题上给国民灌输顽固的悲观主义观点，这种悲观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笑话里的辛辣讽刺中得到某种反映。”但是正如汉尼耶所言，“这些控制机制随着人们内心恐惧的褪去而灰飞烟灭了。”他进一步说，阿拉伯世界的暴动“推动了这种感觉的消退，成千上万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恐惧，增加了对未来的期望，这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人民保持对这一革命时刻的牢固记忆。”这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不应被忘却：阿拉伯世界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时刻。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讲述这些起义的故事，也不是预测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过程在未来的可能图景。相反，这篇文章是为了提出一些对理解作为总体的中东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并且还要进一步指出，只有透过阶级斗争的棱镜，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抗争的含义。最近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起义明白无疑地表明，阶级仍然是任何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同时也表明阶级斗争会采取多种表现形式，这推翻了任何还原论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单纯政治解读。

　　阿拉伯暴动的根源与早到的庆祝

　　有关阿拉伯暴动的很多解释一直将焦点放在一些直接原因上：政治专制、失业、镇压、侵害与对抗议者的屠杀，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级”、年轻、受过教育并通过网络进行联络的积极分子身上(洛杉矶时报，2011年2月16日)，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密谋理论家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看不见的手”也属于这一行列(阿勒特日报，2011年2月25日)。

　　这些解释没有为理解暴动提供一个把大范围、中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行动的直接“导火索”都考虑进去的框架。民众暴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参与斗争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排除了任何有关斗争的单一维度的解释。

　　最好的方法是一个“漏斗模式”，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在开放的远处(长期、大规模的结构)起作用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以及阶级结构，在中期则主要取决于这些结构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动的累积效应，而短期原因则或者促成了社会-政治-心理反应，或者诱发了政治行动的社会意识的产生。

　　阿拉伯经济

　　除了约旦，大多数阿拉伯动乱国家的经济建立在石油、天然气与旅游带来的“租金”之上，这些产业虽然提供了大部分出口外汇与国家收入(金融时报，2011年2月22日，第14版)，但只存在于雇佣了极少数劳动力却带来高度专业化经济的出口“飞地”之中(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这些出口产业与多元化的、生产性的国内经济并没有多少联系：石油出口、工业制成品、金融以及高科技服务全部进口，并控制在跨国公司以及与统治阶级紧密联系的国外移民手中(经济与政治周报，2011年2月12日，第11版)。旅游增加了“租金”收入，这一部门为阶级-部落国家提供了“外汇”和税收收入。后者依赖于国家补助的外国资本和本地政治化的“房地产”开发者，而这些房地产商往往从国外进口建筑工人。

　　以租金为基础的收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财富，特别是当能源价格飙升的时候，但是这些财富会产生“食利者”阶级，这一阶级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的秉性和倾向。食利者只会在以下方面进行“专业化”：金融投机、通过私有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无节制地消费高端奢侈品以及建立十亿计美元或欧元的秘密私人海外银行账户。

　　食利经济在现代生产活动中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岗位，其顶端控制在家族-部落成员和脱离国籍的专家们所有的海外金融公司手中，科技与低端就业被合同制外国劳动者占据，这些外国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都比本地熟练劳动力的要求要低。

　　彻底的食利经济产生了一个以部落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搅浑”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国家”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构——绝对主义君主和他们的大家庭在顶端，他们雇佣的部落领导、政治随从和技术专家在中间。这些人是“封闭的统治阶级”，有资格进入其中的人被限制在部落或家族王朝的成员以及部落-阶级的一小撮“企业家”之内，后者为前者积累财富，并为其统治服务。其“内部循环”依赖于租金收入和通过提供无技术含量但却具有垄断性的官方许可证、土地证明、进口许可证以及免税待遇等参与房地产所带来的安全收益。

　　在掠夺公共财富之外，统治的部落-阶级还推动发展“自由贸易”，如进口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因而摧毁任何国内土生土长的处于起步阶段的“生产性”制造业、农业或者技术产业。

　　因此，不存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资本家或者“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那部分人大部分是公共领域的雇员(教师、医疗专家、低级公务员、消防队员、政府官员、军队官员)，这些人依靠他们的工资生活，反过来说，他们的工资是以他们为专制主义权力服务为条件的。这些人没有任何机会进入上等阶层，也不能为他们受教育的下一代提供经济机会。

　　封闭的部落-阶级所控制的体系使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这也导致了财富的巨大集中。既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社会距离，那么，过高的商品价格就会产生财富，并进而会产生一个高度扭曲的单位资本“财富”的图像。除此之外，凌驾于大多数低收入者和未就业青年之上的少数几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带来了世界最高的平均收入(华盛顿博客，2011年2月24日)。

　　食利者统治的动力：军队与救济品

　　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保护寄生的食利统治阶级的地位，后者力求与那些军火巨头公司结盟，以求获得来自帝国主义统治权力的军事保护。统治者致力于“邀请新殖民化”，为军事基地和机场提供土地，为海军提供港口，与金融买办相互勾结镇压反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力量，并且向地区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霸权投降(这里可以忽略那些偶然出现的微不足道的批评)。

　　在中期，具有家长制色彩的给农村穷人和部落家族散发救济品、给城市穷人发放食物以及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失业人群提供无出路的工作岗位等方式是这种统治的补充方式(金融时报，2011年2月25日，第1页)。高昂的军费开支和带有家长制色彩的救济金反映了生产性投资能力的短缺。数十亿计的钱被花在军费上而不是用来促进经济的多元化，上千万的钱被用来提供一次性的家长式的救济品而不是用在可以带来生产性就业的投资上。

　　将这个体系连在一起的粘合剂是对公共财富与自然能源的现代掠夺、传统部落与新殖民的融合以及通过雇佣兵控制和镇压大众的相互结合。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在为落后的、建立在十八世纪王朝统治规则之上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政体服务。

　　大多数先进的通讯系统的引入和扩张以及超现代的购物中心迎合了消费奢侈品的精英阶层，这种东西与大多数受教育的失业青年严酷对立，这些青年人被从高等阶级中间排除出来，并且受到底层的只有很低工资的海外合同工的挤压。

　　新自由主义引起的不稳定

　　食利的阶级-部落在国际金融机构和本地银行的强迫下被要求“改革”他们的经济：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内市场与公共企业，削减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全球危机带来的国内赤字(经济与政治周报，2011年2月12日，第11页)。由于进行“经济改革”，针对穷人的食品救济被削减甚至直接被取消，国家雇佣也因此减少，这使受教育的年轻人又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机会之一。消费者和工薪阶层的税收不断上升，但是房地产开发商、金融投机者以及进口商却获得了税收减免。放松管制已经在食利的统治阶级-部落和他们的中间代理商中催生了大批的腐败。

　　连接底层和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家长制纽带已经被外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侵蚀掉了，种种所谓的改革将“现代”外国剥削与既有的国内私人掠夺的“传统”形式连接在了一起。因此，阶级-部落政权不能再仅仅依靠氏族、部落、牧师以及个人忠诚去孤立和分化城市工会、学生、小商人与低收入的公共雇员所发动的运动。

　　街头反对王宫

　　阿拉伯动荡的“当下原因”是部落-阶级统治下的食利经济在人口学上的巨大矛盾。寡头统治着大量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年轻工人，后者包括50%-65%的25岁以下年轻人(华盛顿博客，2011年2月24日)。“现代”食利经济的动力不能为新近受教育的年轻人提供现代就业机会，相反，它把这些年轻人赶进了低收入的不受保护的街道“非正式经济”(如小贩、运输和建筑工人)以及私人服务业中。超现代的石油、天然气、房地产、旅游业与大型购物中心建立在传统的宗教、部落与氏族领袖的政治军事支持之上，现代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小型独立工会被明令取缔，中产阶级的市民组织也或者在国家控制之下，或者必须向绝对主义国家申请。

　　与从事现代生产活动的社会阶级相联系的社会组织的“不发达”也意味着社会政治行动的中枢是在街头。失业的以及在非正式部门中就业不充分的年轻人处于广场、电话亭、咖啡厅、街角社会以及市场上，他们在绝对的行政权力中心之外、毗邻这些中心而奔波着。城市民众并没有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对大众运动而言，使街道和广场丧失功能的意义确实很大，因为它们是商品和服务转运和利润实现的场所。同样重要的是，由失业青年推动的大众运动为受压迫的教授、公共雇员、小商人以及自雇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加反对行动却不会在他们工作的场所被报复的机会，这可以驱散丢失工作的“恐惧”。

　　政治和社会冲突围绕着对立的两极运动，这两大对立极分别是宗教寡头和底层失业的民众(阿拉伯街头)。前者直接依靠国家(军事/政治机构)，而后者依靠无形的、本土的、非正式的、面对面随机形成的组织。其中，人数很少的大学学生是一个例外，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联合在一起的。有组织的工会稍后加入了战斗，并且更加关注经济要求，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在寡头控制的公共企业里工作的工人要求改变管理方式。

　　由于这是食利国家的社会参与，反抗并没有以领工资的劳动者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大众政治反抗寡头国家的面目出现。以大街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展现了他们摧毁国家权威、经济以及推翻专制统治的能力。但用相对容易的方式聚集在广场之上的大众街道运动在反抗标志消失的时候也很容易消散。以大街为基础的群众运动缺乏组织和领导，更不用说设计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秩序了，他们的力量能对现有的精英和制度施加压力，却不能代替现有的国家和经济秩序。因此，由美国、以色列和欧盟支持的埃及军方可以非常轻松地夺取政权、保存整个的食利国家和经济结构并与其帝国主义主人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聚集条件与“示范效应”

　　阿拉伯动荡向北非、中东以及海湾国家的扩散是相似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依赖于来自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和能源出口所得的“租金”、处于家族-部落寡头统治下的食利国家，食利国家的这种经济促使绝大多数年轻人从事边缘的、非正式的“以街道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案例的力量”或者“示范效应”只能通过认识各国相似的社会政治条件得到理解。街道权力——大多数城市运动——将街道视为主要行动者的经济集中地，将广场视为发挥政治权力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场所。毫无疑问，埃及和突尼斯的部分成功引发了各地的运动。但是他们只是在与这两个国家有以下共同性的国家才会爆发：相似的历史遗产，在食利-部落统治者与边缘街道劳动力之间存在相同的社会鸿沟，特别是统治者深深地融入并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与军事网络。

　　结论

　　食利统治者通过与美欧军事和金融体系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行统治，他们在让自己富足的领地现代化的同时，让受教育的年轻人边缘化了。这些年轻人被迫接受低报酬的工作，特别是无安全保障的非正式领域的工作，并且集中于资本城市的街道上。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对公共替代品的削减(如食品、失业救济金、家用石油、天然气，交通，健康与教育)割断了家长制的纽带，而在过去，正是通过这一纽带，统治者包容年轻人和穷人对宗教精英和部落领袖的不满。阶级与民众，现代与传统的合流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挤压社会底层的直接后果。新自由化的“改革家”们信誓旦旦地保证“市场”会用高收入的职位代替国家家长式的救济金的削减带来的损失，但是这种承诺已经破产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放松国家对大众控制的同时加剧了财富的集中。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美欧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这关紧了逃避现存政权的一个阀门——为到国外寻找工作机会而引起的未就业的受教育年轻人的大量外逃，海外移民不再是一个好主意，这些选择加剧了人们的挣扎和苦难。不同的研究都表明那些移居国外者都是最有抱负、在其阶级内部有更高教育水平并且是能够承受危机的人。现在，被限制在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存在移居海外的幻想，这些人被迫通过集体的社会政治行动为他们在国内的个人流动性而斗争。

　　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作为食利政权保护人的美国被有政治倾向的青年人视为一个下降的帝国霸权：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实力受到中国的挑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殖民统治面临失败的危险;因成为越来越受人怀疑的以色列(在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内部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卑躬屈膝和虚伪的仆人而蒙羞。美帝国所存在的腐朽和衰落的所有因素鼓励了反对美国代理人，争取民主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消除了他们对美国军队会干涉其中从而造成第三方军事力量插足其中的担忧。民众运动将这些国内寡头视为“三阶”政权：处于美国霸权之下的食利国家反过来说也是处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操控之下。在联合国大会中的130个国家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中，除美国外，都谴责以色列的殖民扩张行为。随着黎巴嫩、埃及、突尼斯以及即将在也门和巴林出现的新政权都保证实行民主的对外政策，大众运动意识到，以色列的所有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680000士兵也无法帮助以色列化解它的外交孤立、地区食利代理人的丧失以及对它被夸大了的军事统治者和它们在美国外交领域的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彻底怀疑。(金融时报，2011年2月24日，第7页)。

　　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引爆了争取民主的大众运动，让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年轻人从“街道上”组织起来。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大众可以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吗?他们可以掌握国家权力，民主化国家政权吗?同时为了提供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机会，他们可以创造全新的在目前的食利经济中仍然极度匮乏的生产性经济吗?政治后果尚未确定，因为这取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与受美国资金支持的宗教、君主制和新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竞争。

　　要为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庆祝也许为时尚早。

　　华盛顿应对阿拉伯动荡的策略：牺牲独裁者，拯救国家

　　要理解奥巴马政府应对埃及穆巴拉克专制统治和民众起义所采取的政策，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是极为重要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深深嵌入阿拉伯专制统治(从突尼斯到摩洛哥、埃及、也门、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国家结构之中已有数十年，在此之后，华盛顿希望调整它的政策，向既存政权结构中包容与(或者)移植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客。

　　尽管多数评论员与记者讥讽美国的“窘迫”、埃及事件这一新鲜事物以及华盛顿日复一日政策公告，但是广泛的历史先例对我们理解奥巴马政策的战略方向而言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