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近期的事件历程，我们是不能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视野限制在最近这几年，而失去了一个百年视野的话，那将无法掌握住这一波反中反华的「历史源头」。而要如何解除这个「反中反华」的丛结，也可以思考从盘根错节的其他部分同时拆解，这首先意味着，摆在今天两岸的共同思想课题就是如何将美国「文明」霸权相对化，如何将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社运」、「多元」…….等词汇上的普世话语历史化、脉络化，重新建立中国文明在当代的进步的有召唤力的诉求。
公民话语的所指错位
台湾的知识界由于长期以来不曾面对反中、亲美与日本殖民的这一丛结问题，因此这个丛结便成为笼罩在政治心态与话语之上的无意识巨伞。在这个巨伞笼罩下的各种「进步概念」，从而取得了特定的诠释学意义，而与原初西方脉络下的所指有了巨大差异。「公民」即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太阳花运动所揭示的现实中，「公民」，既非传统自由主义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会论或是公共领域论下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动员与排除的暗喻。「公民」一词的真正具体所指，是置于「公民」这一名词之后的动词，而「公民」也者则被那个特定动词所界定。例如，公民反媒体垄断、公民反黑箱、公民反服贸、公民反核四、公民反死刑……。这也就是说，在台湾，一个人(成年人)只要他反这些被规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时才是「运动」的合格召唤对象;在召唤的另一面则是排斥：你若不反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以上这些装上「反」这个字头的复合动词，又无例外地可以归结为「反中国因素」。「中国因素」是一把大黑伞，罩着「服贸」、「核电」、「媒体垄断」、「儒家伦理」、「死刑」……，凡此，都具有暗地(黑箱)操作的、与中共私相授受的、道德上见不得人的「私」的特质。因此，所谓「公民运动」所召唤的并不是什么「公共论辩」、「审议民主」或「基进民主」，就如同反服贸所召唤的其实并非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样，而是直接或间接的恐中与鄙中的心理。要说明「公民」这个概念与「审议民主」或是「公共论述」这类概念无关，其实并不费劲，只需指出林义雄以绝食禁语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死亡政治」恰恰是审议民主的逻辑对反就可以了，但在当代台湾，这就如同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一样的困难。
「公民」因此是反中运动的动员与排斥话语的核心构造，具有文明主义、族类主义以及二元对立阶序观等内涵。在这个阶序观里，凡是因对那些「反」表态支持的人们都可以立即获得沛然无比的正当性感觉，同时以此感觉傲慢地对他们的抗争对象及其支持民众(被否定「公民身份」的公民)进行毫无克制的鄙夷，因为相对于吾等公民，尔等是「私民」、「贱民」，或是「外来贱种」。恰恰是因为「公民」必然预设了一种公私二元对立的内部构造，因此这整个反中运动采用了「公民」而非「人民」，因为公民更有效地表达出一种道德阶序：公与私、阳与阴、善与恶、义与利、文明与野蛮，而后者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极危险因子，合当排除。因此，「公民」在太阳花的语用学理，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排他主义的国族统合暗喻，在这个暗喻下，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都需要重新统整在国族统合的光明大伞下头。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史于是矛盾地成为它自己的取消者。阶级的、(原汉)族群的、南北城乡的、性别的不平等或差异政治…….这些原先多少企图在自身的社会性逻辑(而非国族逻辑)下的操作，如今皆要收编在「公民」这个最大的保护(指导)伞下──是体制外老中青台独的最大共识，也可称为「太阳花共识」。于是，真正的「贱民」是拒绝被统整到这个「公民共识」(即「太阳花共识」)之下的异议者，例如统运，或与统运有组织或思想联系的社会运动。
2014年的「台北之春」，让一个经典的政治理论问题重新得到现实意义：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自由主义现代性(liberalmodernity)会神移甚至形变为法西斯?
不少人指出，此次太阳花学运的核心菁英不少是来自社会学系。这并不意外，因为长期以来，倡议「公民」、「民主」以及「社运」这些概念的就是台湾的社会学界。但是历史地看这个倡议，也是有一个不均质的、起伏巨大的过程。在1980年代下半叶，台湾的社会学界在反对国民党、支持社会运动，与支持李登辉的本土政权上都曾风光一时，时谓显学。但是在李登辉政权在总统直选之后快速巩固，以及之后长达八年的扁政权时期，原先生龙活虎的台湾社会学界却进入到一种伏流状态，要等到2008年马英九政权成立，台湾社会学界的政治活力才再度冒出地表，并以同年的野草莓运动为它的标志性现身事件。今天，社会学再度成为显学，但很明显的是，它是否是显学取决于外在的形势：当「本土」政权在位时，它闷不吭声;当「外来」政权在位时，它以「公共」、「社运」、「民主」之名活力四射。
公民、公共、社运、民主…….这些概念是台湾社会学界在1980年代从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有自由左派或是新左倾向的学界)所套袭过来的;笔者本人也是一个套袭者。这一套概念的核心是一组非历史的、在西方实践无效大致属于校园左派的政治正确姿态，其核心是近乎教条地反国家机器、反阶级压迫，以及反父权，所谓「三反」。但这个姿态并非「普适的」，而是，如前所论，有选择性的，也就是它们并不适用于对民进党的批判，或至少，并不热烈地如适用于国民党般地适用于民进党。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这个「三反」意味着反中。这个「反中」其实是直接承袭于西方现代性立场的(不管是自由派或是新左)，因为在西方左右现代派的思维结构中，「三反」是建立在不需论证的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前提上，也就是说，你首先必须是在一个立宪的民主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然后你才有资格进入到「三反」。这里头不言而喻的是一把西方筛子，把他们所认定的「东方专制主义」、「东方社会主义」或「东方传统主义」，一致视为是前现代的体现。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现代性是需要一些这里或那里的修补，但总体而言，它只需在一些局部方面，以社会运动或公共领域，节制国家机器、克制男性霸权，以及追求社会正义。因此，既然西方自由派或新左的理论意识中已经包括了这个未言明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对第三世界非西方文明的体制的敌视与鄙视，那么台湾的社会学界克绍箕裘，以此为职志，把西方的隐前提转化为此地的显针对，即是，把三反扩充到「六反」，成为了青年台独的理论武器库，而这个武器库，既不妨说是「佩利安德森」牌的，也不妨说是「柄谷行人」牌的。社会科学的学生菁英在这样的理论空间中，舒服地进入到一种高等的反叛自觉，且常常不厚道地看着那些走不出当年国府迫害阴影的老一辈的，有着不可化解的省籍情结的，吟哦着「黄昏的故乡」的台独边缘人，只因年轻的他们如今是有理论、有世界观、有地缘政治谋略的台独了，于是他们自称「台派」，有以区别于老耄之「独派」。但是无论台派或是独派，不变的核心仍是反中、亲美，用理论的术语把「中国」等同于「东方专制主义」、「文革非理性」与「六四镇压」。这样一个「中国」，是台湾的民主、经济与文化的最大阴影，是必需要走出的阴影。
顽存在「新」里头的旧
台派自诩比独派高明进步包容，虽然他们未必超越了省籍意识，但他们企图宣称他们的「共同体」概念不再是以族群或是以省籍意识为基准，而是以空间与文化为基准，也就是说，以台湾为边界，在此境内的所有人(抱歉，各类移民移工不在此列)都可以是共同体成员。其次，所谓「台湾」，其标竿识别是它的以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进步文明性。但我要指出的恰恰是台派的学运其实并没有超越统独蓝绿，仍然是在这个架构下的操作。我们可以提问：这个学运到底是如何理解政府与国家?这里有一个深刻的矛盾，展现在经常穿在学运领袖身上的黑色T恤上的上下行文字之间：上行中文：「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下行英文:“Fuckthegovernment”。救国家如此虔敬，干政府如此粗暴，这之间没有矛盾吗?而且这个政府是民选的政府，你干它，不也间接干到民吗?是什么让学生如此理直气壮的要干它?
其实，“Fuckthegovernment”这个口号是故意不精准的，因为它真正要干的是国民党马英九政权而已，但学运又要刻意装作它摆脱了蓝绿窠臼，因此有意无意地把马政权或国民党以「government」之名代之。但这样一个过于轻易的概念短路，其实又不是偶然的或是权宜的，而是符合台湾的一政治深度核心，即，在这个岛屿上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基本事实。在分裂的国度中，有两个「政治家族」相互对峙。本土化运动以来，主流的论述是国民党是一个外来政治家族，它并没有真正的正当性，它或许能根据某种「程序合法性」组织一个暂时性的、工具性的、世俗性的，乃至高度可疑的「政府」，但它绝对不能与具有神圣性的国家(theState)混为一谈。现在，这个国家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她自己，还在某种异化的状态之中，而有一天，当这个代表着本土(即「台湾」)的政治共同体真正建立起它的政治代表体制，完整地收回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找到她自己。台湾国将只是「台湾人」这个神圣家族的「自己的国家」。
恰恰因为马英九政权被视为只具有程序合法性，而没有实质正当性，因此，这个「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就是断裂的、二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窃据」了国家。所以，学运领袖才会以「人民」之名，否定马政权的正当性，并要求「公民」「干」它。「公民」因此是造「反」的行动主体，为的是建立属于台湾人(「人民」)的「自己的国家」。太阳花学运的终极指向就是在消灭国民党的独台，炮打民进党党中央，警告其耽溺于蓝绿双人舞以及对中国大陆的现实主义趋向，并形成一个「太阳花共识」，也就是一个新的、纯净化的、彻底脱中的、「正常化的」，只有一个政治大家族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这即是学运常常诉诸的「革命」话语的核心所指。
独台「出局」与社运「入局」
过去几年里，一个很流行的见解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国家定位与认同上正在趋同中，它们都认为「独立」是没有必要或不可行，而这又是因为「事实上」已经独立了，即「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即是一般所称的「独台」。如果法理独立是好看的花，那么事实独立则是可吃的果，在不取其华、宁取其实的「理性思维」下，有一种两党暗地里大和解的倾向。以向来最敏感反映政治变动的文学领域而言，台独派与独台派早已达成了大和解，而和解的基石即是反共、亲美，与「中华民国是台湾」或「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于是我们看到文学史作者陈芳明对余光中等「中华民国派」的褒扬;于是我们看到龙应台与齐邦媛根据「中华民国」史观所作的准历史性或自传性的书写，竟然能得到超越蓝绿的一致褒扬颂赞，一时洛阳纸贵。但是，要注意的是，即便在这个以「多元」、「和解」或是「包容」为名的潮流中，并非没有作为潮流的隐形支撑的异类、卑贱与排斥;被这个大和解所激烈排斥的台湾作家至少有一人，即是陈映真，只因为他坚持反帝、民族统一，以及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
但这次的太阳花运动即是将吴介民的「中国因素警告」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将马英九政权以「全民公审」的方式定罪为卖台集团，而这个宣告无异于间接宣布了「独台」路线的不正当性。而在政治上宣布马英九/龙应台的「独台」政治路线的死亡，不啻宣告重组台湾政治光谱的意志。在太阳花学运青年台独菁英的策略想象中，民进党将是未来要形成的以独立为终极目标的运动中的「右独」，而太阳花学运的菁英以及整个社会运动部门为「左独」，并在将来形成「台独左右共治」的局面，而所谓的左，即是在太阳花大右翼前提下限定在「分配正义」格局内的「左」。因此，相应于国民党独台的出局的是「社运」的入局。虽然我们也察觉到了某种坚持阶级政治优先的微弱反抗，但在今年五一劳动节的工运游行的确已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太阳花共识的浮现。饶富指标意义的是，类似于陈映真在文学界的「贱民位置」，统派的、支持服贸的劳动党在游行前就以「程序正义」之名被排除于游行参加队伍之外，而由于这个排除是由自称贱民的工运团体所进行的，因此也难免让人产生「投名状」的苛刻联想。在太阳花秩序中，连「贱民」位置都要前置性地占领，可见收编规模之庞大!无论如何，太阳花学运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社运左翼」几乎全员被收编统整到这个霸权的、公民的「太阳花共识」中。
独台虽然被太阳花学运宣告路线死亡，但这毕竟只是台独的意愿与意志，至于国民党是否能禁得住这个学运以全民为名的对其正当性的否定，仍属未定。此外，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是否就如此走向了不归路，也仍属未定。这里需要思考的至少有三方面：美国因素、沉默大众，与中国理念。
美国因素
以太阳花学运的澎湃喧哗，也无法掩盖台湾在各方面受美国操纵的静默现实。目前并没有证据说美国操纵了这个学运的出现──如同美国在很多「颜色革命」中的位置与角色，但我们的确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具有决定性的表态，决定性地影响了很多支持「反服贸」的有力人士的适时表态喊停，从而决定了太阳花的退场。
美国对马政权在关键时刻的支持，显示了美国仍然把马政权视为目前而言较可预测、较可控制的羽翼对象;而民进党在这次学运中的被动与投机，再度让美国对它不放心，加之以学生运动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究责的政团，美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选择对既存政权的继续支持。那么，这和美国「重返东亚」，意欲重新围堵中国的战略思维有无矛盾呢?照理说，美国不是应该要支持甚至筹划一场类「颜色革命」以对马政权据说的「亲中」、「卖台」进行惩戒吗?这只能说，从美国的眼睛看出，马政权并没有亲中与卖台的疑虑，美国深深地理解并相信，马政权是它在东亚岛链中的一个可靠的小伙伴，因为马政权奉行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两岸政策，即政治上亲美反共，经济上自由开放──包括对中国大陆，此外，马政权也不可能踩到两岸关系红线，从而引发区域和平危机。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一种「羁縻」，松弛地、有回旋余地地将绳索缰绳套在台湾的政治动态上，允许一些小打小闹的「自由」与「自主」，但这是在某一点之内，逾越此点，绳索将会勒颈。向来，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控制，不是只能收，而是「收放自如」。透过这次的太阳花学运，美国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没有非得亲蓝反绿的必要，但在驯服的马政权还有两年任期的现实前提上，它选择支持马政权。
就美国而言，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是一场已经达到目的的颜色革命，因为学运结晶并巩固了李登辉政权以来一直在经营的亲美与反中。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将使台湾与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新的围堵政策中变成更无问题性的一个亲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国大陆的「敌国」。这个「无问题性」，可能犹且超过韩国，因为韩日之间还有台日之间所没有的历史矛盾，而这使美国对韩日的「羁縻」产生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Kano》这部片子会在学运期间在现场盛大放映，似乎有着超过大多数学生所能理解、愿意理解的地缘政治意义。
太阳花学运也为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提出了一个教条性的议案：与中国的任何形式的接触都是有毒的，都要受到「公民」严密监督。换句话说，两岸的任何形式的「统一」，哪怕是存在于极遥远未来的，作为民主政治理论逻辑合理选项之一的「统一」，乃至马政权现实主义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独台主张，已经被学运宣布死亡。这个死亡宣告得极为彻底，因为学运菁英所鼓动出来的蔑中、恐中、仇中，已经逾越了对于政权的批判，而进入到歧视性极为强烈的种族主义与文明主义了。由于被蔑、被恐、被仇的对象是一般中国人民，而当人民间的仇恨被点燃，那么最后也必然限缩了两岸政权之间达成任何协议(包括和平协议)的自由度。台独基本教义派所达不到的目标，如今被学运达成了。广大的外围参与学生，虽然对「中国」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对「国家认同遭受打压」的心情委屈与对大国崛起的朦胧恐惧，但也只能被半裹胁到这个浮起的政治中。
由于把「中国」，乃至中国平民百姓，当成了敌对对象，太阳花学运的先锋党在追求「自主」、「独立」的同时，把一个「小国」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可以多多少少经营开拓出来的战略回旋余地给自我解除了，而这又无异于自己拉紧了美国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这难道不是一个极端危险的趋向?在追求台独的路上，或许有一些人会以「抱美国大腿」为摆脱中国的不得不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代价是高到把台湾推向地缘政治的危险水域，以灭顶的危机(或「有尊严的死亡」)(吴叡人语)为台独的「合理代价」，那就必须要将这个可能的代价对人民百姓老老实实地提出来，而非将之隐藏在无害的修辞之中。台独无法对此进行手段与目的的必要辩证，是它外强中干的一个无法掩藏的征候。
沉默大众
太阳花学运时，据以表明运动自身代表「全民」的，竟是一个「反证」──马英九只有百分之九的支持率。学生呛马英九民调治国，但学生自身不也在「民调革命」吗?运动期间，媒体上有质疑太阳花学运的声音，常提出「沉默的大众」这个说法，但到底有没有沉默大众?这个沉默大众等同于马英九的支持率吗?
是有沉默的大众。但大众何以沉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大众本来就是没有菁英发言管道的，而网络世界也是区隔断裂的，大众的不同的杂音往往进不到「公共」(或菁英的耳朵)中。另一方面，这些声音也许很断碎，不连续，有心情，没说法。大众并非有意克制他们的话语，而是根本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正当性论述，只能空泛无效地吐出一些为学运或知识分子耻笑的词汇，例如「理性」、「法治」、「不要太超过」等。当正当性话语权掌握在「公民」(即台独)手中，那么任何的行动(尽管看来是多么的无理、失礼)都可以以一种「大正义」正当化：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更高阶的正义，所以我们必需如此行动，而这个行动正是「公民不服从」的展现……云云。从而，反对的话语就被迫首先得自我检证是否「不文明」、「不公民」、「不爱台」。这，造成了人们的失语。相对而言，太阳花学运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语言的狂欢节，沉醉于高阶正义语言的傲慢与自我催眠。
当然，大众的失语也是因为批判知识分子的长期闇弱失语。在西化教育中培养的台湾批判知识分子也都是长期只会在「公民」、「多元」、「自由」、「公共」、「社运」、「正义」、「自主」、「批判」…….等词汇所编纂的故事中说话。当他们发觉他们没有这一套词库就说不出话来时，他们就只能失语地看着挪用这套话语进行能指所指错位魔术的进行，并感觉到极端的无能为力。国民党的失语征候性地展现在它几乎无法培养出一个具有论述能力的青年军;「拼经济」又如何能够抵抗「台湾魂」呢?新党藉由对孙中山的中华民国的召唤、对五四的新党特色的召唤，也只培养了一个王炳忠。
不那么「现代」、不那么「文明」、不那么「西方」、不那么「公民」的台湾人到底有没有?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到处都是。绝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是认同错乱下的事实中国人。虽然台独要他们自恨，但他们依旧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进退取予，行事做人，赏善罚恶;就算是「不统不独」也都是很中国式、太中国式的态度!这里有一种很现世的、现实的人生态度，不为已甚，好好说，慢慢来。其实，太阳花学运也都是很中国式的，占领立法院当自己的家，不就是一种「公私不分」吗?
真正的激进台独其实是一种自恨者，恨中国则类似一种近亲憎恨(陈映真语)。他恨自己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传统」，他要当现代的公民、世界的公民，他想象台湾是东方的瑞士、东方的香格里拉，是太平洋上的海岛一乐园。因此，他超前西方地认同西方，只要是西方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比西方还西方。西方占领华尔街，我们占领立法院;西方开始反对二手烟，台湾马上就禁得彻彻底底;西方人家庭垃圾分类，我们街头运动也要垃圾分类;西方有国家废死，我们也要跟上。
「废死」是我想拿来说明「沉默大众」的的一个有力脚注。在台湾，废死的呼声在过去这十多年来越来越成为一个霸权的声音，这后头当然有「脱中入欧」的潜在动力，要把死刑论述成一个文明世界绝对不能容忍的野蛮行径，因此，支持废死的声音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公共媒体以及知识分子论述。但这里恰恰好有一个「沉默大众」的存在。根据法务部所作的民调，有76.7%的受访民众不赞成废死，也有约略相同的数字，对已经判决确定、无法再提非常上诉的死刑案件，赞成要执行。这个数字并没有灌水，因为很多研究都有类似的甚至更高的数字支持死刑，但问题是，这些支持的声音很少展现出来，都只在「私领域」中流动，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定包括：他们所相信的中国传统的「天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并无力与文明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根源于基督教义的「公理」(国家机器无权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相抗衡。
同样的，对于太阳花/反核四运动的诉求以及表现的形式，台湾社会应该也存在数量颇可观的、持不同意见的「沉默大众」。他们被这个自诩为「多元社会」所去正当化、所压抑的声音，将要如何表达呢?目前而言，他们唯一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选举」或是后年的大选。他们将投票，然后一如既往，闭上他们的嘴。但这样的一种政治机制又将复制，而非消弥，岛内的无穷斗争，乃至歹戏拖棚，一直进行着一场语言狂欢者与沉默失语者的间接对抗，而蓝也绿也，从某一个角度看，不过是这两种「声音」的代理而已。失语固然痛苦，狂欢也可能是痛苦的另一种形式，因为这毕竟是用借来的语言来说一个无法说的故事，用借来的姿势来跳一场无法跳的舞。因此，我们看到学生们在白天或在公共空间说完了他们冠冕堂皇的一大串「太阳花」公民话语后，晚上或关起门来必需要说更大一串的「大肠花」脏言秽语，才能平衡他们没有真实感的「公共」演出。白天是异化劳动，晚上是粗口休闲。运动的学生竟然类似资本主义体制下被剥夺劳动力的工人在规训劳动之后，有强大爆粗口的宣泄需要!我们于是不讶异地看到脏话被戴上美学甚至道德的冠冕。
「中国」
台湾的问题从来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而台独的问题归根究底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在当代世界里，除了经济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对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将来，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涵蕴了一套有召唤力的价值与实践，形成了一个能提供给人类新的安身立命，以及与万物相处共荣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给区域人民以正义、和平与尊严，那将是「台湾问题」解决之道的根本所在。这是有希望的，因为西方的发展模式、霸权模式、欲望模式已经图穷匕现了。这个世界不能再继续被美式的生活及其制度所挟持了，所有人，包括西方人，都需要创新思维。台独未尝不是在一个世界不知要向哪里继续走下去的焦虑下的一种退缩性的、封闭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汉的立场，而这个立场的激进化又不得不说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兴起这两个因素的共构。「中国」是什么，也许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最重要问题。而这么说来，什么是「中国人」?如何当一个「中国人」?就不仅仅是生活在台湾有着国族认同焦虑的台湾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更也是中国大陆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问题。如何将这个思想责任扛起，尤其是两岸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当下之要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共勉之。
本文全文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4年6月号
其删节版发表于《文化纵横》(北京)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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