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1947年二月底的那场事件之外，2014年大概见证了这个岛屿最骚动的一个春天吧，熠熠发光的脸庞、亢奋激昂的情绪、殊无节制的语言，以及四处冲撞的身体团块，为这个春天的台北带来满城风雨。这边刚占领了立法院，那边又要占领行政院，这里「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一波未平，那里「反核四」运动一波又起，绵密的浪潮无言地见证了运动的惊人能量。古人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那曾经占领立法院二十四天的太阳花学运以及由林义雄的绝食所主导的反核四运动的高峰期固然已经过去了，但在可见的未来，由于包括经贸在内的两岸关系的不确定、马政权的正当性危机，以选举政治作为催化剂，大大小小的间歇风雨势将难以消停，可能至少要到2016年大选结束且民进党执政，才可能有机会进到一个「盘整期」。

　　2014年台北的这个春天的历史意义为何，固然现在言之过早，而聪明人似乎是应该要拉出一段时间距离，让感情沉淀、反思深入，使对象化得以展开;但是，对于一些迫切问题的初步思考，例如，如何在不同层次上定位这个运动?对整个政治与文化地景，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吾人则有面对、分析与反省的知识义务与实践要求。用韦伯的话，这是无法逃避的「当下之要求」(demandoftheday)。似乎无需指明的是，笔者的这个发言立场也必然意味此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尝试性、暂时性与开放性，等待日后局势发展的补充、修正，乃至无情的推翻。

　　如何理解这个巨大能量呢?无论是「服贸」或是「核四」，就其议题本身而言，坦白说并没有多少能量或热度。「服贸」固无足论，就算是「核四」议题之所以发烧，也并非仅仅由于它自身──因为人们恐核/反核，而更是因为「核四」折射且聚焦了另一种巨大能量。「服贸」与「核四」都是高效吸热装置，而这个热能即是台独。当然，这不是说「服贸」或是「核四」的问题可以完全化约到统独这一议题上，而是说，如果没有统独议题这根硕大燃料棒，无论是「反服贸」或「反核四」，都不会以今日的形式与强度出现。

　　体制外台独炮打党中央

　　「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众，和「台独」这一核心所指的关系难谓一致，但是运动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在立法院内的「黑箱」决策人员)，正如他们自己的公开表明，则都是认同或支持台独的。虽然如此说，但还是要指出：学运领导核心的台独立场并非某种「先锋性」的体现，而恰恰反映了当今学运乃至社运的主流趋向。自从2008年以抗议大陆海协会陈云林来台访问而爆发的「野草莓学运」以来，全台的学生运动组织率多快速染绿，而且不少是深绿，以「中国因素」为最大兴奋点。这有很多因素，除了某些民进党菁英的奥援，以及学生透过各种在地的反对运动所进行的遍及全岛的组织串连，这些物质与组织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台湾经济十多年来的持续低迷、马英九政权在2008年的再度政党轮替及之后一连串的争议政策或体制失能对其正当性的巨大耗损、2008年出现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约略同时的「中国崛起」(论述)与「中国因素」论述等环境结构条件。

　　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显著区别了之前与之后的权力之场。之前，包括「乐生」、「三莺」、「溪洲」…….等由学生强力介入的运动，特别是以2006-7为高峰期的反抗迫迁痲疯疗养病院的「乐生」，基本上是带有某种素朴的自赎意义的「社会性」或「阶级性」运动，并在运动的进行中，展现了刻意置身蓝绿之外、避免道德主义亢奋、自我压抑菁英领导或英雄崇拜的出现、以及学运与当事者群体的双元组织性，等特质。这些特质是否与它们毕竟是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这一条件有关，需要进一步考察，但似乎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去政治化」也许本身是无(或半)意识地建立在一些原本就并非中性，更在此间被高度政治化的范畴上，例如「人权」、「台湾」、「家园」、「文化」…….概念。以此想来，红衫军的例子或许是有征候性意义的，2006年以「反贪倒扁」为主诉的「红衫军」，是一个由各行各业的民众因道德危机感而聚集，且企图超越蓝绿统独再造进退取予等基本做人道理的一个大型群众运动。在红衫军运动期间，广泛大学生群体对那个运动的感受基本上是微温的，而学运以及社运组织对那个运动的态度则基本上是狐疑观望乃至略带嘲弄的。因此，纵然我所谓的「2008年分界」是具有某种历史延续性而非一绝对性分断，但是这个分界仍然是非常清晰的，展现在2008年之前，社运(与学运)与台独叙事有一紧张或至少是疏离关系，横亘其中的是一种「阶级」语言，但2008年之后，「阶级」语言退开路障位置，使社运与台独合一。

　　另一方面，扁政权的腐败，以及更重要的，它向「现实主义政治」的倾斜，使得老一辈的「信念台独派」非常郁闷挫折失语──毕竟阿扁是「台湾之子」。在2000年大选前担任民进党主席并戮力操盘助扁胜选的林义雄，在2006年退出了民进党，这基本上象征了老一辈台独对于民进党中生代政治人物的失望。这个失望并不因2008年以后民进党的下野而缓和，反而持续升高，因为民进党的中生代政客为了将来的胜选，延续了陈水扁执政后期关于两岸的「务实政策」，以「台湾现实上已经独立」等修辞避谈台独，并倾向在法统上支持甚至捍卫「中华民国」，说「中华民国是台湾」。相对于马英九政权在执政后所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独台」主张，一时之间，在表面的修辞龃龉之下，蓝绿在两岸政策上都走向了现实的趋同。在马英九第一任任内所推动的ECFA，固然遭到时任民进党党魁的蔡英文的激烈批评，但蔡在2012年竞争惨烈的大选中，也宣称当选后，将对「前朝」已签订的两岸合作机制「概括承受」。曾经，两者在未来寻求出一个蓝绿共同版的「独台」并非不可能，尤其因为共同分享的基础(例如亲美、反共、友日)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因为民进党比国民党更有「资格」独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圈的崛起，以及区域经济的再整合，台湾也面临着是否更进一步加入亚洲区域经济整合的RCEP，与中国经济进入更深更广的连带关系。民进党对自己的弱点并非没有自觉，它清楚知道它的消极大陆政策无法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安心，因此出于政权竞逐的考虑，它必需更考虑政治现实，而非对少数台独激进派进行安抚。

　　从长历史的视角看，这是台湾在经历了日本殖民以及美国新殖民之后的再度与中国经济体的互动结合。但是，这对于台独基教派而言，恰恰是一不可逾越的红线，是台独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服贸」不只是服贸，它的终极所指是「一中」。

　　民进党中生代政客，由于现实(无论是中国崛起的政经现实，或是选举政治的现实)所催生的合理性考虑，成为了政党体制外的老台独(例如林义雄、史明)以及主要是在学界的中生代台独(例如吴介民、吴叡人)的难以言语的揪心之痛。一方面，他们对于民进党中生代政客的「理想主义的丧失」由衷痛心，但另一方面他们除了民进党也无所寄寓其政治希望与政治着力。于是，他们企图从一种「自己人的外部」位置，找到一个牵制甚至推动民进党的支撑点。奉林义雄为「精神领袖」的准政团「公民组合」即是在这样的一种「炮打党中央」的思考下，在今年初太阳花爆发前就开始积极筹划，目的就是要「让有理想性的政治人物有机会从事政治改革」，而这之所以需要，归根结底是因为民进党「不见自发性的改革」。「公民组合」的核心分子，同时也是「太阳花学运」的核心分子的黄国昌教授就指出，「公民组合」成立的目的是要让公民团体「发挥强力主导议题能力」，而之所以有这个需求又是因为「朝野两大党对各类政策的漠视让公民团体失望」。「公民组合」想要「让更多公民实际参与政治。」

　　是在民进党体制外的老台独与中生代台独所共同感受到的几乎是时不我与，必需背水一战的这个危机时刻的同时，也基本上完成了以青年为主的包括了学运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的被台独意识型态的收编，但只是无从预估青年台独化的势头有多大。三月十八日对立法院的不预期的成功占领，以及之后野火般的迅速扩大蔓延，使得台独力量因地缘政治而形成的一种深刻危机感，与因为台独的青年化而形成一种惊喜的自信，构成了一个高度戏剧化且高度危险的(因不知终将走向何处)结合。

　　因此，所谓民进党指使学生闹事，整垮国民党，好赢得年底的选举以及后年的大选这一流行说法，其实并不成立。真实的状况是体制外(非党职、非公职)的老中青台独，透过对国民党政权的攻击，取得正当性的高点，进而对民进党中生代政客产生挟持作用，逼迫他们「恢复理想性」，进行往台独方向的「革命」。鉴于台湾的政治地景上难以有第三党的存在空间这一现实，无论是学运领袖或是准政党组织「公民组合」，都在「组党」这件事上展现了高度的戒慎警惧，深惧边缘化。因此，也许除了走边缘路线的台独组织(例如公投盟)，就算是「激越的」学运领袖甚至被视为「人格者」的林义雄，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利益之中进行现实主义的谋略算计。他们固然不乏另立门户的野心，但更不乏以「另立门户」作为权力筹码，高调回归政党政治轨道的清醒。事实上，民进党中央也在方寸甫定之余，摆脱了完全被动的姿态，以现实主义的口吻指出「学生们最后仍需要民进党」。这应该是大势之所趋，因为就台湾内部而言，2016的大选将作为无上命令迫使绿营整合，就外部而言，台独势力的最终保证──美国──在面对绿营时，也只会以民进党作为其意志代理或交往对口。

　　今年春天的这一连串动员与骚动，最终很可能只是一场混杂了悲剧与闹剧的奇异剧种。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区域经济的形成，并不会因台湾的骚动而改变，激情之余，台湾人民(包括了「沉默大众」)还是得面对是加入还是孤立这一无法回避之哈姆雷特式选择;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奕，也不会因今春爆发的孤愤而有结构性的调整。此外，包括台湾资本在内的全球资本也会在适合的时机找到它的政治代言人(不论是蓝或是绿)表达它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太阳花学运的退场上已经表达了。是的，台湾社会在经历了今春的事件之后，是和之前有了一个重大而不可回复的改变，但不因台湾之变而变的部分依旧巨大，因此，这个春天的历史意义为何，似乎也不容许过多的主观诠释空间。

　　学生为何走上激进台独的道路？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不改低迷，大学生毕业后一职难求，薪资持续偏低，而同时物价(尤其是房价)一路上扬。这些都是青年人愤懑的重要来源。马政权因此很容易地就变成了青年抒愤懑吐怨气的直接对象。而此时，又由于港台两地在「两岸关系」上的某种结构模拟性，再加上港台两地的「社运经验」的相互串连，「香港化」的恐惧于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因此，虽然马政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向来是唯恐不足地谨小慎微，坚守政经分离与政冷经热，但由于它「先天」的正当性脆弱，它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一种想当然尔的故事框架：马英九这个「中国特首」，违反民意，独裁专制，支配国家机器，进行黑箱作业，出卖台湾利益，以逞其卖台狼子野心。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干你这个政府」(Fuckthegovernment)、「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口号一一浮现。

　　一种「中国崛起论述」的崛起与马英九政权在2008年的成立约莫同步。于是，同时诉诸对「中国」的恐惧以及对「马英九」的怀疑，使得台独方便地随时伸指于马英九政权的软肋。台独对中国的心情是分裂的，在仰视的恐惧的同时，还有一种俯视的傲慢。这种对「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或历史实体的傲慢，由来已久，而且一向是台独/民进党的一个核心意识型态武器。以「日本殖民现代性」为基底，以一种文明的优位自视并鄙视当年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乃至「中国」为「野蛮」、「不文明」。郑鸿生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一文很准确地追溯了这个文明主义的神话源头，之后，这样的一种殖民现代性文明观又在50年代开始嫁接到冷战时期的美国现代化意识型态。在正当性战场上一路挨打的国民党政权，于是最后沦落到只能以「拼经济」作为其仅有的具有正面表述性质的正当性，而对于战后以来的台湾历史进程，只能在某种「带罪立功」的屈辱身份下，持续失语。在意识型态领域里，关于重要问题的表述它只能以负面形式为之，例如不独、不统、不武。在历史、传统与国家认同这些重要战场上全面弃守的国民党，当然无法得到任何积极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青年学生的冷漠与厌恶。

　　因此，要理解为何会有国家认同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1949年的两岸分断造成了两岸人民在日殖时期都未曾有过的隔绝，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又因为在全球冷战下两岸分属对峙阵营，而形成了长期的敌对与阻绝态势。台湾在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翼扶与监控之下，自然无法反思清理殖民遗留。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大规模地消灭了本土的反日、反帝、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结果是：亲日的、皇民化的大家巨室反而在新政权中继续显荣，相对而言，凡是心向祖国的、反帝的硬颈好汉们，不是身遭屠戮就是投入囹圄，作家杨逵就是一个例子。

　　太阳花学运昭示了一个现实：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我们今天还在冷战与分断的遗留下思维与行动。历史不能重来，但我们不妨「反事实」地想象，如果日本殖民主义在知识与政治上曾有机会被严肃反思，那么今日的反中、反华未必会有如此彪然的势头。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日本侨民回国了，但日本幽灵一直没有离开岛屿。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日本」(而非美国)一直被拿来当作近身批判或不齿「野蛮的」国民党、乃至「中国人」的一个「文明的」参照点。这个一直存在的、强烈但又隐密的「对照」，恰巧也在2014年透过导演魏德圣制作的关于台湾在殖民时期的一个棒球队成功故事的电影《Kano》被外部化、聚焦化与政治化了。《Kano》之所以成为今春票房大热门，而且是占领立院的太阳花学生的一个高度仪式性的晚会高潮放映，正在于它企图将「日本因素」结合到「台湾人」的历史意象中，而在这个结合中，台湾原住民再度被政治消费。那么，什么是这看似无辜的怀旧片里的日、原、台三位一体的团结性的对立面，难道还需要具体指陈吗?假如「杨逵们」当初并没有被屠戮、镇压、噤声，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左眼」(反帝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传统)如果没有被剜掉的话，那么台湾社会的发展会走上一条很不一样的路途，应是一谦逊想象。

　　历史的吊诡因此是：那民族主义的、提倡「复兴中华文化」的蒋介石政权，恰恰是今天台独反中势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对五四以来复杂万端的近现代史的前提下，那个中华文化的故事也说不全整，左支右绌，遁古走空。因此，「中华文化」并没有办法以它的美丑兼具善恶共存的真实面貌展现，而既然失真，就无从感人，因此注定成为了基本上无效的宣传灌输。在国民党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败了，但在它所反对的负面，它成功了：国民党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转换，就能够变成仇中恐中。马英九政权的最大「罪状」，于是就是它的「通匪」，以及在通匪中，葬送掉了台湾「最宝贵的民主」。

　　这于是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冷战时期此间对两岸关系的五字箴言──「汉贼不两立」，以及那时台湾的自我感觉──「自由的灯塔」。台湾其实并没有脱离冷战时期由美国所设定的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棋局。不论是统一甚或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它最大的利益是继续让台湾站在美国这一边，成为中国的问题。无法重估台湾对美国的扈从关系，是学生激进台独化的另一结构条件。对于「服贸」，学生马上要揪出后头的黑手「中国因素」，但对于反核，学生完全对核电后头的「美国因素」失语。

　　「太阳花学运」所爆发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为其汇聚前导，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以反对「亲中」资本旺旺集团在台的媒体并购案为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旺中」)，目前学运的领导骨干几乎都是「反旺中」运动的要角。反旺中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就是夹戏谑、讽刺与恐惧的「你好大，我好怕」。几乎在「反旺中」的同时，台湾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创造出一个「你好大我好怕」的学术版名词──「中国因素」，对中国势力透过政商产学媒渗透到台湾，支配腐蚀瓦解台湾的民主体制提出了麦卡锡式的恐怖预告，指认了台湾岛内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当然，这种恐惧感并非纯然蹈虚，而是建筑在中国崛起，而台湾的经济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觉)对比之上。这个预告不能说没有它的某种表层合理性，特别是参照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某些真实的市民困境，但是这个预告的「实质不合理」在于它重复冷战话语，把「中国」妖魔化，使得一切关于两岸的合作交往的讨论都被怀疑──除非是与大陆的公知或维权的合作。这里隐藏了弱势法西斯对于捍卫「生存空间」(或「家园」)的一种绝望政治(politicsofdes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