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以“特约作者”身份，在财新网首发文章《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谈到自己对《邓》剧、邓小平以及改革的看法。该文作为财新网“邓小平与改革之路”专题文章重点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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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纪念邓小平专题文章

　　财新网马立诚文章

　　马文的意思并不在怀旧，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纪念是为了出发”，作者用意鲜明：“当下中国改革又处于攻坚啃硬的关键时刻。……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讲话说，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作者不无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只写到1984年。中国学界一般认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思想集大成之作。……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开始的，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因此，纪念和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思想的精髓。”

　　至于“中国学界”由谁来代表，“南方谈话”所内涵的“邓小平思想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就由着马先生来解释了。接下来，文章点出“精髓”所在：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作者怀念小平同志的叮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左’虽然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把中国拉向后退的力量。”

　　然而文章并没有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上说明到底什么是“左”，而是虚晃一枪，矛头指向了时下流行的“既得利益集团”：

　　【近年来，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广受诟病。既得利益集团手里逐渐掌握了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个东西——权力和资本，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改革的命运。……改革初期和中期主要是思想观念的阻力，要突破左的禁锢，而今天，“左”和“右”正在边缘化，更多的是利益调整问题，即突破利益固化。】

　　批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是好，许多在前面几轮的“改革”中非法牟取了巨大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的利益集团，应该被打破。然而，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尽管承认思想观念上的阻力即“左的禁锢”已不是主要问题，仍忧心忡忡地提醒说：

　　【不能低估“左”的势力。在中国，“左”仍然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不容忽视的力量。“左”和民粹结合起来，在某些时刻同样能够呼风唤雨。这两年，一些左派网站的舆论和一些地方的弱势群体提出的“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风头很劲吗?就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的这些天，一些网站的评论出现了“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这意味着什么呢?薄熙来无疑是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打的什么旗帜?“左”的旗帜。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不就是搞“左”的一套吗?曾几何时，薄熙来风头无两，大批左派团体和低收入民众颂扬“日出重庆”，热得烫手。薄熙来垮台之后，我到重庆演讲，发现这里不少底层民众仍然挺薄。我和朋友在出租车里批评薄熙来的施政，竟遭司机停车拒载。】

　　作者看到他所谓的“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也痛恨重庆市民执迷不悟，却不想想是为什么;当精英们大力纪念邓小平、央视热播《邓》剧之时，一些门户网站的相关报道下面满是纪念毛主席的评论，当一个前市委书记已失去权位，仍能赢得民心所向，作者有没有反思，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亲身感受错了，还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是“左”的东西蛊惑人心，还是老百姓的切实诉求所在。

　　随后，作者提到2004年的“郎旋风”，认为这从“左”的方面质疑改革，阻碍了国企改革进程。对此，作者十分痛心：

　　【之后不久，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在能源、军工、交通、航空等七个领域禁止民企进入，等于是向“左”的东西屈服。这一停滞就停滞了10年，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启动国企改革。】

　　作者不提这场争论阻止了巨额国有资产被瓜分、防止了新的非法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一味私有化的改革指出了错误，帮助改革朝更好的方向前进，而是首先认定一个理：只有私有化的改革才是改革：

　　【眼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有些国企的研究部门、网站、报纸杂志，就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下开始炒作“反对新的私有化”，企图抵制改革了。】

　　“反对私有化”是抵制改革，反过来说，改革就是要“私有化”了。这样一心要“私有化”，也不知道作者又是在哪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之下了。

　　而作者的反对“反对私有化”，说来说去，最大的根据还是邓小平南巡的一段话：

　　【正如邓小平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些人为什么打起“反对私有化”的旗帜?不就是因为这些口号“带有革命的色彩”，能够唬人吗?】

　　作者用奇怪的逻辑，把“左”与他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绑定，不断告诫我们“左”的思想的危害：

　　【事实告诉我们，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出“左”的旗帜，把左倾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和“左”互相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说，在当前深入推进改革的情况下，必须继续清除“左”的思想，解决既得利益集团以“大帽子吓唬人”，从而阻碍改革的问题。】

　　原来，作者纪念邓小平，高度褒扬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过是为了剥出邓小平的一段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邓小平说主要防“左”，是在1991-1992那种特殊情况下提出的观点，并非是指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一直主要防“左”。显而易见，在1986-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愈演愈烈，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赵紫阳(马立诚及胡舒立的财新网，不过是赵紫阳势力的余孽)煽动动乱篡党夺权的情况下，中国能主要防左吗?1998年以来，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化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反共反华思潮已经泛滥成灾，而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侵吞了绝大部分国有资产，并意图通过宪政化的政治改革进一步颠覆共产党和共和国，使买办资产阶级彻底控制政权，使自己剥削和瓜分全民的财富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主要防”左“吗?马立诚将邓小平特殊时段讲的话抽象成永久的原则，是在举着邓旗反邓小平。

　　这样断章取义的手法，作者马立诚在前些年为鼓吹中日关系“新思维”时早已运用娴熟，他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中，像编排语录一样地摘列出邓、胡的一些谈话，呼吁对日新思维，鼓吹普世价值。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中国不高兴》等书断章取义地加以指责，更污蔑民族主义为“病态”、“法西斯主义”，用语相当恶毒。

　　邓小平理论是个涉及各方面的体系，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社会主义变色、不搞私有化、警惕两极分化等社会主义范畴的思想理论问题也作了很多论述，而作者单单将“防左”奉为精髓，不知是哪一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是仅仅为自己的私货拉大旗作虎皮。

　　如果按作者看来，“反对私有”就是“左”，照此说法，邓小平就是作者眼中的“左”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反对私有化、西化、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

　　1985年，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74页)

　　1987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1989年5月31日，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在作者奉为邓小平思想“集大成”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仍未停止反思：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连倡导“不争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上，都“要继续争论”，申明“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善于引用邓小平观点的作者马立诚，就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反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所批判的搞“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呢?

　　作者甚至拉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为自己作证，可是，他只强调习总书记要推进改革，却不问总书记的“改革”是什么方向，就急于塞进自己的私货。这也是一种歪曲，因为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强调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