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续

　　十六、历史反革命

　　我印象中，住在大团汪(水塘)东边的“邓嬷嬷”，一直就不招人喜欢。她的脸上从来没有表情，也没有见她说笑过，她一个人一直在那个矮小黑暗的小屋里孤独的生活着。

　　所谓“大团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夏天里，水塘里漂着菱角、鸡头米，还有莲藕、高瓜子(一种草本植物，茎部可吃)等。天气炎热时，很多男人喜欢到这里来洗澡。但因为水塘很深，大人都不许小孩子单独到这里来。水塘东边是一队打谷场，收获季节这里很热闹，但过了这个季节就很少有人到这里来聊。打水塘东边有两间低矮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但是，我5岁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小屋子里还住着人，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邓嬷嬷”。

　　5岁那年，有一次我追赶不听话的小花猫，一直追到“大团汪”东沿。我发现小花猫钻进秫秸堆里去了，就找根小棍朝里戳。正一边戳一边叫喊，突然发现秫秸堆那边探出一个头发蓬松、满面皱纹的脑袋来。我大吃一惊，以为遇见鬼了，大声哭喊着朝大路的方向跑。正好我爹从此路过，我才不再害怕。爹听了我的叙述，连忙说，哪有什么鬼?她不是鬼，是人!如果你害怕，以后就少到那里去。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小屋子里还住着一个令人害怕的老太太。

　　我第一次见到邓嬷嬷的时候，她已经70岁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别的老太太都有尊称，比如让孩子喊某某大娘、某某奶奶、某某老太太(比祖父祖母高一辈分的人)等，却没有人给她一个尊称，大人小孩都喊她“邓嬷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13岁那年，爷爷曾给我详细讲述了邓嬷嬷的历史。

　　邓嬷嬷是从外地逃荒要饭过来的，来时还带着两个已经10多岁的儿子，大的叫邓合忠，小的叫邓合发。他们逃荒要饭来到我们村后，好心的乡亲把他们收留下来，娘儿仨就一直住在潘家草屋里(喂牲口盛放草料的地方)。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了，但都怕出力气不想干农活。老大邓合忠拾掇个货郎担子，走乡串户换针头线脑，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拜认苏皖交界梁庄村青帮头子吴端胜“干爷”(也有说是认的“师父”)。从那以后翅膀就硬起来，货郎担子扔了，天天跟着吴端胜在黑道上混。后来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短枪别在腰里。打那以后，邓家日子开始好转，邓嬷嬷(那个时候才40多岁)也开始风光起来。老二邓合发见哥哥这般威风，也出来跟哥哥一块跑，后来还练出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他们弟兄两个经常在后山用枪打野兔子，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对枪呀刀的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弟兄却特别喜欢，可见他们弟兄俩胆量不同一般。

　　徐州沦陷(日本人占领徐州)那年，邓合忠28岁，老二邓合发也23岁了。一个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把邓家弟兄都引进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队伍。

　　那年7月，青帮头子吴端胜所在村庄突然跑来一个日本兵。这个鬼子拖着一支三八步枪，在村头先强奸了从徐州城“跑反”过来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又闯进村子继续找“花姑娘”。刚好吴端胜本家侄女被鬼子发现了，一直追到吴家院子里来。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吴端胜和堂兄弟吴端言一起，把这个鬼子杀了。三八大盖沉到水井里，又把尸体大卸八块，压在西山乱石底下。日本鬼子无缘无故少个人，天天来这个村子寻找。见风声越来越紧，吴端胜怕人早晚出卖他，便带着徒儿徒孙上山当了土匪。

　　第二年(1939年)春天，共产党八路军将徐州以南30多支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八路军“亢营”(因为营长名叫亢维德，所以对外称“亢营”。亢维德最后在安徽时村被汉奸抓获，押送徐州日本宪兵队遭杀害，是当地有名的抗日英雄)。吴端胜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也在这年春天接受改编，还担任了“亢营”营副兼六连连长。邓家兄弟随着吴端胜也成了八路军，邓合忠还被委任为六连副连长兼路西区区长。

　　结局本来应该是很美好的。如果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邓家弟兄一定会有很辉煌的前途和未来。可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使他们弟兄俩都走上了不归路。鬼子汉奸知道邓家弟兄当了八路军，就派人做邓嬷嬷的工作。没想到邓嬷嬷非常爽快地答应跟鬼子合作，并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将邓合忠几十条枪的一支抗日队伍都带进了鬼子据点。邓家弟兄从八路军摇身一变成了皇军“小防队”(类似伪军，但只是地方武装，不是正规部队)。由于邓家弟兄对八路军情况非常熟悉，短短几天，就有很多八路军联络点被破坏，还有不少地下党员被逮捕杀害，其中“亢营”三连连长张XX(家住苏皖交界处官桥，名字记不清了，解放后被定为烈士)就直接死在邓合忠手里。邓合忠叛变不久，吴端胜也投靠了国民党“顽军”，1941年在洪泽湖解放区被我镇压。

　　鬼子投降后，邓家弟兄又投靠了国民党。解放战争后期，邓合发随国民党军队南撤，在启东地区与解放军发生激战。由于邓枪法好，先后伤我多名战士，最后解放军组织几名“神枪手”才将其击毙。不知什么原因，邓合忠在解放前夕并没有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却在苏皖两省交界处隐藏起来。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邓悄悄回家看老婆孩子时被民兵抓获，两个月后在安徽萧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萧县属于江苏管辖)桃山集被镇压。邓被镇压后，老婆带着孩子远远改嫁走了，只剩下邓嬷嬷一个人。邓嬷嬷那时候已经60多岁，可能是年龄太大的关系，政府也没有追究她什么责任。

　　尽管没有追究责任，但两个儿子都是反革命，都是革命的叛徒，而且还有很多命案在身，她本人也为日本人效过力，所以大家还是把她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来看待。“四清”开始时，她已是70多岁的人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人难为她，而且还一直把她当五保户对待。因为她已经不能劳动聊，总不能活活饿死她呀!

　　我一直猜测，可能她自觉罪孽深重，自觉对不起两个儿子，自觉对不起收留他们母子的善良乡亲们，所以自打解放，她就很少出门，始终把自己封闭在小屋里。她头发不梳脸不洗，也不跟别人说话，甚至直到她死，很多小孩都没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儿。她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是赎罪还是思过?是反省还是忏悔?真就没有人知道了。那时候，与她接触最多的只有生产队保管员。保管员负责把邓嬷嬷的口粮送过去，有时还为她买油盐酱醋以及日用品，每年的布票也由保管员负责，并按照她的要求添置衣服被褥。因为那个时侯她还享受着“五保户”待遇，这些事情生产队是必须负责的。

　　1970年，邓嬷嬷已经80岁了，还那样无声无息地活着。有人感到惊奇：这个邓嬷嬷还真怪能撑呢!可是这话才说过没多久，邓嬷嬷就出了事。

　　那是1970年腊月初的一天凌晨，天气非常寒冷。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了，快救火!”这一点农村人是最讲究的，也是最厚道的：无论谁家失火，哪怕你和这家有仇有怨，也得暂时放到一边。如果你不去救火，全村老百姓都会骂你“不地道”，“不是玩意”!

　　是邓嬷嬷家起的火!尽管她家距离水塘很近，但由于天冷结冰厚取水不便，再加上火是夜里发生的，等到发现时火已冒顶(火先从屋内烧起，屋顶已经烧穿，说明快烧完了)。大火扑灭后大家发现，整个屋子已经化为灰烬，邓嬷嬷也裹在被子里烧焦了!

　　事后人们分析，有可能是因为那天夜里实在太冷，邓嬷嬷烧火取暖不慎引起的火灾。她住得比较偏僻，等人们察觉时已经晚了。

　　最近这些年来，有人故意污蔑造谣，也有不少人听信了宣传，以为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那时候只讲斗争，不讲人情也不讲亲情。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的。那时候人们心地非常善良，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隔阂。相互之间不需要什么戒心，大家相互帮助，生活虽说苦点，但过得很有盼头，心里也感到热呼呼的。不像现在似地，大家都是各顾各，人情好似一张纸。其实邓嬷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侯对待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邓家兄弟和吴端胜都是我们家乡的名人，方圆几十里上百里都知道，我们老家新修的县志上就有详细记载。我上世纪80年代初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老套传奇》，其中对他们也有很详细的描写。那部纪实小说是根据健在的当事人采访材料写出来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

　　十七、懒断筋逸事

　　我和韩解放一个生产队，他是1948年腊月二十四出生的。因为那年年底淮海战役胜利，徐州城乡庆祝解放，所以爹娘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懒断筋”则是别人给韩解放起的外号，他混上这个外号的时候已经是1964年秋天，那时他已经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干活了。

　　听我爷爷说，韩家以前富着呢。韩解放的爷爷是我们村最有钱的财主，光平原上的肥沃好地就有200多亩，山坡上还有1顷多(1顷折合100亩)。家里养着6头耕牛，还有一头大骡子。常年雇3个人干活，当收当割的农忙季节还要雇10来个短工。可惜，韩解放的爷爷置下这么大的家业，却养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韩解放的爹小名“叫驴”(娇生惯养的孩子都起一些很难听的名字，说是阎王爷不要，好养活)，他出生时老娘已经38岁，突然养出一个大胖小子，可把老两口喜坏了。“叫驴”出生前，上面已有3个姐姐。“叫驴”是韩家的独根独苗，也是全家的宝贝疙瘩。他的出生给韩家带来了希望，总算有人继承香火了。农村是很讲究这个的，闺女再多不抵儿呀!如果没有儿子，再大的家业最终都是人家的。

　　“叫驴”生下后就掉进蜜罐里。因为他上面有3个姐姐，所以不管家里有啥活都不要他干，饭要端到跟前，馒头要递到手上。他的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摔盘子摔碗，就这样爹娘也是由着他，不敢拗着他的性子。没想到，“叫驴”15岁那年学会了喝花酒(据说就是妓女做陪的那种)、逛窑子，还学会了赌博。一开始爹娘不知道，等到知道时，他家的两千多块“大头”(银洋)已让他偷光，还把200多亩好地都赌了出去。老爷子听说后气得大口吐血，没几天就去世了。老爷子死了，“叫驴”的恶习仍旧不改，还是成天跑到徐州城去嫖赌。到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剩下的100多亩山地加上房子、牲口、农具也都输得精光，最后只剩下两间西屋，娘儿俩总算没住在露水地里。老娘实在没法，就自作主张把“叫驴”大姨的闺女说给他，让他们姨兄妹“亲上做亲”，希望有个媳妇能拴住他的心。那年已是1948年初，由于韩家已家徒四壁，没有赌本，“叫驴”也没钱进城潇洒了，可能韩解放就是那些日子怀上的。但是，“叫驴”虽然不出门，但债主却天天上门讨债，吓得“叫驴”半年多不敢进家。徐州解放后，人民政府集中打击赌博吸毒嫖娼，债主从此才不敢上门。“叫驴”说，要不是人民政府，他的命最后也得让债主拿了去。所以“叫驴”从内心里还是很感谢新社会的。另外还有一个令他做梦都想笑出来的好事：土改时他家被划成中农(成分都是按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划定的。按韩家情况确实应划为贫农，但农会干部都不同意，说韩家是因为“叫驴”赌博才败落的，给他划贫农不合适)。后来就有人说，幸亏“叫驴”把家产鼓捣光了，要不还得给后代留下一个地主成份扛着。

　　1953年韩解放5岁，“叫驴”突然患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病，吃啥药都不管用，只撑了不到半年就死去了(前几年有人据此推论，“叫驴”可能得的是“艾滋病”。理由是“叫驴”经常接触下三烂女人，很多脏病都是通过那种事传染的。我坚持说“不可能”，那时侯怎么会有这种病呢)。“叫驴”死的时候，婆娘才25岁。她熬不住，“叫驴”周年忌日后不久就抬身(指改嫁)走了。从此，韩解放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韩解放1955年入学，一直上到1964年初中毕业，在学校读了9年书。现在想起来，幸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韩解放摊上了好时光。要不然像韩解放那样的家庭，别说上学读书，就是饭也吃不上。新中国成立后，要求所有适龄孩子都要去学校读书，所以说韩解放才有了上学的机会。韩解放的奶奶没有吸取儿子的教训，对孙子依然娇惯得很，什么活都不让他干。他的同学放学回家后，都要忙着去割羊草、割牛草、沤肥料，帮助父母干力所能及的活计。放寒假的时候还要到生产队干农活，比如扒河、割麦子、刨山芋等。但韩解放从来没干过，即使有同学来喊，他奶奶也总是用有病来搪塞。就这样，韩解放在奶奶的庇护下一直到了16岁。

　　从学校回生产队，不干农活是不行了。韩解放只好无可奈何地拿着农具出工。可是，他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浑身都是“懒肉”，才干一天就不想出门了。已经74岁的奶奶找到生产队长，哭得泪人似的，说是可怜可怜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给他分派一些轻活吧。队长也觉得这孩子实在干不了重活，就派他“看青”(看守未成熟的庄稼，一般都是委派年老体弱或多病的人)。可是，他一到田头就想倒头睡觉，牲口跑进来糟蹋了庄稼也不知道。最后生产队又把他抽回来，分派到积肥队(为牲口准备草料、垫牛铺、起牛粪等)。这种活不是太重，但不能睡懒觉，每天都要早起。韩解放一直都是喜欢睡懒觉的，时间长了，没人再愿意跟他在一起。最后实在不行了，队长只好让他再回加工队，参加正常农活。相对不太重的农活他还能忍受，稍重一点他就不想干了。比如冬季扒河抬大筐、夏季收割小麦，秋季刨山芋等。这些农活都是非常重的，为逃避重活，他想出一个装病的法子来。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官不差病人”，也没有谁去难为他。可时间一长，其他社员就有意见了。所以每次队干部喊他干活，都要带着“赤脚医生”一块去。你不是有病吗，那就现场给你检查。如果真有病，就在家歇着;如果没有病，对不起，必须出工!他装病的事很快就传开了，队长气得骂他不是“农民种”，有人背后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懒断筋”。从此，这个外号就一直跟了他一辈子。

　　他装病的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我却是1969年当“赤脚医生“后才知道的。那年收麦前夕，韩解放又病倒了，说是“拉肚子”。他形容自己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顺腚窜(就像水龙头一样朝外喷)，一天20来回!带队干活的民兵连长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路上连长就告诉我，有啥就说啥，不能包庇。我到韩家一看，韩解放真的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一看就是典型的脱水症状。我跑到他家茅厕一看，确实有很多水样大便。民兵连长没法，只好先走，让我给韩解放看病。我连忙给他挂水，一连挂了五天。病好了，小麦也收完了!

　　那年冬季，公社规划在我们村子前面开一条蓄水河，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劳力一律上工地。这时韩解放又病了，说是发高烧。连长再次让我跟他一起去，到了韩家，韩解放躺在床上，我用体温表一量，乖乖，三十九度五，真是高烧!连长气得一扭头走了。水利工程干到一半的时候，有社员提出再上韩解放家看看，如果病好了，就该来干活了。带队的连长没好气说：“不去，就让他在家挺尸吧(气话，指死了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意思)!”

　　1972年我爹当生产队长时，韩解放已经24岁了。刨山芋那天，他来我家请假，说是肚子疼。我爹说：“您这样下去怎么行?以后连媳妇也难说，到那时后悔就完了!”他可怜兮兮地说：“三叔，我真肚子疼!要不让兄弟给我诊断诊断?!”说着就凑到我跟前来。我知道，头疼、肚疼是很难诊断的，他硬说“头疼、肚子疼”，你也没啥办法。

　　其实，我爹说的很有道理。那时候尽管提倡晚婚，但农村小伙子一般在20岁左右就开始有人提亲，到二十四五岁还没定下亲来，那可就危险了。

　　韩解放假装“发烧、拉肚子”的秘密，还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有一回他碰到邻村同学，一时高兴就把偷懒法子当成经验吹出来。“拉肚子”很简单。他大姨夫是个郎中，抓中药的。他从那里偷来一些巴豆(排泄药物)，什么时候需要装病，一粒巴豆就能拉好几天。“发高烧”的法子更损，大冬天夜里他故意光着膀子跑出来冻，不感冒发烧才怪呢?韩解放的这个同学回家一说，很快就传到我们生产队。由于这一招太损，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了。有人一提我们生产队，就说“知道知道”：你们队有个“拾棉能手”樊梨花，还有个“懒断筋”韩解放。我爹听后气坏了，他把韩解放喊到我们家臭骂一顿：“你这个狗日的，可给咱队增光了!”

　　骂归骂，关心还是要关心的。我记得，我爹那些年经常把他喊到家里来，苦口婆心劝他，让他好好干，将来说个媳妇成个家。那些年里，只要有人再说“懒断筋”，我爹总是为它辩护：现在不懒了，改了呢!从1973年起，我爹就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但一直没有人家愿意。我爹还给妇女队长交代任务，让她多找找人张罗，还说年龄越大越不好说，再搁几年就把孩子耽误了。另外，他奶奶都80多岁了，总不能一直跟着他呀!

　　说实话，自从我爹当队长苦口婆心又骂又劝后，韩解放确实比以前勤快了。但是，他这个“懒断筋”的外号臭名远扬，只要提起他，姑娘家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愿意嫁给他呢?

　　1981年，韩解放已经33了，还是光棍一条。那年他91岁的奶奶突然去世，韩解放的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由于河南(指一河之隔的安徽省宿县地区，不是指河南省)比我们这里落后，很多姑娘都喜欢嫁到我们这里来。我爹知道韩解放在附近名声不佳，就让妇女队长到河南那边看看。那年春天，妇女队长还真给他说成一个。见面那天，我爹怕出岔子，让韩解放到村南头大路上去迎接。谁知姑娘没走大路，而是从村东边生产路抄近过来的。她走到东边邻村打听我们队和韩解放家，人家一听，就说“你是找‘懒断筋’啊?你和‘懒断筋’什么亲戚?”气得这个姑娘连俺们村都没进就回头跑走了。结果，直到“大包干”分田单干的1982年，韩解放仍是光棍一条。此后多年我不在家，他的消息也就不清楚了。

　　1990年我回老家时，突然听说韩解放失踪了。

　　我少年时的伙伴小胖，把韩解放那些年的情况都详细告诉了我：

　　大包干以后，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韩解放不想摆弄庄稼，而且也不大会摆弄，结果第一年连种子都没收上来，第二年干脆撂荒不种了。后来说想跟建筑队打工挣钱，但包工头都嫌他太懒不肯要。最后干脆学了这个!小胖把食指和中指伸出来，做出“剪刀”形状。我不明白啥意思。他笑着说，就是“俩夹”(小偷、扒手的别称)呀!

　　我吓了一跳：“真的?”

　　“还骗你不成!”小胖接着说：1984年秋天韩解放回来了，还带回一个30多岁的女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吃住都在一起。大家发现韩解放似乎很有钱了，吸的烟卷全是过滤嘴“大红旗”(当时徐州地区最高级的香烟)。但大家都不知道他的钱是咋挣的。从那时起，韩解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一次，过十天半月再离开，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后来，咱们村刘青云到洛阳出差，在火车上看到了韩解放。当时韩解放被乘警用铁铐子铐着，后面还跟着几个人，说是抓住一个“扒手”。在那种情况下，刘青云当然不敢上前相认。从那以后，大家才知道韩解放原来干的是这个行当!

　　小胖接着介绍说：两个月后，大约是1986年5月份，韩解放又回来了，但没有任何人去点破他。韩解放仍然吸着过滤嘴“大红旗”，还骑着一辆雅马哈，但这回带来的女人已经不是原先那个了，比上次那个年轻一些，漂亮一些。此后，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就要回来一次，每次带回来的女人都不一样。可是从1986年12月份起，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已经快4年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有人猜测，干那种事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被愤怒的失主打死扔到荒野了，也有可能在分赃内讧中死去了。

　　是死是活，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十八、农家院纪实

　　我们家在村北首小院住了两年多之后，到我上小学2年级的1961年秋天，全家搬进村西山坡跟前的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里。这个院子比原先那个小院宽敞多了，两间堂屋，两间西屋，整个院子100多平方米。我在这个小院住了20多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分田单干，我们共搬过两次家。这两次都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而且都是住的农家小院。我记忆中的农家小院，一直都是温馨美好的。即使梦中回到那个小院，也一直留恋不已。

　　刚搬进这个小院时，全家人最兴奋的人就是我。一是院子比原来的院子大，还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小门楼;二是这个院子再不像原先那样孤零零的。小院周围有许多农家，这些农家都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

　　对孩子们来说，院子大就意味着游戏玩耍的空间大。而对大人来说，院子大可以利用的地方就多。比如，可以在院子里种植一些瓜果蔬菜，可以在院子里盖一些猪棚羊舍。我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她的精心侍弄下，我们家的小院整个夏天都生机盎然。墙上爬满了丝瓜、葫芦、四角梅，开着白的、红的、紫色的花朵;墙角下有南瓜、冬瓜、毛冬瓜，黄色、绿色、白色的果实藏在叶丛底下;在这些蔬菜的边缘地带还种了向日葵、蓖麻籽、洋姜等杆状植物。由于种植的东西多，离好远好远就能看到我们家被各种颜色的叶子、花朵包裹着，遮掩着，美极了。除了蔬菜瓜果等植物，我母亲对养殖还有着特殊兴趣。不过，母亲的这一兴趣是我们从小就特别厌烦的。因为，为了她养的那些猪、羊、鸡、鸭，我和贪玩的兄妹，天天都要跟着她一起忙碌，没有一刻空闲。比如，为节省饲料，夏天我们要到湖里(指平原大田)、山上去弄猪食，割羊草，冬天还要到处弄河土、塘土(很肥沃的泥土)、碎草等，背回家垫猪铺、垫羊圈。我们家养殖的东西种类很多，除鸡、鸭、鹅，还有猪、羊、狗、猫和兔子。因为有个勤劳的母亲，那些年也把我们累坏了。

　　1970年之前，我们家一直都是饲养的肥猪，养到够磅(毛重120斤以上)时就送到公社食品站出售。那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宽裕，缺少猪饲料，所以猪也长得特别慢，一头猪差不多一年才能长到120斤。我记得，1969年我曾先后3次跟父亲到公社食品站去号猪(过磅前专业人员摸猪肚子、腰肋等处，根据这些指标定等级，当地俗称“号猪”)。第一次份量不够赶了回来，一个月后再次赶过去分量还是不够，到第三次过磅才123斤，刚刚达标。

　　那时候，社员喂猪卖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积攒肥料。社员们都是算过账的，喂猪赚不了什么钱。之所以喂猪、喂羊，主要就是靠猪铺、羊铺肥料挣工分。我回忆，那时候喂猪的社员户多数是人口多的家庭。因为人口多就会产生很多剩饭、剩菜和洗刷的泔水，如果没有猪，这些东西就白白丢掉，很可惜的。那时候农家生活还不富，人口少的家庭没有多少剩饭、剩菜、刷锅水，单靠饲料是养不起的。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很多，1969年全家9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5个。我母亲常给我们说：“喂猪不挣钱，零钱聚整钱”。意思就是说，平时节省一口两口东西喂猪，原来舍不得花的零钱都聚到猪身上，等猪长大出售，积攒起来就能办件大事。她还说：“喂猪不挣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说，养猪、养羊主要是为积攒肥料。那时候，生产队社员除正常出工，主要工分来源就是肥料。开始收肥料之前，生产队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评工分，详细查看各家各户的猪铺、羊铺、垩池子，然后给肥料定出工分值。另外，那时候社员家都有“自留地”，平均每口人1分左右。这些肥料除了交给生产队，还要给自留地留出一部分。但所有留下的肥料都要经过队委会检查，然后才能朝“自留地”运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某些私心重的社员专门把好肥料留下来。

　　那几年的春秋夏三季，我们兄妹始终都不能闲着，一有空就被母亲赶出去打猪草、割羊草，有时候下雨天也得出去。母亲说，割的猪草、羊草越多，我们省出来的饲料就越多。说老实话，猪、羊这些动物是非常喜欢吃野草、野菜的。比如猪，最喜欢吃苋菜、麻麻菜、拉拉秧、老牛拽(一种根系发达的野草，很难拔)等;羊最爱吃的是抓秧、白草、毛毛谷等;小白兔最爱吃的是“猫眼子”(一种有毒的植物，但不知道兔子为什么非常喜欢吃，而且不会中毒)。母亲尽管养了很多动物，但我们的任务只负责管好猪、羊两张大嘴，其他的不用我们管。因为我们家靠近山坡，天一明母亲就把鸡放出来，将它们赶到山上找草种籽，找小虫子，我们不必为它们操心。至于狗和猫，就更不需要我们管了。

　　1970年冬天，母亲突然从二姨家弄回一头小母猪来。这头小母猪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四十多斤重，快能“跑圈”(发情配种的意思)了。以前我就知道二姨家常年喂母猪，好像收益比喂肥猪高，而且肥料也积攒的多。因为喂母猪一年到头猪圈不闲着，喂养肥猪就不行了。肥猪出栏后猪圈一般要闲置一段时间，直到买来新的猪仔才能重新使用。

　　说起这头小母猪，还有一段令我难忘的故事。母猪来到我们家的那天晚上，由于是一个新环境，它一直嚎叫不肯吃食，直到晚上10点钟饿极了才吃。母亲开始不放心，最后一直看见它钻进草窝睡下才离开。可是，夜里12点钟的时候，母亲起来发现小母猪不见了。猪圈墙头一米多高，这头小母猪竟然翻过墙头跑了。我们全家急坏了，全都爬起来到处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母亲说，别是跑回二姨家了吧。大家都说不可能，因为二姨家住在“河南”(我们这里与安徽一河之隔，习惯称安徽宿县为“河南”，不是指河南省)，距我们这里20多华里，小母猪是装在麻袋里弄回来的，它怎么可能认识回家的路呢?但是，猪既然不见了，到那里看看也好!因为我是老大，又是男孩子，这个任务最后必然的落到我头上。我把最要好的伙伴刘孩一起喊上，为壮胆，还把家里的大黄狗“欢欢”也带上。我们凌晨两点多钟出发，到二姨家时已经快5点了。没想到这头小母猪还真的跑回二姨家去了。我们都感到惊奇，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认识回家道路的。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们格外小心了。小母猪带回家以后，先用绳子捆在后腿，一直等它习惯后才松开。

　　自从喂了母猪，母亲更忙了。不仅要饲养大的，还要伺候小的。母猪生产规律一般是两年五窝(即两年生产5次的意思)，为了准确判断母猪发情期，准时配种，就要时刻注意观察，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那时候，我们村南5里就是公社配种站，生产队的牛驴骡马，社员的母猪母羊，都是赶到那里去配。1973年前后，配种站还引进两只蒙古种羊，这在当年引起社员们异常高涨的养殖热。大家纷纷把发情绵羊赶去配种，一般经过三四代，当地绵羊就能通过杂交繁殖出与蒙古羊十分相似的品种来。由于蒙古羊羊毛价格高，社员们都很热衷这种饲养。我记得1973年，我家就养了两头母绵羊，生产的羔羊都是鬈毛的。那时，我们这一带有句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蒙古羊，盖子猪，三转一响红瓦屋”，就是形容一个社员家庭，只要有了这几件就非常富裕了，女孩子找对象就要找这样的家庭。(“三转一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这头小母猪在我们家一共饲养了6年，先后生产了10多窝仔猪，直到1976年年底才更新。喂母猪是很辛苦的，我母亲为了它不知受多少罪。1972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母亲发现母猪在不停地衔草(母猪快要生产前的独特表现，把草叼到一起就是准备下窝用的)，连说猪快要“下”(生产的意思)了。猪下窝时跟前必须有人守着，不然生下来的小猪仔可能会因为胎衣裹着嘴巴喘不过气憋死，也可能被烦躁不安的大母猪压死。母亲没有在屋里睡觉，而是披着被子在母猪跟前守了一夜。母猪圈是建在大门外右侧的，上面用山红草缮起来，圈门朝东，门口没有任何遮挡。我天明起来时发现，雪下了半尺厚，母亲身上全是雪。但母亲很高兴，母猪黎明时分顺利生产，下了11头小猪，除了一只死胎，其他小猪都很健康。

　　那些年，我们家9口人，有6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除了出工，还在家里搞了这么多养殖种植，可以想见是多么辛苦。在全家人辛勤努力下，1976年之前，我们家先后建起两栋瓦房，我就是在其中一栋瓦房里结的婚。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令人回味，特别是那个小院，始终充满着我们全家的希望和快乐。

　　这些年来，有些人宣传说，人民公社时期不允许社员搞家庭养殖种植，连门前屋后种的果树和蔬菜都要拔掉，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还说宁让“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准长“资本主义的苗”。其实我们这里就从来没有这码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殖种植，公社配种站就是为生产队、为社员发展养殖业服务的。这家配种站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因为土地产权问题被迫撤掉。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尽管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殖种植，但必须摆正公私两者关系。生产队经常开会教育社员，绝不能因为家庭副业影响集体生产，这是一条原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肥料，不能将最好的肥料藏起来。生产队会统一安排检查，给你留足“自留田”的肥料。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那时候，只要不违反先公后私这个大原则，只要不侵害集体利益，家庭副业是绝对允许搞的，没有任何人阻止。至于其他地方如何我不得而知，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

　　十九、余三虎造屋

　　村南头余家，连续两代都是人丁兴旺。余老五弟兄五个，到了他这一辈，又接连生养了5个儿子。余老五分别给儿子取名大虎、二虎、三虎、四虎、小虎。队里的社员都戏称他们弟兄5个是“余家小五虎”。

　　余家老三乳名“三虎”，学名余德水，和我年龄一般大。6年小学我们始终在一个班读书，1966年正好13岁。三虎不喜欢读书，特别不喜欢数字，他说一看洋字码就犯困。但他脑子并不笨，只是心思不在书本上，学不进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都回了家。年龄太小干不了农活，就帮家里干些琐事和家务。余老五石匠出身，有一手好雕刻打磨的好手艺。他见三虎回家后瞎琢磨，就告诉他，你别的学不来，就跟我干石匠活吧!

　　我们村紧靠山坡，村后就是海拔180多米高的女娲山。那时候，我们这里盖房子都不用砖瓦，下面是石块垒砌，上面是麦草覆盖。与平原不同的是，平原垒墙多用土坯，只有地基才使用石料。我们这里得天独厚，靠山吃山，所以都是石墙到顶，这令平原地区的农民十分眼热。

　　余老五让三虎学石匠有两层用意。一是学个手艺将来好在生产队拿工分。石匠在我们这里算手艺活，只要出工每天就可以拿到同等劳力的最高工分;余老五的第二层用意，就是想带着三虎顺便开采石料，然后给5个小“老虎”盖房娶媳妇。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大虎已经19岁了，虽然还没说媳妇，但也到了提亲年龄。余老五多少还是有些后顾之忧的。多少人家盼儿子盼得眼发绿，他家虽然有五个生龙活虎的男丁，但羡慕是别人家的事，他自己可并不轻松。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建房子，而且一栋还不行，而是五栋。儿子与闺女不一样，闺女好打发，多就多给，少就少给。儿子就不行了，没有房子就别想娶媳妇。你不仅要有住的房子，还要有成亲办喜事的酒席钱。儿子的房子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是该抓紧时间了。五个儿子中，大虎喜欢看书，文革前初中毕业，毕业后被大队安排到农科队当农业技术员。他对父亲的石匠手艺不感兴趣。二虎那年16了，他一门心思想当兵，想去集体厂矿当工人。他也不喜欢石匠活。只有三虎不同，一听说让他学石匠，当即表示同意。他还约我跟他一起学，说他爹愿意手把手教我们。那时候我也考虑到盖房娶媳妇是早晚的事，所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966年冬天，我和三虎开始上山。那时候大人白天都要出工干农活。我们这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夏天可以给生产队割牛草，冬天就没有我们合适干的活计了。那天一大早，余老五带着我们俩，分别扛着铁镐、铁锨，拿着锤子、錾子，兴冲冲上了后山。他把我们带到村后一个露出石块的地方说：先从这前面刨，什么时候刨到石头根部为止。

　　我们这里的山丘不高，也与西部那些整块石头似的大山不同。我们这里的石头都很有规律的排列着，埋在坚硬的土层里。开采石头之前，需要先把石头表面或石头跟前的土层以及类似石头的膏皮清除干净，然后才能开采。我们一开始太轻视这个活计了，还以为土层很好清除，没想到难度那么大。松软一些的土层还好，就怕那些与石头差不多硬的石膏皮。一铁镐下去，两手震得发麻，只能刨下鸡蛋那么大一小块。我们干了一天，最多只刨出三四筐土。我们累坏了，两手也震裂出了血。晚上余老五收工回来，夸奖我们干得不错。他对我们手上出血一事不以为然，并说干石匠活这是常见的。“三天不见血，要得血憋胀”。我们俩拼命刨了七八天，终于在石头前面刨出一个一米宽、三米长、两米多深的塘子，而且露出石头底部。这时，余老五才开始教我们如何使用“撑子”(有地方叫楔，破碎石块的一种采石工具)，如何掌钢钎打炮眼，如何装药点火，如何截取石料等。也许是受到感染的缘故，我突然对石匠这种手艺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起学了10多天之后，我也独自扛着铁锹、铁镐上山了。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两年多的石匠生涯。关于这段生活，我准备专题叙述。

　　三虎没有辜负他爹余老五的期望。他很快就掌握了石匠手艺的全套本领，除采石，还学会了垒墙、石刻、打制石头工具如石碾、石磙、石磨等。到1970年17岁时，他已是周围十几里小有名气的“石匠师傅”了。那时候，石匠手艺还是很受欢迎的，无论谁家，只要盖房就离不开他们。生产队对社员盖房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年轻人娶媳妇用的新房。生产队石匠出工建房时，一律由建房家庭按工时划拨同等劳力工分。那时农村还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除了划拨工分外，开工、齐工(结束的意思)还要管两顿饭。这两顿饭是很讲究的，至少端上八到十个菜，还要上白酒。看到他们吃得嘴上油光光、喝得醉醺醺地，其他社员都很羡慕。

　　三虎不仅学会了石匠手艺，还为整个余家立下了汗马功劳。1970年之前，他和老爹一起(主要是三虎)，起早贪黑开采了200多方(立方米)石料，为大虎、二虎弟兄俩每人建了三间新房。那时建房，只要四檐齐(房顶下面部分)就等于竣工大半，上面封顶所用的木梁、屋笆、麦草，只相当于工程造价的三分之一。1972年，三虎又开采石料为自己盖了三间新房，他的房子质量大大超过两个哥哥。因为房子上面没用一根麦草，全部是红瓦封顶，周圈还用三行红砖封檐。这在我们村还是第一家。其后的两年里，他又和爹一起为四虎、小虎准备了足够的建房石料，1975年冬天一气呵成，盖了两栋高大气派的红瓦房。大家都说，三虎真不简单，“小五虎”弟兄几个多亏了他。

　　我离开老家20多年，还是2007年夏天在城里一家建筑工地见到的三虎。三虎已经50多岁，背部微微有些驼，头发已白了多半。他在这家建筑工地做拌灰运砖的小工，每天工资45元。我取笑他这么大岁数还出来拼命。他说，你哪知道，小三至今还没结婚，出来拼命是为小三盖房子哪!

　　我很奇怪，你盖了几十年房子，自家还缺房子?

　　他苦笑着说，过去那样的房子早已不行了!女家同意结婚的条件就是“上三下五”的两层小楼，不盖就不嫁过来。三虎还告诉我，他们家连续盖了两栋楼，大儿子、二儿子结婚成家后，他的家底不仅折腾得精光，还欠了4万多。现在盖房子不像以前了，建筑材料贵得很，一栋小楼至少七八万，庄户人靠那几亩地，就是等到牛年马月也弄不来那么多钱!现在小三(指他三儿子)在海宁(浙江)打工，一年最多挣两万。媳妇谈妥二年了，房子没盖好就不能结婚。没办法，只好出来挣钱帮补帮补“小三”。

　　我说，你不是有石匠手艺吗，怎么还出来干小工?

　　三虎说，石匠手艺已经过时了，现在谁还用?眼今盖房都不再用石料，地基用水泥浇铸，上面用砖头或砌块装填。再说他年纪大了，不干小工干啥?挣大钱的地方谁要?

　　我安慰他说，你们家已经盖了两栋楼，不简单哪!

　　他笑了：“话不能那么说。这些年全家省吃俭用，整个家业都拼在房子上面了。眼下大家都是攀比着，一家盖楼房，其他人家也得跟着盖，不盖女孩子就不愿嫁过来。现今女孩子都很现实，都考虑结婚后的小日子，才不管你家现在有钱没有钱呢?你以为农村房子盖得好，生活就真好了?其实大部分家庭都是因为孩子要结婚，没办法才盖的，就是借也得要这个脸面!就说我们家吧，前几年给老大、老二盖房子，亏空还没补上，现在又轮到小三了。等把小三的房子盖好，我们两口子就老了。手里没有积蓄，还欠几万块钱外债。我不干拿什么还债?不干恐怕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再说，我们以后老了、病了怎么办?指望孩子们养活?笑话!他们现在都还靠打工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读书，哪来余钱养我们!你不知道，现在上学、看病贵得吓死人，上个幼儿园一年就要好几千块。他都担心他们以后日子怎么过!”

　　问起他们弟兄几个，他说都跟他家差不多，但二哥(二虎)相对要差一些。二哥有慢性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二哥的三儿子今年30多了，因为楼没盖好，如今还没把媳妇娶家来。四弟(四虎)好一点。老四1977年招工去了煤矿，虽然煤矿早已停产好多年，但每月还能领几百块钱。说是到了退休年龄就能拿到1000多块，那时就好过了。

　　三虎还说，本来想借钱先把房子盖上再说，可弟兄几个都不宽裕，他也无法张口。现在他还欠着几个侄子的2万多没还，在他们面前就更难张嘴了。

　　我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盖房子反而比以前更困难了!他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他们弟兄五个幸亏是那年月。要是搁现在，非得有几个打光棍不可。那时老父亲领着他们连续建了5栋房子，接连娶了五房儿媳妇，没欠人家一分钱。要是今天这光景，非把老爹愁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