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勾结外企严重违纪被清退的国务院智囊张昕竹，是天则所骨干，任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戮力推进我国“私有化--殖民化”的亡党亡国路线。这件事必须引起足够的反思。

　　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受外国垄断资本贿赂遭解聘

　　反垄断成为近期的热词—奥迪、通用等外资车企传出身陷反垄断调查风波还没有过去，又一条和反垄断相关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网上瞬间被快速传播。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随后，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爆料称，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当张昕竹被解聘的消息出来之后，南方系澎湃新闻立即做了一篇《张昕竹回应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解聘：我帮外企说话了》的新闻报道，为张昕竹洗地。文中称，“张昕竹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称，他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张昕竹被曝收了高通600万之后，澎湃新闻再一次站出来为张昕竹洗地。澎湃新闻发了一篇《张昕竹被指“收了高通600万”：回应称“扯淡”》的洗地新闻报道。此次一同出来洗地的还有财新网，财新网称“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

　　南方系媒体澎湃新闻、财新网为何反复为证据确凿、勾结外企、严重违纪的张昕竹洗地呢？原来张昕竹的身份还有其神秘的另一面。

　　张昕竹的另一面：天则骨干 力推私有化

　　张昕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主任

　　遭解聘前的张昕竹不单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至今已多次参与社科院及天则经济所重大课题研究。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自己的网站(www.ccppp.org)，该网站在《中心简介》中对自己做了介绍：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天则所为何首倡此事?该机构称因“天则所一贯致力于我国经济的民营化，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倡导成立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既符合天则所的一贯主张，还具有学术和政府、企业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该机构的“基本目的”是推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该机构中心宗旨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推进中国公用事业改革进程，用市场化推进城市化，为政府提供改革思路、政策和法律建议”。

　　(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年鉴》则对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该机构为天则所下属机构之一，该中心主任与天则所行政机构所长皆由盛洪担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张昕竹担任。该机构“研究内容”包括“外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文献翻译”、“ 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培训教材的编写”、“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研究，包括对目前各地区政策的收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招标程序研究”、“公用事业民营化后的管制框架”等。其业务范围则包括“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外成熟理论与经验”、“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培训”等。

天则所机构

　　(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nianjian/unirule_yearbook_2010.pdf)

　　天则所该中心管理团队：

　　主任： 盛洪

　　副主任：余晖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昕竹

　　顾问：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其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林军（重庆市发改委外经处处长）

　　Michael J Rouse(国际水协前主席）

　　Peter Bradford(美国纽约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作为天则所在中国推进私有化的重要机构之一，聘请张昕竹作为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并为其搭了一个学术顾问班子，在顾问班子中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周其仁等，可见天则所对张昕竹的器重，也可看出天则所与张昕竹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这个机构里与张昕竹一起搭班子的茅于轼、张维迎、吴敬琏、周其仁，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都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留洋深造后回国，推销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茅于轼、天则所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这里对茅于轼此人多说几句，因为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理事长。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称：“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茅于轼：天则二十年;2013.7.26.http://maoys.blogchina.com/1580139.html)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充当外国的经济汉奸，在国内发表言论肆无忌惮，诸如“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因而“有没有它不会有丝毫的影响”，诸如“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诸如“有一些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诸如“应该纪念战败国(日本：笔者注)的阵亡将士”，诸如“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中国无需加强国防”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质疑其是为美国利益说话的“汉奸”。但他反斥之为迂腐，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义正言辞道：“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张昕竹：反国企垄断，护外资垄断

　　作为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与市场化”的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昕竹的观点与他的同僚们基本一致。张昕竹经常参加天则举办的会议，如著名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这个报告极力通过造谣和学术造假的方式攻击国企，力推国企私有化，被爱国学者揭露后已沦为笑柄；再如张昕竹也参加了“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媒体发布会，呼吁放开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让外资进入，等等。

      除此之外，张昕竹还发表大量文章著作，以反垄断的名义推动国企私有化，例如他在《下一步是产权改革》一文中要求电信私有化(http://www.chinareform.net/show.php?id=5057)，“目前存在的诸多矛盾表明，电信业经过了多次重组后，有效竞争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也昭示着，在现有体制下，仅仅通过对存量重组的方式来促进竞争，其有效性已非常有限。解决有效竞争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让新竞争者参与竞争。……对于中国电信行业，真正需要解决的是顶层设计问题。无论是机制层面的问题，还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关键的顶层设计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长远看，最根本的顶层设计问题，就是要解决电信业的产权结构。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电信改革，都没有在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 ”

　　然而，积极反对国企垄断的张昕竹，却不反外资垄断，反而干涉中国政府反外资垄断，已经涉嫌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那么茅于轼创办、张昕竹任骨干的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我们看看之前黎阳等广大网民的揭露：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