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能人刘瘸子说过范丽华，就该说说刘四了。 为什么想起来说他?因为刘四是我们队公认的“大能人”。那些年，他为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四和我一个队。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症，长大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撇一撇的，大家背后都喊他“刘瘸子”。刘瘸子书读得不多，但脑瓜子聪明，看啥会啥。 刘瘸子比我大10岁，四清(1965年)那年二十二。他的“聪明”劲很小时候就开始显现，十来岁就落个“小能人”的美誉。他姐姐嫁给县陶瓷厂的一名工人，这个工人老家在江南宜兴。有一次刘四去姐姐家，发现那里种了很多水稻。这种水稻脱壳后就能做出又白又香的大米饭来，这让刘四羡慕不已。他仔细琢磨好多天，详细了解了水稻的栽植方法，决心回家试一试。他来时带了5斤稻谷，偷偷在庄前河沟里搞试验。还把河沟两侧坡地整平拓宽，弄出大约1分地左右的水田。落谷、插秧都是偷偷干的，开始大家还不知道他鼓捣啥玩意，水稻都半人高了，还不知道这是啥庄稼。那一年，我们这里破天荒产出了水稻，刘四的那块1分水田收了60多斤，装了满满一大口袋。刘四种水稻的事轰动了全公社，那一年是1963年，比我们大队开始“旱改水”试种水稻早了整整两年。 1965年夏天，我们这里正处在“四清”高潮，大队从公社领来“旱改水”的任务，要我们这个平原为主的大队，先改造100亩水浇地，并开始试验种植水稻。上级还派了一名农技员前来作技术指导。 农技员姓李，是镇江高资人，农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公社。他来后听说刘四在两年前就开始种水稻，立即饶有兴致地找到刘四，并建议大队安排刘四做他的帮手。 第一年，我们队的“旱改水”任务是10亩。由于以前都是旱地，土地不平，无法灌水。所以“旱改水”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平整土地，把高亢地带的土壤挪到低洼地方去。结果生产队的社员们忙活了半个多月，才把这块试验田整平。大家都说，吃大米饭真不容易啊!但大家的热情很高。那时候，农村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山芋、玉米、高粱、大豆，口粮是以山芋、玉米为主的，小麦产量很低，每年分的小麦数量只占口粮的五分之一。为了能尽快吃上大米白面，大家干劲十足，再累心里也感到高兴。 1965年，农村的生产作业工具还很落后，运输靠笨重的太平车，一个生产队能有几匹马和一辆马车就算极好的了。耕翻土地还没有拖拉机，主要用黄牛拉犁，有时候还要靠人力拖。我记得，旱改水之前，我们这里是从来都不向地里浇水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不平，没办法浇。其次就是历年来都没有用水浇地的习惯。那个时候纯粹是“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只能干等老天下雨。实在没有办法也就大老远挑水浇一浇，所以农作物产量很低。再一个就是缺少浇灌机械，我是“四清”那年才第一次见到放在水里就能抽水的“潜水泵”，而且全大队只有一台。因为我们大队实行“旱改水”试点，这是公社发给我们的。 土地整平后，我们队在靠近庄东大沟旁边还搞了1亩“秧板田”。全大队的落谷、拔秧、栽插，都是在农技员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刘四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因为刘四对水稻栽插管理有经验，所以农技员就去其他生产队，我们这个队就直接交给刘四了。那一年可把刘四累坏了。因为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工用笆斗一下一下朝上提水。他一面自己琢磨技术，一面虚心向技术员请教，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中秋节过后，我们队的水稻开始收割，打下来过秤，10亩地收了7600多斤。这可是20亩小麦的产量啊!水稻丰收把大家喜坏了，也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我们队是全大队惟一以山地为主的生产队，平原地很少，所以“旱改水”工程量非常大。从1965年开始，到1971年，全大队10个生产队，有9个队顺利实施了“旱改水”，水浇地占总面积90%以上，水稻种植面积也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0%。而我们队的600多亩耕地，直到1971年才有90亩实施了“旱改水”，只占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我爹是1972年春天开始担任生产队长的。我爹当队长的第二天晚上，刘四就一撇一撇到我家来了。他说：三叔，咱们队应该抓紧时间实施“旱改水”，过去麻叔(原来的生产队长)根本听不进，我也懒得跟他说了。 我爹问他具体怎么搞。刘四说，除了留出120亩棉茬地(种棉花的耕地，这种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收完后就耕翻放着来年春天使用)，其余的全部改水田。这个工程量很大，只能一块一块来，先易后难。我估摸着，最多15年就能全部改完。我爹想了半天，光吸烟不表态。刘四着急地说：我们现在多出点力、流点汗，以后就会好过了。咱们队的土地都是山地，只要改成水浇地，土质要比其他队的沙碱地肥得多，到那时候，全大队就看我们的了!三叔，不要再犹豫了，我保证，只要这样干，不出5年，咱们队的社员就都能吃上大米白面! 我爹一听，就说行，但咱得先开个队委会，等队委会同意了再开社员会讨论。我爹还说，这不是“三把两撅腚”(比愉快的意思)的事，要好多年才能干完呢! 召开队委会时，我爹专门吸收刘四参加，结果刘四又说服了队委会的全体成员。开社员会时，刘四再次发表“演讲”，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大家被他鼓动起来，都说刘四这人脑瓜子好用，他的话可以听。咱们就辛苦几年，卯足劲干吧! 说归说，干起来可不容易。我们生产队的土地，多数在山坡、山沟里，有时一块地两头落差悬殊好几米、十几米，工程量实在太大。为了做到有计划地改造，队委会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做了一个“15年规划”，采取刘四“先易后难”的办法，一块一块进行改造。第一年出动男女劳力120人，突击改造刘家林64亩。结果干了一冬天，第二年春天，刘家林的土地全部栽上水稻。大家尝到了甜头，1973年冬天又干了一冬，改造石碑地57亩。这一年，为加快改造进度，生产队还征得社员同意，扩大公积金比例，添置了一部“手扶头”(指小拖拉机头)，一部爬坡机。改造工程进度不仅因此大大加快，劳动量也大大减轻了。 1974年、1975年，我们公社连续两年参加外地水利工程，主要劳力都走了。我爹和刘四就带着留在家里的妇女劳力干，两冬天先后改造了胡家林、红土沟，合计51亩。毛主席逝世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走了40多个劳力去徐洪河泗洪水利工地，家里老弱残疾喊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口号，大干了一冬天。那年我们队过年都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年初一、年初二在家里过，大年三十还都在地里，年初三就开始出工了。这年改造了洪口和涝泉窝两块，一共48亩。 刘四的愿望提前一年就实现了。1975年，我们生产队栽插210多亩水稻，当年产量18万斤。小麦面积460亩，产量15万斤，除去交“爱国粮”和留种子，年终分配每口人120斤小麦、280斤水稻(水稻分配多的原因，是因为小麦向国家交售的数量多)。那年人均口粮550斤，细粮分配首次超过了粗粮。但大家还是粗细搭配着吃，一是大家多年吃粗粮习惯了，二是细粮还可以卖点钱用来盖房子等。其实，大人孩子平均每人400斤细粮，就是不吃粗粮也完全可以过去了。刘四“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的愿望提前成为现实。大家都说，能吃上精米细面，多亏了刘四。也有很多人说多亏了队长。但我爹说，还是刘四功劳大，一开始我也没信心，都是他鼓动起来的。 多年来，我们这里都是“山芋饭，山芋馍，离了山芋不能活”，现在离了山芋老百姓也能活了，而且还真正吃上了好米好面，这可是老百姓盼了多少辈子的事啊! 其后的5年，我们队又先后改造了难度比较大的石窝子、老狼窝、刀把地等10来块零散的山地，到1982年春天，生产队的578山地，有501亩得到改造。后山“鬼打灯”77亩地，本来是列入1982年冬天改造计划的，但因为这一年实行“大包干”而搁浅。这块没有改造的77亩山地，是生产队最后、也是最孬的一块地，谁都不想要它，最后只好按人头平均分配，每人2分5厘。 那年我爹已经退休，社员分开单干，改造山地的事情没人提了。社员都是各干各的，也组织不起来了。我爹好几次跟我说，真可惜!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山后“鬼打灯”那块地就改造完了!算起来，整个改造工程用了10年，比原来的15年的改造规划，整整提前5年。 去年我回老家见到了刘四，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过去一撇一撇地能走，现在年纪大了，需要拄着拐棍才行。因为腿有残疾，他的对象一直不好找。1986年，他43岁的时候，花钱买个“四川媳妇”，结果还没有给他生孩子，就在半年后的一天夜里，把值钱东西裹着跑了。此后他就一直单身生活，没有再讨老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刘四现在竟是村上最困难的一户。他身体残疾，不能外出打工。再加上年龄大，种地也不方便了。这个当年让几百名社员吃上精米白面的刘四，晚年却如此凄凉。也不是没人管他，而是因为大家都忙着打工挣钱养家，顾不上他。另外，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他这个当年的“能人”，他已经被时代冷落了，抛弃了! 但他的心还是热的。他遗憾地对我说，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们队的山地就改完了。如果所有地都能变成水浇地，咱们队就更好了。实在可惜啊! 我心里一激灵：他的话竟与我爹27年前说得一模一样。 我问，“鬼打灯”那块地现在种什么了。他说，现在啥也没种。种庄稼产量低得很，有人觉着不划算，就把地荒在那儿，没人管了。 我临走时掏给他500块钱，他死活不愿要。我塞到他怀里就跑，跑了好远，不知为什么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十四、副队长胖墩我爹担任生产队长以后，最主要的帮手就是副队长胖墩。他和民兵连长杨学忠，是我爹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胖墩的大哥郭庆祥与我爹年龄相差不多，多年来相处很要好。他们兄弟和我同辈，胖墩喊我爹三叔。我爹当队长时，把原本当民兵连长的胖墩改为副队长，又把刚从学校高中毕业不久的杨学忠提为民兵连长。 胖墩名字叫郭庆斌，但很少有人喊他名字，都喜欢喊他二胖或胖墩。一来因为他排行老二，二来他确实非常胖。但是他的胖不是虚胖的那种，而是很健康的那种胖，浑身上下都是肌肉。一伸胳膊，胳膊上立即隆起很多“劲疙瘩”;一伸腿，腿就像铁杠子一样，几个人搬不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仅有力气，而且能吃苦。只要能吃饱饭，不管白天黑夜就只管拼命干。就像一台发动机，只要不断油，就能一直嗷嗷叫地转下去。 胖墩的优点很多，但缺点也不少。首先是长相不好看。个子只有1.58米，比一般女孩子还矮。由于个矮体胖，就像圆形木墩子似的。“胖墩”的外号因此而来。不光身材矮胖，脸膛也长得不受看。宽大的方脸上堆满肉，还有很多红色的粉刺疙瘩长在上面，经常有白色分泌物溢出来。1972年的时候，胖墩就31岁了，还是单身一条，是生产队里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尽管如此，一直还没有姑娘看上他，也没有人上门提亲。他还有一个妹妹，那年17了。爹娘想用妹妹给他换亲，他说什么都不同意。还说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让妹妹为他受委屈。 胖墩能干是出了名的，他的力气在方圆几十里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起他的能干，有个例子能证明。 那时候，社员家里都有几分自留地，夏天差不多都是种的红薯和玉米，秋作物收完后再种小麦。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红薯快要收获的前夕，社员们都会提前半个月收，弄到城里去卖，好让城里人提前尝鲜。玉米也不等成熟，很嫩时就掰下来，挑到城里赶“早”市。因为城里有好多人喜欢吃煮玉米，提前也能卖个好价钱。由于我很小时都是以红薯、玉米为主食，有一段时间因为天天吃红薯，受凉伤了胃，经常吐酸水，以后看见红薯就反胃。这些年在宾馆、饭店、酒楼的餐桌上，经常会有红薯面、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争争抢抢，我却从来都不吃。说实话，红薯和玉米，我可是早都吃够了! 闲话少说。中秋节前夕，胖墩家的红薯该收了。因为提前收能卖好价钱，等到大面积收获时，尽管产量高，价钱却下来了，再卖也就不划算了。因为胖墩是副队长，每天清晨还要早起敲钟上工。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夜里12点就动身，挑200斤红薯，去30华里远的城里去卖。由于不能在城里零售耽搁，所以只能尽快兑给贩子，然后再匆匆忙忙折回来。一连5天，他每次都挑着200斤红薯去城里，兑完再回来敲钟带大家出工。大家听说这件事后都惊奇地伸舌头：一是很少有人能挑200斤重的担子赶30里路;二是很少有人一连5天几乎不睡觉地撑下来。我爹知道后很生气，就责怪他说，你给我说嘛，我好让学忠(民兵连长)那孩子顶几天，要不把你累病了咋办!他笑着说，我的身子还没有这么娇贵?放心，再跑几天也没事。他说这话，我爹还是相信的，因为从来就没听说他生过什么病。也从没见他累趴过。 我爹喜欢胖墩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吃苦。他嘴里从来都没说过“难”字，也没说过“累”字。那些年水利工程多，一进入冬季几乎都要扒河(即农田水利工程)。他除了带总工外，还要带一个小组。他这个小组都是体弱力气小，别的组不肯要的。他把这些人都集中他组里，他来带着。为了不影响整个工程进度，他带的小组每天都是上工最早，下工最晚，中间歇息的时间也最短。他还把最重的活留给自己，抬大筐时他拉后杠，总给前面人留出大半杠头，整个大筐几乎拥在他的怀里。由于扒河都是爬坡朝上面抬，他个子矮，分量几乎都在他这一头了。这样干活是很吃亏的，但他从来没有任何抱怨。 为了给大家“打气”，带来欢乐，每次中间歇息，他还要读书给大家听。他读得很响亮，好像从来没干过活似的，浑身都是劲。他读的书有《烈火金刚》，有《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破“四旧”之后，很多“老书”都不多见了，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找来的。有人说，那时不让看这些“老书”。可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有很多人找“老书”看，并没听说谁受了处理。我就是1974年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那是一本竖排版的书，薄薄的一册，石印的，还有绣像，封面上印着《石头记》字样。 他和我爹搭档的5年中，队里几乎所有主要生产活动都是胖墩带领社员完成的。我爹常说，庆斌(胖墩的名字)真是个好孩子，那些年多亏了他。 一转眼到了1977年，那年胖墩已经36岁了。这些年，我爹曾托了好些人给他介绍对象，但姑娘一和他见面后就不愿意了。我爹为此很着急，但也没有好办法。 这年秋天，我们县煤矿面向农村招工，每大队两个名额，属于大集体性质。所谓“大集体”就是比国家计划差一些，但也用粮票吃饭，也按月拿工资。我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大队书记，要求把名额给我们队一个。大队书记听我爹的意思想把胖墩送到煤矿去，就说，他可是你的好助手啊，他走了你怎么办?我爹说，庆斌确实是个好孩子，他这么能干，能吃苦，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可就这么下去，一直找不到媳妇，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大队书记听了很感动，就说那好，开会时大家再研究研究。 没想到在研究时发现了问题。因为上面有严格要求，招工年龄一律不得超过35周岁。胖墩那年已经36周岁，年龄过线了。我爹听说后，拉着大队书记一起跑到公社，专门找到分管招工的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听了汇报，连说“开口子”他做不了主，还得书记说话才行。我爹和大队书记又一起找公社书记。公社书记一听是胖墩，就说是那个很能干的副队长啊?我爹连说是，还以央求的口吻说，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我不能耽误他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啊。再说，我们提倡做老实人，咱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呀!公社书记也很感动，连说，对，像他这么老实能干的人，我们就应该照顾。他当即安排大队书记回去写报告，把胖墩的平时表现写清楚，要写好点。公社负责与县招工办联系，并以公社名义写申请。另外，公社再特批郭庆斌为生产标兵，然后以此名义申请县招生办“开口子”照顾。 我爹听后很高兴，就说，有书记这么说，他就放心了。 事情果然办得很顺利，从大队、公社到县里，一路绿灯!胖墩在1977年10月1日这天成了煤矿工人。 更让我爹高兴的是，邻村一个姓白的姑娘愿意嫁给胖墩。我见过这个姓白的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可能因为挑拣得厉害，高不成低不就，已经29了还没嫁出去。尽管胖墩长相差些，但因为是煤矿工人，这个身份掩盖了长相的缺陷，也算一俊遮百丑吧!当时大家都很羡慕胖墩，都这么大岁数了，竟苦苦地等来一个漂亮媳妇。 胖墩对我爹一直很感激，每次回来都带着媳妇到我家，说话拉呱，半夜了还不肯起身走。 他每次感谢我爹时，我爹总会说，这都是公社和大队做得好。他们不给你打报告，你也走不了。看来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对，做老实人就是不吃亏呀! 1978年底，胖墩媳妇给胖墩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实妮儿”，就是做老实人的意思。 可是，乐极生悲。1982年，已经进矿5年的胖墩突然患了肝炎。当年治疗好之后，第二年又复发了，而且很快转成肝硬化腹水，1983年底病故。那年，她女儿才5岁。 我爹说，他的病可能就是那些年累出来的。 也有人说，他命中注定要吃苦!你看，才开始享福就消受不起了。 胖墩的媳妇后来改嫁走了，女儿留在了郭家。 去年我回家，听说“实妮儿”出嫁后经常回来看奶奶。她奶奶今年已经95岁，“实妮儿”也31了。不过，我从来都没见过“实妮儿”长什么样子。是随她爸爸呢?还是随她妈妈?我在心里祝愿：“实妮儿”一定会像她爸爸那样老实忠厚，一定会像她妈妈那样清秀漂亮! 十五、田头批判会我们老家这地块，南方人说是“北方”，北方人说是“南方”，是一个说南不南、说北不北的地方。当地有句顺口溜，就是专门说徐州地域特点的。这段顺口溜只有两句：“南蛮子，北侉子，中间夹个楝喳子”。“南蛮子”和“北侉子”好理解，“楝喳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楝喳子”是徐州方言，指的是一种喜欢飞到楝树上叽叽喳喳啄食“楝豆子”的小鸟儿。“叽叽喳喳”就是形容人说话快，而且听不清楚说啥的意思。从这两句顺口溜里，也能理解徐州人对地域划分的界限。徐州人坚持认为，如果从口音辨别的话，徐州北边的人是“侉子”，徐州南边的人就是“蛮子”。凡是那种叽叽喳喳说话忒快的，肯定就是咱徐州人。 徐州这一代，外地人特别多。仅我们村就有100多口人，占全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这些外地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和河南逃荒要饭、“跑反”(战争年代躲避炮火称“跑反”)过来的。这两个地方的人，说话口音与当地区别很大。我小时候，就觉得他们说话很好听，也很有趣。他们每个人都很和蔼，特别喜欢孩子。住在我家附近的“侉大娘”，就是我从小非常喜欢的长辈。 “侉大娘”是山东人，“麻奶奶”是河南人。“侉大娘”的男人就是我们村拄着双拐的张瘸子，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从我刚记事的时候起，他们三人就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讲他们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后来就是他们自己讲，最早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地方称“四清运动”)的时候，他们到大会主席台上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经常在田头地边讲。他们的故事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但还是想听。因为他们讲得很动人，很多人听了都跟着流泪。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1969年农历11月底的一天，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我们队不久的时候。那天，生产队全体劳力都集中在南大洼平整棉茬地。吃过早饭，大家打着红旗、扛着铁锨来到地头，照例先开展忆苦思甜和田头大批判。那时候社员出工干活，事前都要搞忆苦思甜或开LD路线批判会，中间歇息时还会开展唱歌比赛或读报学习等。这样做不仅能活跃生产气氛，还能激发大家的干劲、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那天开工前，第一个站起来忆苦思甜的就是“侉大娘”。“侉大娘”那年虽然只有44岁，却显得非常苍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她老家是山东滕县的，日本鬼子打来那年(指徐州沦陷的1938年)春天，听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还喜欢欺负妇女，他爹娘就赶紧带着全家朝南边逃。那年，“侉大娘”才刚刚13岁。他们刚跑到徐州，日本鬼子就从后面追上来了。日本人的飞机从天上朝下扔炸弹，把他爹娘和弟弟妹妹都炸死了，只剩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张瘸子老娘看着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很可怜，就领回家给儿子做了童养媳。第二年，“侉大娘”14岁就跟张瘸子“圆房”做了夫妻。“侉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他爹娘弟弟妹妹被鬼子飞机扔炸弹炸死的时候，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 “侉大娘”诉完，张瘸子接着诉。张瘸子那年已经64了，比“侉大娘”整整大了20岁。“张瘸子”说，黑孩娘(指侉大娘)“跑反”来那年，他已经33岁了，但那时他并不瘸。因为家里穷，一直都没有说上媳妇，老娘才把黑孩娘领回家给他当童养媳。1948年冬天，徐州周围到处打仗，这一回是解放军跟国民党打(即后来的所说的淮海战役)的。农历十月起，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大炮和机关枪的声音。村后山上，解放军占了南面山头，国民党占了北面山头，两边对着开枪，打了三天三夜国民党才逃跑。十一月底，解放军打胜了，国民党军队慌里慌张朝西南方向跑。当跑到咱们村时，就开始拉年轻力壮的老百姓给他们当挑夫。结果一下给抓走了5个。最后就他一人跑回来，其他几个都死在外面了(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没死，八十年代从台湾回来。他说被国民党军队裹到台湾后，一直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在花莲开了一家小吃铺。他证实，其他三个人都在逃跑时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了)。张瘸子说着也开始掉泪，他说，他是夜里偷偷跑出来的。他在前面跑，国民党兵在后面追。后来就朝他开了枪，其中有一枪打在他腿上，他就势滚进已经结冰的河里。等到国民党兵走远了，他才爬到附近一个老乡家。后来老乡托人捎信，家里才来人把他抬回去。他回家后开始治腿，由于伤后落水受冻，再加上时间太长，最后没能把伤腿保住，从那以后就成了瘸子。他一边说一边哭，侉大娘也陪着哭，很多人都跟着流下了眼泪。特别是刚刚下放的几个女知青，更是哭得特别伤心。 第三个诉苦的是“麻奶奶”。“麻奶奶”那年54岁，她与“侉大娘”是同一年逃到我们村的。但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麻奶奶”说，她家住在河南开封南面的乡下农村，那年她才23岁。徐州被鬼子占领后，接着就朝西进攻，很快就把开封府也攻占了。有一天晚上，他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喊“发水了”。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哭爹叫娘朝外跑。那时候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肚里还揣着一个。他们在大腿深的泥水里跑啊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终于跑到一个小山上。等到天明一看，周围全是水，一眼看不到边。她瞅瞅四周，公公婆婆不见了，男人不见了，两个孩子也不见了。他们在山上等了好几天，水才慢慢退下去。老家都泡在水里了，大家回不去，她等不来亲人，只好随着逃难人群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直走到咱这村子。她肚里的孩子也跑“掉”了(指流产)，没办法，就跟村上的老光棍何老五结了婚。后来通过打听才知道，这场大水，她娘家、婆家一共13口，最后就剩下她一个人了。麻奶奶边哭边说，你们知道那大水是怎么“发”起来的吗，原来是孬龟孙日本人开着飞机扔炸弹，把黄河大堤炸开了，淹了咱几十个县，死了好几百万人哪。这万恶滔天的日本人，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他们害死了俺全家啊! 她正哭诉着，知识青年小李突然发问，你说的是哪一年啊。麻奶奶想了想，就说，是日本鬼子打来那年(指1938年徐州沦陷)，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秋天的事。小李突然大声说，那不是日本人炸的，是国民党炸的。她这一说，大家都愣住了。麻奶奶多年来一直都说是日本人作的恶，怎么忽然变成国民党的事了。小李言之凿凿地告诉大家，这不会错的，历史资料记载得很清楚：蒋介石为了截住日本人，亲自下令军队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炸开。结果没挡住日本人，却把咱老百姓淹死了几百万。 大家一听，顿时哗然。麻奶奶破口大骂：这个千人尻、万人揍的蒋介石，他不得好死呀。 这时，团小组长三菊开始带领大家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人们跟着振臂高呼，义愤填膺，声音洪亮，那个现场和气氛是真实的，而且是绝对装不出来的! 带队干活的民兵连长(1972年后改为副队长)胖墩是初三毕业，有些文化。他挥着手说，咱们今天能过上太平日子，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毛主席救咱穷人出苦坑。咱们要感谢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千万不能忘本。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DXP吗，就是因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咱们再回到旧社会，受地主反动派剥削和压迫!让咱们再继续过苦日子、穷日子，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你们说，咱们答应不答应? 大家振臂高呼：“不答应!” 胖墩又喊：“我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跟着喊：“不同意!” 胖墩马上开始“战前动员”：“好!为了不再过苦日子，咱们就要好好干社会主义，一起建设咱们的新中国。现在我宣布，按照原来分配的小组进行突击，力争今天中午前把东边两格子(指地块)地全部整完。大家有没有决心?” 大家很高兴，也很兴奋，都大声回答“有!” 随着胖墩的号令，各小组长率领社员进入作业场地，整个田野里响起了欢快的歌声。 几个刚下乡的知识青年说，这种干法太有意思了，干活也不觉得累。 胖墩说，你们说的什么有意思? 女知青说，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呗! 胖墩笑了：咱们贫下中农都吃过苦，哪个肚子里没有这样的故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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