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毛泽东不仅具有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在维护民族利益上，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压力。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帝国主义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中国，表现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中。“在野兽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所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态度。这方面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即使对于来自同盟者或革命营垒内部的压力，凡是有损于民族利益者，他也决不让步，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有多么强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运用和平方式促进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只有用革命战争迎击敌人的反革命战争。 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回忆说：在重庆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国民党在局部地区已经向我进攻的紧张时刻，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由于来电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看了电文，引起了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愤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谈判自然是可以的，从积极方面看，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但这封电报显然也是一种压力，毛泽东从内心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应给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的。 不久之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全面内战爆发了。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顶住了来自革命营垒的压力，摈弃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针，实行了自己正确的方针，大大超过预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是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发展未免使斯大林这位伟人感到内疚。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曾察觉了这一点。 大约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二层楼上欢宴中共代表团。席间，他曾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而且说，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当有某种分工，就是说，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说到动情处，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少奇同志作了有礼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后，斯大林说：“胜利都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接着又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语气讲了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两封电报的事或者还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的面所作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动。 与中国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不妨举一点另一方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的经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举世皆知的，是非常动人的。当时法共组织和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对法西斯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历时数年的广泛战斗。法共党员已发展到五十四万多人。法共领导的群众组织解放委员会已经遍及城乡，力量相当强大。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击德国鬼子和伪民警，烧毁或炸毁德国人的卡车、机动车停车场和为德军生产武器的工厂。1944年8月，在盟军迫近的有利形势下，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整个巴黎，到处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们攻取了德军在城内的各个据点，占领了警察局等要点。最后又不惜伤亡，前仆后继，攻下了纳粹军队最后据守的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国广场，迫使巴黎德军最高司令官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巴黎就这样在警车宣布德军投降的喇叭声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义勇军游击队、爱国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这是巴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此后肃清全国各地的德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战斗中，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法共党史分析，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空前有利的局面：首先是法共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从来没有的崇高威信;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于法国战败和投降，已经威信扫地并且陷于瘫痪;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机构虽然得到了某种响应，可是很不稳定，所以不得不寻求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为其担保;法共推动起来的民族阵线、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队已经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来，同时给予这个统一一种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会的和进步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规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同盟军之间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纲领——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管理了市政和省。 这是一种对法共、对人民多么有利的形势!如果法共以适当形式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家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法共的总书记莫利斯?多列士从苏联居住数年后回来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苏联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为了打击共产党，曾企图以逃避兵役为罪名判处多列士徒刑，这时他却欢迎多列士回来。据戴高乐的回忆录说，多列士的回来是有利无害的。果然，多列士回来之后，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谘议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警的武装。他认为，这些爱国民警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复员的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接着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动，解散解放委员会。这个群众基础很强、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在战争期间，早已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到全国三级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机构。本来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可惜这样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被解散了。接着是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也瓦解了。根据法共党史分析，以当时情况，即使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民主政权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光明的远景被放弃了，停留在单纯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范围内。党和人民在战争期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被放弃了，仅仅换了政府中两三个部长，而这两三个部长也在几年后被撤换了。 法共的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的沉痛啊! 多列士与我国的王明，颇有一点类似之处，这正像毛泽东对王明的评价：他想别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说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不仅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而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恶性的发展。这就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也就表现得更鲜明。 1958年夏，苏联通过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表示苏联领导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于同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中方搞一个联合舰队。尽管尤金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经常同他探讨哲学问题，但听到这个要求，毛泽东却不免感到震惊和意外。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当即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搞这个?”尤金一时说不清楚，毛泽东便严肃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7月2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在颐年堂同他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解释说，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也在太平洋活动，但只有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基地，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而且特别说明他们的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毛泽东见他说话不着边际，便有些恼火，立刻说：“你讲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讲到正题。请你讲清楚，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电台属于谁倒无所谓，我们甚至可以把电台送给你们。”毛泽东发火了，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红着脸说：“我们不过是来同你们商量商量。”毛泽东立即反驳道：“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见毛泽东真的发了火，他不乏机智，马上狡辩道：“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毛泽东断然说：“不要!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你们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好，那我们就不提这个建议了。”赫鲁晓夫尴尬地说。 上述场景，是当年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同志提供的。事后毛泽东还问李越然：“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我用手指他的鼻子，你为什么不用手指他?”可见当年赫鲁晓夫损害我们民族利益的企图，的确是触痛了毛泽东属于炎黄子孙的那根神经，毛泽东确实是存心要教训他。 但是，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似乎还嫌不够，第二年，即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来到了北京。他这次兴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原来他把列宁在特殊情况下所作的让步，当做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实际是要中国承认台湾脱离中国。毛泽东一听，立刻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你所说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吗?”赫鲁晓夫见此计不成，又碰了一个钉子，立即转变话题，要求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在中国东北被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难办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原来赫鲁晓夫在美国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他这时只好叹了口气，可是谁又让他替中国越俎代庖呢! 同类的事件还可以举出尼赫鲁制造的中印冲突。这件事也与赫鲁晓夫有关。他曾设想把中国的一块领土划给尼赫鲁，认为“那只不过是块荒无人烟的冻土地”，如果能说服毛泽东，就能换取尼赫鲁“反帝”。事实上他在背后已经答应了尼赫鲁。尼赫鲁在这种背景下，于1959年8月派印度军队侵占了朗久，挑起了冲突。随后又提出要占领我国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这完全是荒谬无理的。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这一仗打得相当干脆漂亮，几乎使入侵的印军全军覆没，仅有小部分逃窜。尼赫鲁本来有恃无恐，宣布要把我军“清除掉”，不料却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我们考虑到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今后还要团结它，于是战后将全部缴获的武器以及所有俘虏全部送还。这一仗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和指挥的。战前连续七次向印方提出抗议，又让周总理连写三封信给尼赫鲁，劝其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可谓做到仁至义尽。印军入侵后，又等他们深入我国领土一段距离，便于包围歼灭后，才开始反击，因此大获全胜。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从头到尾，从政治到军事，从战斗到送还武器、俘虏，其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创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高手，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千古奇文的。毛泽东曾经估计，中印边界这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安定，这种安定局面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至于来自美国的压力，毛泽东尤其采取蔑视的态度。1944年，那个后来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赫尔利，就曾来到延安调停过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他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据师哲同志介绍，此人相当粗鲁无礼。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拿出帝国主义者的架势，蛮横地说：中共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要打内战。如果你们答应，美国的武器就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你们打起来，你们未必赢，美国人也不能原谅你们，他们就会议论、批评、责难，甚至骂人。难道你们不怕这种不利于你们的舆论压力吗?毛泽东听了，不禁火冒三丈，当即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面包，喝足了牛奶，睡够了觉，无事可做，天天想骂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还有两只手、两条腿，我们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这一席话，把不知天高地厚的赫尔利弄了个目瞪口呆。也许这时他才醒悟到他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共产党人毛泽东。 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啊!不管压力来自何方，不管是谁，也不管这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的民族是不能受到丝毫的玷辱和损伤的! 三、时刻关怀着国家的安全，力争快步跨入强国之林 毛泽东的大德，还表现在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并渴望能早日跨入世界强国之林。 这里只举“两弹”上天的例子，就足可说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军队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重打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军二次战役后不久的11月30日说，“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说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受到的核讹诈。尽管未成事实，中国人也并不在乎这种讹诈，但是毕竟有一个隐约的暗影，在威胁着我们。这对时刻关心着祖国安全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格外的警惕。事情很明显，要防备狼咬，就得有一根打狼的棍子。而且在有人企图以核武器称霸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没有你的地位。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因此，正像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敢于胜利”的毛泽东一样，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上，他又下了巨大的决心。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毛泽东是能看穿地下热海的人，是对人民的创造力有充分信心的人，他作的这个为期十年的估计，听起来仿佛是个不着边际的预言，但是从说这话的1958年起，在不到六年的1964年10月，在祖国西北的上空就腾起了一团蘑菇云，从而震撼了世界。 自然，这一创造过程是极其不寻常的，可以说它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在钱三强同志的回忆里，1955年1月15日是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人，这就是原子能学者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拿出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央领导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钱三强讲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随后将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引得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甚浓，还亲自试了试，问这问那，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神情悠然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他以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后又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望着钱三强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感到有些为难，只好照实地说： “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钱三强很赞服这位大哲学家的预言。因为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亿电子伏能量质子轰击钢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会后，毛泽东以三桌普通的六样饭菜来款待客人。他满怀信心地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就是中国“两弹”腾空的起点。 这一工作，总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具体重担却落在聂荣臻元帅的肩上。聂荣臻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去的，回来时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这个社会，“实业救国”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条件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尽管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但他并未忘情于科学事业。因此，当中央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这项工作。 万事开头难。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尤难，开始的时候，高级研究人员仅有十人左右，说到设备，连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没有。这等于外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工人没有车床，农民没有锄头一样。 幸而我们已经拥有几位原子核科学的著名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后来又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赵忠尧、郭挺章、邓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满怀爱国热望，冲破重重阻拦，先后回国。聂荣臻对这些科学家的回国特别高兴，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亲切交谈，把他们视为国宝。当原子科学家们在孕育原子弹蓝图的时候，研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也战胜种种困难，漂洋过海从美国归来。他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困难越发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两种意见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当前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应当放慢速度。还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不搞原子弹、导弹。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搞“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聂荣臻觉得问题严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马”这种意见的。他在发言中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他明确表示“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另外，他解释说，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两条腿走路。这二者上不去的关键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武器的研制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他同时说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也正在设计中。原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已经有好几千人。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尤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突破。因此，只要坚持攻关，措施得当，再有三五年或者长一些时间，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聂荣臻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大家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率“下马”，不仅功亏一篑，且将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会后，聂荣臻把“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说：“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还说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老总也特别向聂荣臻表示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会后，就集中力量解决攻关问题。在攻关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使研制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有人讥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让他们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整个科研战线上的人们，从上到下，反而激发起了千百倍的热情。钱三强在文章中曾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中国原子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钱三强同志的话，足以代表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情。攻关的战斗打响了。科学家们、科研战线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都有夜夜不熄的灯光。为了解决科学技术人员营养不足的问题，聂老总向全军发动募捐，要求他们给以支援，并亲自过问分发的东西是否到了这些同志的手中。这些都给了知识分子们以特别的感动，使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千万人的茹苦含辛没有虚掷，终于换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 1965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总之，从60年代以后，我国的液体火箭技术，包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全是我们独立研制出来的。我国的固体火箭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更是在外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八年，苏联用了四年，法国用了六年，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使我国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某些人认为，研制“两弹”，花了那么多钱，搞了一些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浅薄的庸人之见。 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史，是我国人民极其动人的历史。中国的科学家、科研战线的职工、组织工作者以及解放军的官兵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中国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正像台湾教授颜元叔先生说的，他们是“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工作”。而国内某些人，则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称做“四殇”，这是很不妥当的。对知识分子如果有关心不够的地方，当然是应该注意纠正的，但把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看做是可悲的，认为是没有体现出人生价值，这却是对这些贡献者的不尊敬。试问，在战争年代，那些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他们的大多数岂不都是“英年早逝”吗?而他们换来的却是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这也许是题外的话。 总之，我国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看，原因不是别的，第一，是中央“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正确，尤其是自力更生精神发挥了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是全国的大协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第三，是在极端困难下，万众一心，高度发挥了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然而，还要加上的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以及他那贯彻始终的坚定意志。而这一点，正是从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全并力争早日跨入强国之林的愿望出发的。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