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李菁

　　2006年10月28日10:16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1976年的叶剑英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

　　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