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1993年评抓捕四人帮和遵义会议

　　大德篇

　　何谓大德?难道“德”还有大小之分吗?依我看还是有的。小德多半指个人范围内的一些操守，例如在人际关系上，对朋友诚实，言而有信，对师长和长辈尊敬，对父母兄弟友爱相处，夫妇间互敬互爱之类，这些都可称为小德，亦即古语谓之小善也。而大德则是指大范围的，其标准自然有阶级立场的不同。例如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来说，其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和献身精神，以至对国际无产阶级道义的信守不渝，这些都属于大德的范围了。总之，一个人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民族愈忠实，愈有利，贡献愈大，其德也愈大。衡量毛泽东的一生，我看在大德上也不愧是个典范人物。

　　一、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

　　毛泽东的大德，首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及其阶级立场的坚定上。这一点，特别在与资产阶级合作和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得最鲜明。

　　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与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和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分不开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涉及，此处不再详述。而在抗日战争中，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典型。一方面，他用极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他给国民党人士和非嫡系的军队将领，如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写了许多亲笔信，以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使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他又鲜明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在抗战爆发、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前夕的中央洛川会议上，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促进国民党改变片面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此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这一条是有深刻含义的。一方面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充分发挥我军的这一特长，才能起到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作用;二是以此来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因为毛泽东早已识破蒋介石的阴暗心理，即用日本人之手“借刀杀人”。如果我军把自己的长处弃置不顾，而将有限的两三万人纳入国民党的所谓正规战，实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不是拼几下子就完事了?那么国民党一旦动摇投降，谁来坚持抗战的局面呢?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完全证实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两个投降主义，即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反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是因为他已看出，国民党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的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即已动摇，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尤其是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既害怕战争对他们的财产带来破坏，又害怕民众起来，动摇其统治地位，他们的投降是必然的。毛泽东并且预言，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这一预言没有落空，此后不久即为汪精卫集团的树起降旗所证实，仅仅只在国民党的国旗上添加了和平二字就跑到南京去了。显然，不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不制止这股逆流，抗战是无法坚持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什么又提出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呢?这是指共产党内说的。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痛苦教训，对毛泽东是极其深刻的。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消极倾向。由于从国共内战转到国共合作，我军从山沟里走出来，党内军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便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1937年7月，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同国民党军第157师谈判时，由于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在统一战线中，有的地方过分相信国民党，因而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军队中个别人甚至以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可以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有人甚至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限共”、“溶共”、“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新政策下，如不提早注意，那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认为，这种阶级投降主义，将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种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他认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倾向。因此，他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正当这一正确方针顺利贯彻，游击战争在敌后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回来了。他提出了另一套方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很多帮助，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始终若明若暗，有许多情况是不了解的，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直到进行三大决战前夕，米高扬到西柏坡秘密访问时还是如此。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对我党的力量和潜力更是认识不足，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因而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促成统一，不要提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时，他们还担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胜任新的任务。因此，需要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这就是王明被派回来的背景。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王明回国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重点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上的许多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自由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指名批评刘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该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用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许多与会者盲目信赖，一时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据王明的错误观点，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自己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作了辩白和说明。但会议未对分歧展开进一步的辩论。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书记，并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派赴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王明到了武汉，并任中共长江局的书记后，便在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当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问题上，从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退了。随后又于次年1月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散布了许多对国民党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他在武汉大学的讲演，走得更远。甚至说什么“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劣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还说，“现在都谈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以这种退让为满足，更不欣赏他的“共同负责，共同领导”那一套，还是照旧坚持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对这种叫嚣，王明不敢反驳，而是以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形式来反驳。而他起草的这个“谈话”，却并未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审阅。王明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王明不但在长江局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党中央，甚至发展到以通知的口吻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在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声中，他竟也提出建立几十个新式装备的师团，“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军令”、“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待遇”的主张。这一主张，无异于响应和屈服于国民党“统一军令”吞并我军的压力。如果实行这种主张，共产党还有什么独立自主呢?敌后的游击战还怎样开展呢?尽管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王明硬是不听。王明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按中央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致武汉失守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在这些地区乡村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使新四军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这时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已蓬蓬勃勃地发展，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严重的教训。当然也要指明，大量国民党军的阻挠，使新四军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条件。

　　正在这时，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好消息。由于1938年4月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与任弼时，他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这就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讨伐”、“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的心脏。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发挥出这样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别的，是千百万群众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而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什么能发动起来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旧式政权改造成为新型的民主政权，砸碎了封建的枷锁，这就使千百年被压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得以抬起头来，一如经受了雨水滋润的春草，勃发出潜在的生机;再一个就是经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在封建剥削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农民，能够缓过一口气来。尽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农民仍然保证交一定的地租，但总的说来已经减轻了负担。实行了这两项改革，自然使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共产党在毫无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所以能够坚持在极其困难的敌后抗战，其原因就在这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他们根本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连这样的字眼也不愿听。因此在国统区内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借抗战之机，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税，大发国难财，使人民越发不堪重负，比之抗战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试问，这样困境中的人民群众，从哪里来的积极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有采取抓壮丁的办法，将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送上前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不一触即溃?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在敌后留下一点部队，打算搞点游击战争。但他们因为根本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脱离群众，所以在敌后无法立足。例如在中条山地区，国民党也留下几十万部队，但在日寇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们接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切照国民党的办法做，则根本不会有那样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会有人民力量的壮大。即使勉强能够存在，在日本投降后，也决难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如果不是执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近几年，反“左”谈得比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只反“左”不反右，甚至讳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实，“左”和右在历史上对党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壮大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战中不是坚决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的陈独秀路线，抗战的胜利既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武装，随着二次大战的胜利，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合法政府，革命的胜利也就从此遥遥无期了。而中国则不然，二战结束数年后就接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所引来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大德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