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续

　　二十、吃药不要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都会熟背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治以后患!”这首歌谣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亿万老百姓身体健康的关心。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一种疾病在我国广大农村很多地区传播和蔓延。它就是肆虐多年、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急性传染病——疟疾。疟疾病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染的，发病后先冷后热，当地人俗称“打摆子”。根据疟疾传播原理，人的血液里只要有疟原虫，就可能诱发疟疾病。蚊子叮过患了疟疾的病人后，再叮咬他人，就会通过血液将疾病传染给健康人群。

　　疟疾病发作都有一定规律，发作时间大多集中在夏秋两季，一般多在午后。有的病人隔天发作一次，有的病人每天发作一次，也有少数病人隔两天以上发病。发病时先是浑身发冷，哪怕头上顶着炎炎烈日，也会“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嗦不止，就是盖上两床棉被也会浑身打颤。发冷时间一般持续2到3个小时，然后冷的症状逐渐消失，浑身开始发高烧，温度可达到摄氏40度以上。出了大汗以后，病人开始昏睡，大约3到5个小时后病人才能完全清醒。今天疟疾发作过去了，等到明天或后天同一时刻又会再次发作，如此循环反复不止。最多的可以连续发病一两个月，最后把健康人的身体彻底拖垮。

　　疟疾病对人体损害很大，除了大量消耗人的体力，还会造成身体极度虚弱。最可怕的还会留下后遗症：凡是发过疟疾的病人一般都会出现“肝大”症状，当年有很多青年人参军时，都在这一“关”被卡下来。医生朝肝部一摸，大声说：“肝大3公分(厘米)”，得!你的参军理想瞬间就破灭了。

　　疟疾这种病很难治，在我们这里又称“邪病”。传统的治疗大多采用迷信方法。比如在病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朝病人怀里放些东西，如故人衣服、动物尸骨等，说是可以“驱邪”。我小时候就用过这种办法，但最终还是连续发作了16次。最后不“打摆子”了，大人高兴地告诉我“邪气”已经驱走了。直到后来我当了大队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迷信。那都是老百姓在对疾病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心理治疗。听老人们说，以前发疟疾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硬撑着。当然，撑过一定时间疟疾也会自动终止，但那时病人已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

　　疟疾病的集中爆发，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最高峰时的1973年和1974年，许多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几乎人人发病。下午生产队长敲钟干活时，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躺在床上不能出工。我记得1973年夏天，我们队7名队委会成员同时发病，出工时当队长的父亲只好让不是队委会成员的团小组长领着干活。疟疾的爆发流行不仅严重侵害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和影响。

　　疟疾的爆发流行一开始就引起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68年起，上级有关部门通过农村各级卫生机构，对疟疾病进行防治。比如组织群众灭蚊，给病人服疟疾药等。不管是内服药物还是针剂，全是免费的。

　　但是，通过两三年努力，疟疾病的传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最后，上级卫生部门通过研讨(我们当时听传达，说是中央、国务院直接责成卫生部进行的)，发现疟疾病一直控制不住的主要原因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杜绝疟疾传染，就必须发动群众搞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还要开展全民性的疟疾防治。只有彻底消灭蚊子这一“传播媒介”，杜绝疟疾病人这个“传染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疟疾流行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性爱国卫生运动，进行灭蚊灭蝇，这项工作很好开展，唯有全民服用防治药物进展得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治过程太复杂，而且服过药后还有强烈的药物反应。根据防治方案，每人每个疗程8天，需要连续服用8次。紫色、粉红色两种药物一起服下，成人一次要服一二十粒(具体用量记不清了，但成人至少在10粒以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用这种药物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出现呕吐、恶心、头昏等症状，所以大家都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得病时恨病吃药，病好过抛在脑后”。结果连续搞了两年，效果一直不理想。

　　从1974年春天开始，我们徐州地区8县(其他地区我不了解，但徐州地区是这样搞的)全民动员，开展为期两年的大规模“抗疟运动”，先后组织了好几万人，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具体做法是：以县为单位，把所有赤脚医生都集中组织起来，编成一支支工作队，跨公社分赴各地开展“抗疟”。我是赤脚医生，也有幸参加了这两年声势浩大的“抗疟”工作。1974年3月中旬，我随抗疟工作队来到距离我家40多公里的房村公社;4月中旬又转战到50公里外的塔山公社。1975年3月中旬我被分到徐州市北面15公里的柳新公社东城大队;4月中旬又来到徐州东郊25公里的紫庄公社岐山大队。

　　“抗疟运动”都是分成三个阶段，每期大约20天：5天宣传发动、登记造册，10天时间送药上门或送到田间地头(包括8天疗程和2天找补)，5天时间检查验收。宣传发动阶段还要求每个社员(特别是成年人)都要会背诵上级印发的“抗疟歌谣”，以此检验宣传发动工作是否家喻户晓。除外公社派来的工作队员，本公社还要抽调相当于工作队2到3倍的医务人员和中学生，配合工作队进驻各大队，一般得大队都要派驻3到5名。另外，大队还要求抽出1名主要干部专项负责(一般是支部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也有大队支部书记亲自抓的)，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密切协助。生产队由副队长、妇女队长带队，大队赤脚医生全体出动，每个生产队除原有卫生员，再抽调5-7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分别组成2到3个服药小组。每小组3人，一人负责分发药物，一人负责拎着水瓶送水，一人负责对照花名册登记。要求亲眼看服下肚，服完药后还要张嘴检查，防止个别社员含在嘴里不朝肚里吞。公社派驻的工作队成员，与大、小队干部、赤脚医生组成若干小组跟踪检查。

　　整个疗程结束后，大队先组织自查，每个社员都要询问到，看有没有漏服的，有没有疗程不够的，有没有药量不足的。大队自查之后，公社再组织互查。只要发现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除严肃处理派驻的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还要重新组织返工。每个公社开始这项工作前，都要隆重召开抗疟动员大会，要求三级干部任何人不得缺席，各大队书记还要在会上表态。服药工作完成后，公社还要召开总结表彰会。那两年，我家有不少搪瓷缸、日记本，上面都印着“XX公社抗疟纪念”字样，那是我多次参加“抗疟运动”的记录。

　　在岐山大队“抗疟”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该大队有个姓杨的瞎子，那年30多岁了。都说“瞎子会诌，聋子会扯”，杨瞎子平时没事，就喜欢冬天坐在太阳底下，夏天蹲在阴凉地里瞎琢磨。他很聪明，会编打油诗、顺口溜，既押韵又合辙。他仰着脸天天听社员们学唱“抗疟歌谣”，也忍不住喉咙眼发痒，依韵编了一首。

　　上级印发的6句歌谣是：“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止以后患!”

　　他改编后的6句变成了：“疟疾蚊子传，吃药拿现钱。药是上级发，吃了也白搭!八天服八次，啥时能服完?”

　　上级要求背诵的6句歌谣没学会，不少社员却把杨瞎子改编的6句歌谣背熟了。很多小孩蹦着跳着到处喊唱，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大队副书记老江气坏了。老江要处理他(处理办法就是罚他家200个工分)，我连忙拦住说，算了算了，他也是当玩笑瞎编的，教育教育就行了。后来杨瞎子听说这件事，让侄子领着摸到大队部，跪下就给我磕头。

　　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抗疟”一连搞了两年。1976年之后，各公社则根据不同情况自己开展防治。其实，肆虐多年的疟疾病到1975年秋季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大队1973年发病人数是2600多人，占总人口的80%。1975年发病人数下降到3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1976年发病人数不足50人，只占总人口的1.5%。1977年，我们全大队只出现7例。到1980年，我们大队的疟疾病就彻底绝迹了。

　　今年清明节，我回家上坟时听乡亲们说，已经绝迹20多年的疟疾病现在又出现了，仅我们自然村(原有3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去年就出现了20多例。我听后非常担心：千万别像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疟疾爆发和流行啊!

　　因为我曾做过八年多的乡村赤脚医生，我非常清楚，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对目前一盘散沙的农村老百姓来说，实在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那时侯党和人民政府能够不失时机地组织人力物力开展“运动”来“抗疟”，而且全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多年不准搞“运动”了，老百姓手里又不宽裕，再爆发疟疾怎么办?恐怕只能采取“驱邪”办法来对付了!

　　二十一、凤阳花鼓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除了春节前夕各自成立宣传队(也有称农村剧团)排练话剧过年演出外，平时文艺活动很少。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大小队干部就会经常请一些民间艺人给大家说说唱唱，让忙忙碌碌的社员们乐和乐和。那些年，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说鼓书、唱三弦的，一唱就是好多晚上。特别是入了冬，有时请来的说唱艺人，一部书要唱个把月。大家吃罢晚饭，都不约而同地搬着板凳朝生产队办公室或牛棚里跑。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到那里去，小孩子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听书，主要是为取暖凑热闹。一到晚上，办公室或牛棚里就会提前准备好木材，在中间架起来燃烧，烤得人们脸上红扑扑的，身上也烤得暖烘烘的。那时候，大白天也经常有遛乡的演唱班子到村里来。这时候，大小队干部就会把他们留下来表演一场。那些演唱班子大小规模不一，内容多种多样。有耍把戏的，有除大法的(就是现在的变戏法、玩魔术之类)，有耍猴子的，还有拉洋片的(一种很原始的类似电影一样的东西)。这些演唱班子，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不要搭戏台，在打麦场上画个圈，社员四周一围，就可以演出了。演出完毕，生产队专门负责去各家筹东西，每家收半碗玉米或小麦，最后打总一齐交给班主。如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演唱班子的表演情景。特别是1973年冬天来的那个凤阳花鼓戏班子，更是记忆深刻，一直都忘不了!

　　那个花鼓戏演唱班名叫“余家班”，男女老少11口人。班主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班子里两根台柱子，一个是外号“叫破天”的小青年，还有一个是长相俊俏的女孩“小红袄”。一开始大家并没在意这个花鼓戏演唱班，因为这种说唱卖艺的班子大家见多了，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可没想到这个班子不同，他们的表演很快就把大家吸引了。

　　凤阳花鼓戏班子的服装很好看。女孩子穿红戴绿，小伙子披红套黄。余家班里的女孩“小红袄”是主角，几乎阵阵到。她一会扮作温柔勤快的小媳妇，一会妆成顾盼含羞的大姑娘。服装也不断更换，一会穿清一色的绿色裤褂，一会穿清一色的红色裤褂，一会又换成粉红色的或红绿相间的服装。大家感觉最好看的还是那身绣着大红牡丹花的绿色裤褂。“小红袄”穿戴鲜艳，人也长得非常秀气。瓜子脸，弯月眉，高鼻梁，樱桃嘴。人们说，世间所有好看的东西都长在她脸上了。再加上她的嗓子高，身段软，唱腔柔和，婉转动听，眼神还滴溜溜地会勾人，惹得很多小伙魂都丢了。一队曹奶奶跟大伙说，她活了60多岁，还从没见过像“小红袄”这么好看的女孩。

　　那个外号“叫破天”的小伙子，表演的时候喜欢穿开怀短袖红马夹，下面是宽松的米黄色裤子。他的功夫很好，能在地上连续空翻十多个跟头，还能如飞轮一般连续在场子里转上好几圈。很多年轻人看了他的表演都拍手叫好，还把他当成了年轻人的偶像。

　　演唱班女孩子穿的服装布料大多是丝绸的，穿在身上轻飘飘的，像能飞起来。凤阳的花鼓也跟我们这里的大圆鼓不同，薄薄的、扁扁的，就像大盘子那么大。扁鼓周围还系着红绸子，有的系上红色的“中国结”。他们的节目规模都不大，多是独幕小段子，演员最多三四个，蹦蹦跳跳的很欢快。鼓点时急时缓，演员腰肢扭动幅度很大，动作也很夸张，唱得曲调更有点特别，很有泗州戏“拉魂腔”的味儿。我记得那次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孟姜女哭长城》、《小两口摆渡》、《赶庙会》、《相女婿》、《挑花灯》等。内容不是多奇巧，但手法多采取误会，所以显得既诙谐又风趣。当“小两口”因误会斗嘴时，那一种风趣会引得大家拍手跳高。“小姐”对着镜子思念情郎时，小伙子们又忍不住大喊大叫。那天，不少小伙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小红袄”，恨不能把她吃到肚里去。中午的表演很成功，到了快该出工时，大家还不肯让班子收场走人。我们自然村一共三个生产队，3个队长见大伙很喜欢，便一起商量着，准备留他们再表演一晚上。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下午干活也都格外有劲。

　　那天晚上，生产队派人提前在村中间打麦场上高高挂起汽灯。这种灯是烧汽油的，灯芯用丝绸做成，点起后非常亮，相当于现在的100瓦大灯泡。大家都把汽灯说成“小太阳”。由于节目还是中午演的那些，所以那天晚上的演出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下面我主要说说花鼓戏演唱班的两个主角：“叫破天”和“小红袄”。

　　演出结束后，根据生产队统一安排，这些人都被分别安排到有条件的农户家中住宿。那时我自己住三间屋，地方宽敞，结果“叫破天”就分到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叫破天”很健谈，人也风趣。我们在一起聊了几个小时，到下半夜三点多才入睡。他告诉我，他今年才17岁，“小红袄”是他姐姐，已经19岁了。他们这个班子是两家联合组成的，从种完小麦起，已出来将近一个月。他们家住凤阳城东20里乡下，村子里不到500口人，却有十几个花鼓戏班子。这些演唱班一到冬天农闲时就出来。叫破天打趣说，这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他们自己喜欢说是“要饭生意”，就是出来混口饭吃的意思。他们之所以这个季节出来，一能节省不少粮食，二来还能挣回一些钱。班主把筹来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去卖，换成钱后再分给大家。春节快到的时候回老家，等过罢年再出来，一直到春耕时回去。“叫破天”还告诉我，凤阳坐落安徽东北部的淮河南岸，距我们徐州最多200公里。他们那里几乎每个村都有演唱班。演唱不分季节和场合，打谷场上，田头地边，随时随地都能敲打说唱，非常热闹有趣。

　　演唱班的另一个主角“小红袄”，那天晚上被生产队安排到杨老六家，跟他闺女小梅住在一块。小梅那年17岁，他哥哥杨光明20岁。杨光明是我们村上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笛子吹得很好。每年春节组织宣传队，他都是乐队主角。说杨光明聪明，是说他的悟性极好。比如吹笛子，他根本不用看谱，只要听你唱一遍就能马上吹出来，而且一点不差。那天晚上，“小红袄”分到他家来住，让杨光明兴奋得睡不着觉。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都是小梅后来告诉大家的。其中最经典一段就是：杨光明高兴地告诉“小红袄”，他能把她晚上唱的曲调，全部用笛子吹出来。“小红袄”不信，最后他们干脆一个唱一个吹，竟珠联璧合。“小红袄”感到奇异，当时就非常高兴地夸奖他：“你吹得真好!”杨光明连想都没想，马上兴奋地接着说：“是吗?那我就一辈子吹给你听!”他这话一出口，“小红袄”立即红了脸，低头不再说话了。杨光明也觉不好意思，连忙跑回自己的屋。

　　第二天，余家班子没有走成。我们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头天晚上其他自然村社员也赶来我们村看演出，他们回去都一致说好，要求队长也请班子表演一场。结果，余家班子在我们大队先后演了6场，呆了3天多时间。这3天里，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杨光明都一场不落地跟着去看，而且还自告奋勇吹笛子为他们伴奏。大家都说，这个杨光明被“小红袄”迷住了。小梅知道哥哥心思，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娘。她娘也觉得“小红袄”不错，有心想为他们撮合，可小梅爹说什么都不同意。他说，这些演唱班四海为家，将来娶回来到处乱跑，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他大发雷霆，吓得小梅娘再也不敢吭声。

　　后来，余家班子走了，杨光明和“小红袄”的事也像一缕轻烟，被风吹得很快没有踪迹。可是大家并不知道，杨光明为这事与爹大吵一场。自从“小红袄”离开，杨光明躺在床上一连几顿不吃饭。小梅说，他哥哥几个月里都闷闷不乐，身子瘦了一圈，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慢慢恢复过来。

　　前些年，我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凤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明文化的发祥地。凤阳花鼓与凤阳花鼓戏、花鼓灯被称为“凤阳三花”。改革开放后，凤阳出了个小岗村，它的名气比流传了几百年的花鼓戏还大。“小岗村”不仅成了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也成了“分田单干”的代名词。

　　前天(10月20日)晚上，我从一篇资料上看到，万X在安徽推行“大包干”时，为了造势，把花鼓戏演唱班子外出当成“讨饭”，还说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外流“讨饭”。其实万X在这里偷换和混淆了“讨饭”的概念，把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出去卖艺谋生与逃荒要饭划成了等号。在农村，收罢秋播种结束就是冬季农闲。能歌善舞的凤阳人不肯在家呆着，便带着全家或几家联合，到周边地区表演花鼓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节省粮食，二来还可以挣些钱回来。这纯粹是凤阳老百姓农闲季节的一种谋生手段，根本不是去“讨饭”，这跟“叫花子”有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我那时见到的凤阳花鼓戏演唱班，女孩子都穿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男孩子都一个个英俊潇洒，浑身是劲儿，哪有万X说的“蓬头垢面”，就像“叫花子”似的!如果硬把这种演唱也当成“讨饭”的话，我觉得现在“讨饭”的太多了：到处走穴的演员不是“讨饭”吗?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是“讨饭”吗?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在大江南北“讨饭”!那些当年曾污蔑凤阳农民“蓬头垢面”去“讨饭”的人，现在面对一亿多“讨饭族”，又会怎么说呢?

　　二十二、入党申请书

　　最近看到一组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不仅是全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最大执政党。很多人都说，如今在中国入党很容易，只要上面有人，或有钱有实力，都能轻而易举地“混”入党内。这在过去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当年入团都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的门槛就更高了。我自己的入团经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是1972年入的团，那年已经19周岁。这个年龄入团应该算是大龄了。我入团之所以这么晚，与我的性格大有关系。记得第一次团小组开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小组长特地通知我参加，听一听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结果会议刚开始，大家就开始给我提意见。其中有好几个团员反映我骄傲自满，看不起人，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我很委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队医务室做赤脚医生，天天跟病人打交道。平时大家都出工干农活，我们很少在一起，怎么去打成一片呢?一个女团员就此解释说，说你骄傲是因为你眼眶子高，认为自己是作家了，连书都不肯借给人家看。我听她这么一说才明白过来。原来那时候我很喜欢文学，经常偷偷写点小东西，自我感觉良好时还喜欢念给人听，其实并没有发表什么作品，根本谈不上啥作家。可那时农村青年人不懂，认为肯看书肯写文章的就是作家。至于不肯借书一事，这事确实存在。因为我喜欢书，生怕别人把书借去弄丢或弄脏、弄坏了，别人来借时就显得很不情愿。就因为这，大家给我提了很多意见，说我骄傲看不起人。

　　有错就得改。那时大家都要求进步，我也不例外。既然大家有这个意见，如不下决心改正，大家就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入团申请也就不能通过。我一狠心，咬咬牙把200多册厚薄不等的图书全搬出来，送到大队团支部的图书室，让大家放开看。第二次开团小组会，我又参加了。本以为这次一定能通过。可大家却说，还要考验一段时间。理由是：不能只看一时的积极热情。有的人为入团喜欢做做样子，等以后入了团可能还会骄傲。结果一直等到1972年年底，大家看我的确是真心实意的，团支部大会才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

　　至于入党，那就更严格了。我加入党组织以后曾参加或主持过多次党支部会议，也曾多次参与举手表决通过预备党员或党员转正等。那时大家都是面对面提意见，没什么顾忌，有的意见还提得非常尖锐，真正触及到你的“灵魂”深处。但最近这些年已经走样了。开会成了走过场，就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的。况且最终结果跟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谁也不想得罪人，话也尽捡好听的说。其实大家很明白，你就是提意见也没用。大家心知肚明，基层党组织成了少数人手中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战斗堡垒”了。2010年，我的家乡就出过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上级党委突然宣布“某某”参加村支部书记选举。这“某某”在村人眼里就是一个地痞混混，大家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入的党。大家心里不服气，因为是无记名投票，所以很多人不给他画勾，最终落选了。可没想到，上级党委仍然采取变通办法，借口新当选的书记领导能力不足，调出去学习锻炼，让落选的这个“某某”来主持支部工作。你说这不是愚弄大家，拿党员开涮吗?其实这种事农村实在太多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

　　六七年前我还在报社的时候，我所在单位召开支部会，讨论通过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为预备党员。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平时表现并不好，只因他的直系亲属是党委一位主要领导，所以他的入党问题成了我们支部的重要“任务”，而且还要确保一次性“通过”。他的预备党员和转正，两次会议我都借故请假。因为，我不可能也不敢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又不能昧着良心举手，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

　　前面说了那么多，主要就是想引出我家后院潘四大爷几十年坚持不懈写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972年的时候，潘四大爷已经四十八岁，他的入党申请书也写了20多年，但一直没有通过。

　　潘四大爷解放前跟着爷爷上过5年私塾，写得一笔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这在小山村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秀才”了。可没想到，他的这一出众才华反倒害了他大半生。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潘四大爷21岁。那一年，潘四大爷的一个远房表叔当了国民党的小乡乡长，因为他知道潘四大爷写得一笔好字，又会打算盘，就请他去做小乡文书。这一干就是三年多，直到1948年底徐州解放。徐州解放后，新成立各级人民政府。因为潘四大爷有文化，那时候识字人不多，潘四大爷属于稀缺人才，结果被请去担任共产党的小乡文书和会计。其后撤区并乡，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潘四大爷始终在乡和大队里从事文书、会计等工作，直到1972年，他还担任着大队的现金保管。这二十多年，他一直干着公家事，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党组织。他一直想，跟公家干了这么多年，连个党员都没入上，将来怎么跟孩子们交代?但是，几十年来，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几十份，他的入党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潘四大爷入党申请多次受阻，关键卡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因为他干过国民党的小乡文书。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历史问题成了最大障碍。大家都知道潘四大爷表现好，工作积极，人缘不错，很有上进心，还肯帮助人，入党申请的心情也是真诚的。问题是，很多历史清白的申请者都还没有加入，潘四大爷的申请就只好先朝后放放了。其实，潘四大爷曾多次向组织说明，当年当小乡文书是别人请的，他并没干过什么坏事。因为这个地区属于国共两党拉锯地区，他给国民党政府筹过粮饷，也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做过事。他还在家里多次请共产党地下党的区长吃饭，还在一起喝过酒。支部根据他的介绍派人外调，好在那位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区长还活着，就在邻省一个地区做民政局局长。他亲笔写来证明，证实潘四大爷给共产党干过事，出过力。这个当年的地下区长明确表态确实在他家吃过饭喝过酒。大队党支部根据外调材料，于1964年春天召开支部会，讨论通过了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可是，向公社党委报送材料之后，最终还是被公社党委卡住了。党委意见是，这种情况过去多次碰到过，需要慎重考虑，建议再考察一段时间。可是没想到，这一“考察”不要紧，竟耽搁了好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事变动频繁，潘四大爷的入党问题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我入团的那一年，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终于有了转机。当年那个在他家吃过饭喝过酒的区长调到本地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潘四大爷找到他，谈到自己的多年入党心愿。这个当年的地下区长满口答应跟地方党委沟通协调，结果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落实。大队党支部再一次通过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材料第二天就报到公社党委。可是还没有等到党委审批，老区长就出事了。有人揭发，老区长在抗战时期与土匪刘大麻子是结拜兄弟，而刘大麻子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还有人揭发，解放战争时期，老区长经常在一个老地主家落脚。他在这里落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主的小老婆跟他私下里相好。揭发者还说，当年这个地主已年过六旬，从城里妓院讨回来的这个小老婆才刚满19岁，况且时局眼看要变，天下马上就要变成共产党的了，所以老地主明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仍然睁只眼闭只眼，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两件揭发不管真相如何，上级却不能置之不理。老区长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职暂时被免，人也被送到干校，一边学习一边接受审查。他这一审查不要紧，把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彻底耽搁了。这一耽搁又是好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潘四大爷已经退下不当现金保管了，他的入党申请还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这期间仍有一件事让潘四大爷高兴万分。1976年春，潘四大爷的三儿子在部队入了党，还提为排级干部。他高兴地跑西家奔东家，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消息告诉人们。他喜上眉梢地说，小三子一定干得不错，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入了党呢?

　　高兴归高兴，他自己还是很难为情。每当他面对自己的儿女或亲邻朋友，都会红着脸很不自然地说，你看，咱给公家干了一辈子，最后连个党员也没入上。有人说，你这辈子不也干得红红火火吗?他连忙摇头摆手：惭愧惭愧，愧对先人哪!

　　八十年代分田单干后，潘四大爷一直在家务农。他的身体不错，直到快八十岁时还帮孙子干农活。但是，他以往开朗的性格却慢慢发生变化，常常沉默寡言半天不说话。他的大孙子大二时在学校就入了党，消息传来，他却没有任何高兴地表示。人们说，人一上了年岁，可能都是这样子。

　　2006年，潘四大爷已经82岁。这年冬天，他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大腿骨折，躺在床上多半年，一直挨到第二年的秋天。儿女们看他精神状态不好，估计这一年是难以撑过了。10月底的一天，儿女们来到他的床前。潘四大爷看着已经四十多岁的小女儿，问：“小羽快毕业了吧?”小女儿说：“还有一年，快了!”大家知道，小羽是个异常聪明的孩子，当年高考是全市的文科状元。潘四大爷很喜欢这个外孙，没事总喜欢把小羽的名字挂在嘴边上。潘四大爷问：“小羽入党了吗?”小女儿一愣，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其实小羽这年的上半年已经在学校入了党，但小女儿知道父亲一辈子没入上党，一直是个缺憾，她怕刺激老人，就撒谎说：“正在申请，还没入呢!”没想到老人摆摆手，长出一口气说：“告诉他，没入就不要入了。现在的这个党，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党了!”老人这句话让儿女们大吃一惊，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说啥好。老人接着说：“我说的是真话，还是让孩子多学点吃饭的本事，世道已经变了，以后的孩子，活得比我们要难哪!”

　　潘四大爷的这番话和当时的场景，是她女儿亲口告诉我的。我相信她女儿不会撒谎，她也没有必要对我撒这个谎。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一辈子都想入党的潘四大爷，为什么在即将咽气之时却对儿女们说出这番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