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1993年评抓捕四人帮和遵义会议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比之贵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闭，外省军阀不容易进来。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块很像样的通南巴根据地，两个方面军合在一处，再也不用担心势单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遵义会议一结束，就开始进兵四川。

　　但是，进入四川岂是容易的事。一来北有长江阻隔，二来有各路敌军围击堵截。红军原拟在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川军闻风而至，很快便有十多个旅四十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以八个旅向红军进击。毛泽东本拟在土城歼其一部，以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因情况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机动，寻机渡江。于是在猴场、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我军渡过赤水后，鉴于敌军已加强了沿江防御，渡江计划不得不暂缓执行。这样便转到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暂时落脚。这是一个极荒僻的所在，那个鸡鸣三省就在这里。为了实施高度的机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把全军编为十三个精干的团，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连最珍贵的X光机都丢下了。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其中有吴奇伟的四个师，周浑元的四个师，滇军孙渡的四个师，以及王家烈的五个师，加上川军的八个师，共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形势是极其险恶的。而这时毛泽东却忽生奇谋，乘围攻之敌尚未到达，黔北敌兵力薄弱之际，令红军调头秘密东返，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红军便攻取了娄关和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个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狈不堪，吴奇伟落荒而逃，逃到了乌江南岸。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以上是谓二渡赤水。

　　娄山关、遵义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士气，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过江问题并未解决。毛泽东本拟乘胜利余威，再打一两个胜仗，进一步打开局面，但因敌人过于密集未获成功。而且由于遵义之捷大大震撼了敌人，蒋介石赶忙离开了汉口飞到重庆“督剿”。他严令川黔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时把江西那一套筑碉堡的办法也搬了过来。这样，红军在遵义、鸭溪等狭小地区，便再次面临着被包围的形势。这时红军不得不转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镇一带，准备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这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也无法渡江，而多路追兵又已迫近。究竟何去何从呢?红军的命运究将如何呢?而正是在这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又创作了一篇千古妙文。研究四渡赤水者有人往往把三渡和四渡分开论述，其实三渡和四渡是一篇文章。事实上在准备三渡时，毛泽东已经为四渡作好了准备。即三渡只是姿态，是要摆出渡江入川的架势，借以把敌人的追兵都吸引过来。果然这一着很灵。在红军从茅台渡过赤水后，蒋介石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其所有部队都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我军于古蔺地区。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以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继续向西，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南，直扑贵阳。这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天才之笔!这时蒋介石又恰在贵阳，大兵都派出去了，在贵阳看家的仅有四个团的兵力，他怎么会不恐慌呢?我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里描写到蒋介石被吓得拉稀的事，读者可能以为是艺术夸张，其实不是，那是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提供的真实材料。这时的蒋介石完全如堕五里雾中，既惊恐万状，又惶惑不解，一时判断红军要打贵阳，急令各军返回救驾，一时又判断红军要去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都不是!毛泽东的最大心愿就是调出滇军，以便向云南转进。果然，那个颇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的滇军将领孙渡，不惮风霜之苦星夜赶来。这时的红军只围着贵阳城转了一个弯弯儿，宛如炸了一个大麻花似的直奔云南而去。当蒋介石大梦方醒时，红军已以每日六十公里的速度赶到金沙江边，从容渡江，进入了四川境内。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四渡赤水不仅在我军战史上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而且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指挥艺术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高妙处、不凡处，就在一个“奇”字。孙子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点已被毛泽东运用得出神入化。因此，敌人纵有千般妙计，万般布置，最后仍不得不落入如来佛的手心之中。蒋介石早年毕业于日本军校，后又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又作为一方统帅，与国内各军阀频频交手，又与中共为敌一生，直至逃到台湾为止，打了一辈子仗，搞了一辈子军事，也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了。可是若与毛泽东相比，在每次对敌中，毛泽东总要胜他一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从根本上说，是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不同最后决定了胜负。但单从军事的角度说，从智力的高下说，蒋介石比毛泽东似乎也低出很多，颇像一个侏儒站在一个巨人的脚下。因此尽管他手中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数十万数百万人马，却不得不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虽徒有“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壮志，亦不得不老死小岛，饮恨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