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与政权更替

　　历史背景

　　只要专制政权支持它的帝国主义政策，控制他们的人民，美国就会在建立、提供资金、武装以及扶持等各个方面对其予以支持，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

　　在过去30年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在支持个人独裁或者军事政变方面通力合作。如为多米尼加民主共和国的特鲁西略专制统治提供支持，1950年代在革命前的越南建立吴庭艳独裁统治，在尼加拉瓜与两代索摩查家族的地方割据政府建立合作关系，1952在古巴、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智利、1976年阿根廷为军事集团提供资金和宣传支持，在阿根廷还支持过后来的反动政权。当民众暴动威胁这些美国支持的专制统治时，当社会和政治革命马上要成功的时候，华盛顿都会推行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公共场合批评人权暴行，提倡民主改革;私下里发信号继续支持原有统治者;第三个方面是寻找可以替代现有统治者并且能够保护国家机器与经济体系，同时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战略利益的新精英。

　　对美国而言，不存在战略性关系，而只有不变的帝国利益，亦即保护代理人国家。但是专制统治却假定他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是战略性的，因此当他们被牺牲以拯救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震惊和失落。由于害怕革命，作为华盛顿代理人的专制者中有一些人不是很情愿，他们不想继续往前走，因而遭到暗杀(特鲁西略和吴庭艳)。美国为一些人在国外提供了避难所(索摩查和巴提斯塔)，其他人或者被强迫进行权力分享(皮诺切特)，或者被安排做哈佛、乔治敦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

　　华盛顿何时重组政权是基于对以下因素考虑：独裁者经受政治暴动的能力、军队的力量和忠诚以及顺利进行政权交替的有效性。等待太久以及与独裁者绑定的危险在于暴动使随之产生的扫除政权和国家机器的改革走向激进化，也会将政治动荡转化为社会革命。1959年所发生的“误判”导致了古巴革命的发生，因为华盛顿站在巴蒂斯塔一边，无法建立一个可行的支持美国并连接旧国家机器的联盟。同样的误判也发生在尼加拉瓜，这一次是卡特总统按照原有的经验批评索摩查，并消极地袖手旁观，但是原有政权被推翻，革命力量摧毁了美国和以色列训练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及教育机构，而且还进一步对美国财产进行国有化，提出了一套独立的外交政策。在1980年代，华盛顿在拉丁美洲保持了很大的主动性。它通过推行行之有效的选举转型，用表面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下选举产生的政客替换了原有的独裁者，而这些选举产生的政客仍然保证保护原有的国家机器和拥有特权的国内外精英，并且支持美国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政策。

　　以往的经验与当前的政策

　　甚至当运动在所涉及的人数上蓬勃发展并且反华盛顿的情绪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奥巴马仍然在是否换掉穆巴拉克这一问题上非常犹豫，原因有很多。首先，白宫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代理人，如洪都拉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这些代理人都相信他们与华盛顿之间有着密切的战略关系，一旦穆巴拉克被抛弃，这些人将会对他们的未来失去信心。

　　其次，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如AIPAC，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主席)有着很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中间的大批说客游说国会领导人向国会施压，要求继续支持穆巴拉克，因为以色列是独裁统治的主要受益者。这些独裁者已经成为以色列在这些国家的喉舌(如埃及和巴勒斯坦)，并且匍匐于犹太国家的脚下。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不断高涨的埃及民众运动的压力下动作缓慢。它在寻找一个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这一政治方案将抛弃穆巴拉克，保护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并将包容民众的选举要求作为对广泛的民众运动进行转移和去激进化的方式。

　　替换穆巴拉克的主要障碍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门，特别是325000人的中央安全部队和60000人的国民卫队直接控制在内政部和穆巴拉克手里。而且，军队的高级将领(468500名成员)已经效忠穆巴拉克达30年，并且通过控制多个领域的高盈利公司获得了大量财富。这些人不会支持任何质疑他们经济特权的市民“联盟”，也不会支持将政治界限设定在选举系统之内的任何权力。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美国的代理人和以色列的合作者。

　　奥巴马果断地提出要与这些实力派进行通力合作，并予以支持。但是他也需要说服这些人，让他们代替穆巴拉克，并且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以消解越来越倾向于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强权的民众运动。奥巴马将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国家的连续性，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大众运动与士兵相结合联盟的裂口，因为这种结合将会促使动荡转化为革命。

　　然而，在政治再造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带有民主倾向的市民中有83%的人不支持华盛顿，这些人将会获得斗争和自由的经验，要求对政策进行调整，特别是要求停止在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地带进行的警察执法活动，停止对美国在北非、黎巴嫩、也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傀儡政府的支持。其次，自由选举将打开争论之门，带来巨额社会开支增长的压力，并且会没收美国70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资本主义剥削埃及人民所得的财产。民众会要求将公共开支由过分膨胀的暴力机器向生产性的、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部门进行转移。一个有限的政治开放可能会导致第二轮回合的较量，在这一回合中，在社会民主的倡导者和支持新自由选举主义的精英之间所进行的新一轮的社会政治斗争将会分裂反穆巴拉克力量。反独裁时刻只有在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才会出现。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埃及，而且充斥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这一斗争的结果依赖于大众发展他们自身的独立组织和领袖的程度。

　　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动力，我们就必须同时利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但是在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献中，这两大学科恰恰被割裂成同一过程的不同部分。例如，这些学者宣称埃及示威游行只是为了反对穆巴拉克，争取所谓的政治自由——这是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的主要叙事方式，也是大多数新闻报道的内容，当然，这种说法扭曲和误读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性质。很显然，正如亚当•汉尼耶就埃及事件的最新发展所做的深入分析指出的那样，“虽然抗议活动已经包含了非常广泛的有着不同诉求社会阶层，但是他们的总体逻辑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在中东的深刻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而是首先围绕在以下两点上，即哪个阶级统治埃及以及谁的利益上升为埃及国家利益。这些问题具体包括：(1)全球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本性在埃及的表现;(2)埃及在保持美国在中东统治模式中的角色。汉尼耶指出，穆巴拉克统治的本质与以下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为什么反抗政治专制的斗争必然与阶级斗争的动力交织在一起”。

　　结论

　　埃及发生的事件不仅被很多大众媒体所报道，而且被美国和欧盟的官方用谨慎的语言修辞所表达，但他们的意思是埃及事件只是一场民众推翻个人独裁者的斗争而已。当然，这种说法在以下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抗议者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诸如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这样的要人们。但是将埃及事件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观点并不能让人明白这些抗议活动的本质，而只能让人更加迷惑。三分之二的埃及民众都在30岁以下，这意味着大多数的埃及人民并不只是在穆巴拉克的统治下度过自己的所有生命，他们还经历忍受了非常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示威游行是穆巴拉克的统治所体现的赤裸裸的阶级权力的直接后果，汉尼耶认为，资产阶级基本上在抗议爆发的头几天就逃离了国家恰好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如此之多的政权具有反民主的特征，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只与文化有关，而是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一种政治形式。在这样一个有着惊人的不平等水平同时在地理上处于对美国全球权力体系来说具有核心意义的地区的社会，资本主义要运转起来就必然采取这样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拉美具有很大的可比性，这两个地区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都存在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对统治拉美政治版图的每一个军事专制政府和威权政体都给予援助和支持本身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数十年来公共空间一直萎缩的社会，要求民主表达权是以阶级问题为中心的更广泛的斗争的一个方面。例如，穆巴拉克是军事政府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一张脸，因此，移除这张脸并不能改变军事统治的特征，也不能改变这一统治保护特殊阶级统治权的方式。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地区联系，就不能使埃及军队的角色发生彻底改变。这一分析明显与奥巴马和其他强权的领导人的修辞不同，正是他们在数十年间对穆巴拉克和其他阿拉伯独裁者进行粉饰，并且将这一地区爆发的市民反对其政府的运动仅仅视为一场政治“转型”。因此，当地精英和美国政府以及他们在本地区的所有盟友，现在强烈希望将民众斗争分割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两部分，同时还希望将这一斗争限制在民主转型的范围内，从而排除任何对政权合法性的更深的质疑。2011年2月14日的媒体报道明确显示，埃及军方将宣布罢工和其他形式的独立工人组织不合法。但是，反对埃及独裁政府和该地区其他威权政体，在本质上始终是一场阶级斗争。

　　本文译自“Beyond Neoliberalism：A World to Win”一书第九章，James Petras 和Henry Veltmeyer著，Ashgate 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