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运筹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我国全体人民(当时是六亿人口)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所谓大三线，是当时党中央依据全国各地区不同的战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介于一、三线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70年代其范围有所扩大，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是大三线。 1964年的5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三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今后六年要在西南打下基础，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备，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为什么要搞建设三线的战略布局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会发现，在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已经指出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工业基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有些地区几乎是空白。当然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是一时无法改变的。而在建国初期，为了更迅速地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也是没有余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既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继续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就不妥当了。其次，大部分工业地区集中于沿海城市，不单形成畸形发展，而且有一个明显的战略弱点，即容易受到战争的威胁。战争的发生总是突然的和难以预料的，十之八九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沿海地区的工业，很容易遭到敌人优势空军的摧毁，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极不便于坚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在战略上一向就有有备无患的思想。何况那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我国的关系都很紧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出于上述两点考虑，加强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就很迫切了。何况这种布局不改变，一向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改善都是谈不到的。 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重要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又说，“现在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建设大三线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9月，李富春副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总的目标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用三年或多一些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机械设备的基地;(二)用五年或六年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地区;(三)用七年到八年的时间，依靠攀枝花这个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 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曾亲自到西南实地视察。三线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从此展开。 三线建设的过程，自然是充满了艰辛的。由于建设项目不少是摆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施工困难，物资供应当然十分艰难。而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一般都来自生活较为优越的大城市，工作上、生活上的差距将会很大。但是，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一接到通知，很快地便处理好家事，告别亲人，踏上征途。以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为例，那里处于金沙江的峡谷地带，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不毛之地。成昆铁路尚未通车，大量建设器材和生活用品，都要靠公路长途运输。钢铁厂厂址选在长不到三公里，宽不到一公里的弄弄坪。背靠荒山，下临金沙江，建设者住的是“干打垒”、帐篷、席棚子，吃的是干咸菜，正如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说的：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人们就凭着两只手、三件宝(水壶、毛巾和草帽)艰苦地奋战。三线的其他工程没有一项不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起来的。 大三线建设，前三年的进展颇为顺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边疆的内乱把这种形势破坏了。工程建设不能不一度受到极大影响。直到1970年才又继续大力进行。前后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大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三线建设原来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十多年来已建起三百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三十八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奠定四川以后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对改善中国原来工业只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布局，带动四川以至毗邻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老、少、边、穷”地区的面貌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在铁路建设方面，除成昆铁路早已开始外，1970年又开始了襄渝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的走向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铁道兵先后投入八个师二十四万人，铁路沿线动员民工最多时达五十八万人。此路于1973年全线接轨通车。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拥有五条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铁路和长江)与全国相连。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工业生产能力已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为例，从1965年到1979年，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万吨增加到817.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02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已能独立生产许多高、精、尖产品。四川已由原来一个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工业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跃而成为中国西南部新兴的工业基地。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 五、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所写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不提到他同群众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 在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就深入地记述了这一点。他说：“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是师哲同志长期观察作出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和精确的。 师哲同志还提到，中央驻地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里面很黑，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使土窑洞变成了黑洞。杨家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虽然只不过三十几岁，看上去手很脏，连脖子也是黑油油的。每逢毛主席过来，杨家的人总是同他打招呼，毛主席也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门口站站。毛主席曾很有感触地对师哲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从语调里可以听出他对劳动人民是怀着何等的深情。 与此相关，毛泽东对那些瞧不起群众的人是很反感的。一次，师哲陪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那位作家手里拿着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遇到驮盐的毛驴队，大模大样地把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见到毛泽东也只打了个招呼，仍不停地旋转着手杖走过去了。看到这个样子，毛泽东气愤地说：“真是目中无人!只因为认识几个方块字，就看不起老百姓，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 阎长林曾在毛泽东身边任警卫排长和卫士长达五年之久。在他的回忆录《警卫毛泽东纪事》中，曾记载有毛泽东关心老马夫的动人情节。转战陕北结束，东渡黄河之后，前方派汽车来接毛泽东等人。一年多来，毛泽东一直骑着一匹老青马行动，这时要换汽车了。一天，即将出发前，他对阎长林说：“走，咱们先去看看老侯。”老侯正忙着给牲口添草料，没有看见毛泽东过来。毛泽东也没有像往常见面那样先打招呼，而是轻轻地走到老侯跟前，握着老侯沾满草屑的湿漉漉的手缓慢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老侯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眼睛里慢慢流出了泪水，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这老侯是河南人，早年参加革命，同毛泽东的感情很深。尽管他比毛泽东还大几岁，毛泽东用的三匹牲口都由他喂，而且一个个膘肥体壮。他常对人说：“我不能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写东西，我只会铡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骑着我的牲口指挥部队打胜仗，我越干越有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他们之间完全体现了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同旧的主仆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阎长林还记述了毛泽东对一般农民的关切。在路经雁门关的路上，沿途看见许多农民在地里光着膀子干活，而且还有些中年妇女也是这样。他们正在为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而忙碌。毛泽东在车上指着光膀子和穿单衣的农民说：“我穿着棉衣也不热啊，他们却穿得这么单薄!”汽车在雁门关口停下来，毛泽东抽着烟，同跑过来的几个孩子说话，有一个中年农民也走过来。毛泽东嚓地划了一根火柴要替他点烟，那农民连忙推说“不敢当”，忙把火柴接了过去。毛泽东问：“你多大年纪啦?”农民回答说四十岁了。毛泽东又问：“你家几口人?土地改革的时候分了多少地?”农民说：“我家七口人，以前只有八亩地，土质都不好。现在分了十几亩好地，还有些坡地。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望有个好收成。我们有了粮食，吃饭就不犯愁了，也能更好地支援前线。”毛泽东鼓励他，又指着他的上身问：“你为什么不穿上衣?光着膀子不冷吗?”农民说：“不冷。干活穿着棉衣要出汗。”毛泽东问：“你们是没有单衣穿，还是有不穿单衣的习惯呢?”那农民不好意思地笑了：“什么习惯不习惯呀!日本鬼子没来以前，那时候也还有点旧衣服穿，谁也不愿光膀子。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大伙没钱买布，不光膀子怎么办呢?”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阵子，又鼓励了他几句话，才同那位农民分手。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也记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谈到毛泽东亲自为卫士改作业的事是很生动的。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培养他周围那些来自工农、过去没有上过学的战士。他为他们组织业余学校，还要检查他们的作业。有一次，他看了卫士封耀松的作业，开始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因为教师在上面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5”字。但接着他就皱起了眉头，“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小封凑过脸去看，原来他默写的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句的下面划着，问：“这句怎么念?”小封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毛泽东说：“你写的是‘忧’吗?那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小封脸红着，抓着头皮笑。毛泽东又指着一句：“这句怎么念?”小封说：“晓驾炭车碾冰辙。”毛泽东又问：“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有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这样，小封的“5”分，就变成了“3”分。李银桥说，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一门功课，而毛泽东则门门都教。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为我们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那个“的、地、得”的用法，不知讲了多少遍。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一共工作了十五年。开始调他去的时候，他有些不愿意，因为他是个“三八”式，资格很老了，不愿再当警卫员，但是毛泽东看中了他，说：“咱们来个君子协定，你工作一段后，再调你走。”但是，工作了几年，李银桥反而不愿离开毛泽东，这样就干了十五年。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连和江青吵架的事也跟他说。1957年毛泽东号召整风的时候，他曾诚恳地征求周围同志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有一次，李银桥为他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李银桥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李银桥说：“不怕。”他又问：“别人呢?别的卫士呢?”李银桥说：“一般都不怕。也许个别人……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毛泽东立刻说：“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很大压力。”说到这里，他吁口气，又恳切地说：“告诉他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有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来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呢!”可见他对下面的人，是完全看做平等的朋友。 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必多举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对普通群众，尤其是对劳动人民，对来自劳动人民的同志，有这样深厚、这样热烈的情感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他一生的经历、从他的思想、从他根本的世界观上去找原因。在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他常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有一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幻稚可笑的。”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过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睛里，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不过都是些浑浑噩噩的愚民百姓，通通称为“黔首”。在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物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些只能跟着他们走才有出路的无知的“群氓”，或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即使某些历史上的圣人，也不过把黎民百姓视做“刍狗”。老子就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什么?就是草芥和猪狗，或者是用茅草扎成的狗，祭祀时当做祭物，用后立即弃去。而毛泽东却把人民看做“真正的英雄”。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中杰出人物的地方。 正是因为毛泽东具有这种牢固不拔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充分地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他身上似乎比别的共产党人体现得更充分，更鲜明。这也是他本人最显著的特点。我在前面提到，在解放战争中，为什么他有那种“敢于胜利”的气魄?在朝鲜战争中，他为什么敢于作出出国作战的决策?这都是因为他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有伟大创造力的缘故。 同样地，由于他相信群众，也就能够最坚定地依靠群众。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如此。要革命，就有一个依靠力量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鲜明，含含糊糊，或者依靠错了，把本来是革命主角的群众冷冷清清地放在一边，或只依靠少数人，少数人组成的“智囊”，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依靠全面展开的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当然，依靠群众不等于事事都搞群众运动，真理多迈出一步，就会出现谬误，但依靠群众的精神是没有疑问的。 在毛泽东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调查研究等等，已成为我党长期坚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这才是真正唯物论的工作方法，也是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过去，我们就是依靠这一套方法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时，凡是能善于走群众路线的，被认为是群众观点强，有坚强党性的表现，反之，则被认为是党性不纯。而这些现在听起来，都似乎有些陌生了。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当初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受的是旧式学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为什么他对人民群众、对劳动人民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有这样坚强的群众观点呢?当然最基本的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此外，还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所经受的锻炼和改造是分不开的。在战争烈火中，在革命熔炉中，他的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旧意识被逐步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意识逐步增强，这才造成后来他那样的人。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是他对群众故意阿谀奉承，而是他从活生生的革命运动中亲身体验到群众的伟大。不认识革命，不参加革命行动，就很难懂得群众的伟大力量。某些知识分子目空一切，瞧不起群众，正是由于他缺乏这一些缘故。真正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话是一个革命领袖当众所作的最赤诚的自我解剖，是毛泽东本人改造过程的真实描绘，任何时候读来都是非常感人的。 毛泽东总是告诫一切共产党员，要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他说过，不管你的地位多高，官有多大，都不要称王称霸，都不要摆臭架子。要当霸王，总有一天要唱霸王别姬。他还说过，要平等待人，上下级之间不要搞成猫鼠关系。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当“孺子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光辉体现，也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道德观、人生观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正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多年来的谆谆教导，所以我们的党形成了与广大群众亲密无间的牢固联系。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是我们共和国力量强大之所在。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同群众的亲密关系大大削弱了。由于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影响，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一些人的身上增长了官气，即使一些小头头，也架子十足。尤其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逐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所腐蚀。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恶劣作风，已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这样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也许是为了弥合党与群众的关系吧，有人在报纸上把“感情投资”也作为经验来介绍。岂不知所谓“感情投资”，正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我们所讲的群众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惟有正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恢复我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中认真汲取营养，加强我们的群众观点，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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