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续

　　二十三、老实人刘孩

　　说起老实人，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杨德军。

　　杨德军比我大三岁，1966年高小毕业时正好周岁十六。杨德军乳名“刘孩”，是她姥姥给起的。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孩子生下来后，吃“喜面”(庆祝孩子出生摆的酒宴，有的放在生下来第9天，有的放在第12天，因为姥姥家要送米送面庆贺，所以叫吃“喜面”)之前就要起好名字。据说，杨德军生下来9天吃“喜面”时，名字还没有起好。他外祖父家姓刘，因为是刘家女儿生的，他姥姥就自作主张为他起了个“刘孩”的名字。名字起好后，杨德军的爷爷不高兴，认为杨家的孩子不能用外姓，但是名字起好不能再改，就在“刘孩”的前面加了个“杨”字，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叫“杨刘孩”了。乡下孩子即使上学也很少喊大名，我的印象中，1969年杨德军19岁了，我们还都在他后面喊“杨刘孩”。

　　我们小时候非常羡慕杨德军，认为他命好，有福。他小时候很胖，就像一个圆木墩儿。一般来说，胖娃子都是招人喜欢的，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喜欢他。杨德军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实，不招惹是非，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里，他的口碑都很好。无论干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干，从来没有怨言。他不喜欢说话，只知道老实干活。但他并不聪明，成绩在班里属于下等。由于他的个子大，有力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六年级时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劳动委员，胳膊上别着“三道杠”，大家看了非常羡慕。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老实孩子，大人教育孩子也都拿老实孩子做榜样，喜欢说“看人家杨刘孩多好”，或者“也跟人家杨刘孩学学”等。他的老实口碑让他“占”了很多便宜。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要从各班挑出两个贫困学生，不仅免学费、书杂费，每学期还发给3元簿本文具钱。这3元钱是非常可观的，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学期的学费、书杂费才一两块钱。其实，杨德军家并不困难，他家生活状况要比我们家好得多。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之所以选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口碑好：老实。

　　他的好口碑还让他摊上一件天大的好事。

　　1966年，我们村在公社驻地上学的7个高小毕业生中，有6个考上了初中，我考试成绩还是全公社第一名，唯有杨德军一个人考上的是农中。同学们都有点看不起他，可是，这个让我们看不起的人突然摊上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大家一时都傻了眼。

　　那年夏天，我们高小毕业的前夕，学校里已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校园里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暑假结束到中学报到后，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参加闹“革命”。从这年的9月下旬开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陆续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把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一幸福时刻终于来临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公社摊上5个第一批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的名额。这5个名额是这样分配的：中学2个，农中1个，小学界2个，在农中上学的杨德军被选上了。这些学生去北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打着红旗，列队唱歌，把他们送上火车站。我当时就哭了，觉得杨德军比我们幸福。我当时就想，尽管我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名，可是与杨德军的荣誉幸福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这年冬季，我和杨德军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参加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后来还分头随红卫兵组织出外“大串联”，春节前后回家，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回到家乡的杨德军，好事仍然不断。我1969年进大队医务室。1971年冬天，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出嫁走了，杨德军被提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队干部。除了享受一年3600个工分外，还能经常到公社、县里去开会。他还是那样不大言语，但老实能干。1973年，已经23岁的杨德军，有人开始给他介绍对象，对象是邻村的，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人也长得很漂亮。可是，杨德军就是不愿意。那时候都提倡晚婚，男青年至少25周岁以上，女青年至少23周岁以上。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年轻人到二十七八岁还不结婚。杨德军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是大队干部，在28岁之前他是不会结婚的。

　　那些年里，不声不响的杨德军确实为大队、生产队出了不少力。我记忆中，他先后三次带领全大队的民工外出扒河(水利工程)，因为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虽然一直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但只能当副手。从1972年开始，他连续5年被评为县、公社两级优秀团支部书记。这些年里，媒人几乎踩破了他家的门槛，给他说媳妇的媒人一个接一个，他一直不同意，非坚持28岁以后再谈婚论嫁。1976年冬天，徐州地区8县数十万农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我们所在的公社民工全部开拔到泗洪县金镇附近的“徐洪河”工地，这是杨德军最后一次带工扒河。从工地回来后，大队书记考虑到杨德军已经26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很难再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向公社打报告，希望公社把他安排到社办企业里去。那时候社办企业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进了企业就算社办“亦工亦农”人员，除了拿出部分工资缴队拿生产队的满劳力工分外，每月还有10多元的工资剩余。公社很快就为杨德军安排了工作，任命他为公社砖瓦厂副厂长，每月工资28元，缴队15元，还能剩余13元。这时候的杨德军还憧憬在美好的梦境里，决心在砖瓦厂干个名堂，然后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

　　可是，杨德军万万没有想到，现实把他的美梦击碎了。1978年以后，已经年近三十的杨德军突然不像以往那样受人宠爱了，上门提亲的也越来越少。从1981年起，砖瓦厂被厂长承包了，这个厂长不喜欢杨德军这种老实人，很快他的副厂长职务就有名无实了，脱坯、进料、装窑的重活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他已经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他也看出这个厂长不喜欢他，就到公社副业办公室反应。但此后不久，很多企业陆续被厂长承包，企业内部的许多重要位置都被厂长安排给自己的亲属子女，公社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安排他。他先后换了好几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头头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老实人，只把他当成出力流汗的工具。1983年下半年，我们这里开始分田单干，拿钱买工分成为历史，33岁的杨德军万般无奈地回家，开始种他的责任田。

　　杨德军的人生下坡路从此开始了。老实能干，过去是褒义词，是大家学习效法的榜样，现在却成为懦弱无能的代名词。为他登门提亲的媒人越来越少，姑娘对老实能干的青年人已经嗤之以鼻了。头脑灵泛的、眼头活络的开始在社会上吃香，拎着录放机、叼着烟卷的长头发青年越来越受姑娘们青睐。从1983年开始，33岁的杨德军明显憔悴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白胖胖的，不仅黑瘦，额头上还添了皱纹。他的母亲开始唉声叹气，忙着乞求人家给儿子介绍对象。可是，人心不古，老实能干在人的心目中已经贬值了。

　　1984年春天，34周岁的杨德军终于结婚了，媳妇小他8岁。但是，他娶回一个媳妇，却赔了一个妹妹。他们两家是“换亲”，20岁的妹妹嫁给了29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杨德军新娶媳妇的哥哥。

　　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杨德军了，最近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2010年7月，我干奶奶(父亲自小认的干娘)突然病故了，我赶去奔丧，在那里见到了杨德军。没有想到，杨德军的变化如此之大，就像一个猥琐的小老头。他所从事的职业更让我吃惊，原来他已经成了“土头”。所谓“土头”，就是我们这一带专门负责殡丧活计的，包括为死人穿衣、下葬、扎灵棚等，还要负责殡丧礼仪，如路祭、家祭、点汤、火化、送盘缠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农村中最低下的行当。但他干得很认真，也很专业，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丝不苟，实实在在。据说，每一次丧事大约忙碌三四天，他可以得到大约200元钱，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些香烟、毛巾、肥皂等物品。

　　在办理丧事过程中，我问他怎么学起了这个行当。他笑笑说：我这个样子，能去干什么呢?

　　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杨德军早些年主要跟建筑队干小工。但是，大家都欺他老实，脏活重活都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没有技术，报酬很低。工资一般都是老板先开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开给承包的小建筑队，小建筑队的头头最后再给工人结算，本来钱就少，他们层层尅扣，并变着法儿少给你，最后就所剩无几了。因为他人老实，头头就专门难为他，不是说你解手时间长了，就是说你毁坏了工具，罚得你晕天黑地。你如果表示不乐意，他就马上撵你滚蛋。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建筑队干脆不要他了。

　　2003年冬天，村里有一家办丧事，老“土头”何圣斌忙不过来，就喊杨德军过来帮忙。他发现杨德军不声不哈，肯干老实活，就想收他当徒弟。一开始杨德军觉得这是个下贱活，不想干，后来想，自己已经没人愿意要，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干“土头”毕竟是条挣钱门路，于是就跟着干上了。

　　杨德军似乎很得意。他说，这个活没人愿意干，所以他不怕有人来竞争。而且农村也是少不了这个行业的。现在一个月至少能“上”七八个活，也能收入一千多块，比干建筑收入虽然少些，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活计也不重，他很满足。他自嘲地说，怎么不是过一辈子呢?

　　前后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了!老实人以前是大家的楷模和学习榜样，现在却成了懦弱无能的代名词。

　　二十四、憨子二领叔

　　我是怀着悲愤的心情来写憨子二领叔的。

　　上世纪初，我的曾祖父挑着担子，前面筐子里坐着两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后头筐子装着全部家当，担子后面跟着我的曾祖母(老太太)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子和女儿。他们一路逃荒要饭从皖北来到苏北，就在后来我出生的地方安家落户。由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好跟人家当佣工，做短工，赖以养家糊口。我的两个姑奶奶还不到10岁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二爷爷正当年轻力壮时死于当地富家之手。我们老王家最后只剩下爷爷一根独苗。只因家境贫寒，爷爷直到30多岁时，才收留了从山东逃荒要饭来到苏北的我奶奶，这才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段悲惨家世我将另找机会详细描述，此不详叙)

　　祖父成家之后，只生下我父亲一人。那年月，外乡人出来混世不容易，要想立足，就得在当地攀个亲戚或认个本家。如果实在攀不上亲戚认不成本家，也可认几门干亲，相互有个照应。我们家在本村一直孤门独户，但干亲却有好几家。这都是我祖父为在当地立足给儿子(我的父亲)认下的。

　　憨子二领叔大我4岁，属牛的。他父亲会石匠手艺，我祖父成家后曾跟他学过活，时间长了两人拉得挺投机。我祖父就让我父亲认他干爷，他们也就成了干亲家。

　　二领叔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干爷爷，一共生养两儿两女。大儿子叫大领，二儿子叫二领。为了这两个古怪的名字，我曾专门探究过。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大领”，就是耕地甚多的东家在农忙期间雇佣短工时，需要一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就是“大领”。什么是“二领”呢?就是“大领”有事不在，顶替大领带着大家干活的人。我至今也不知道干爷爷为什么要给他的儿子起这么古怪的名字。也许乡下人没文化，起名都很随意的缘故吧。干爷爷石匠手艺不错，人也挺能干，小日子还过得可以。几个儿女也很聪明伶俐，唯有他的二儿子脑瓜不太好使，人们都喊他“憨子”。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农村里智障者很多。除了憨傻的成年人，我们村与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憨子和傻子就有七八个。他们的名字前面都冠以憨傻二字，如“憨郭三”、“傻李四”之类。但憨子和傻子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同样是智障，程度总有轻重之分。所谓傻子，就是智障非常厉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而憨子只是不太聪明而已，技术含量高的农活不能干，出力流汗的粗活还是可以胜任的。我的这个二领叔就属于憨子之类。说实话，我对二领叔始终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虽然不太聪明，但有一身蛮力气，而且舍得出力。用农村话说，就是很能干。

　　二领叔比我大四岁，他知道我是他的晚辈，保护我就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小时候割草、打柴在一起，就是玩游戏也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干侄儿，所以他始终以长辈身份自居。当我被人家欺负时，他总是第一个跑过来跟人家拼命。

　　二领叔力气大饭量也大。1970年冬天，公社在我们村前开挖一条蓄水河。为了赶工期，晚上经常要架上电灯加班。生产队还特意做好大米饭等大家加班结束后吃“夜宵”。二领叔吃饭不用碗，都是用陶瓷盆子。那天晚上他吃了三盆，后来人们用白瓷碗量了一下，结果发现三瓷盆相当于15白瓷碗。二领叔的饭量一下出了名。但大家对此并不讨厌，因为能吃就能干。他不仅有力气，而且舍得出力，抬大筐都是拉后杠，一抬一天。人家都是上铣(装土)抬筐替换着干，他从头抬到尾，从来没叫过苦，也不用人替换。

　　二领叔的心眼好，心肠也热。他一辈子没结婚，却十分喜欢孩子。我们村上的孩子，他几乎全抱过。我的儿子女儿出生后，他最喜欢来我家，让孩子骑在他的脖子上，俗称“骑尿脖”，满村子乱跑。听孩子喊他二领爷爷，他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年公社驻地放映《少林寺》，他把我那三岁的儿子驮在身上，翻山越岭带着去看。因为是露天电影院，人很多，而且大都是站着的。孩子看不见，就只能一直骑在他的脖子上。那天晚上6点从家里翻山过去，夜里12点再翻山回来，前后6个钟头，孩子就一直骑在他身上。我听说后感动地对妻子说，人都说二领叔憨，其实他是最知道远近厚薄的人!后来我女儿出生，她更是喜欢骑二领爷爷的“尿脖”，只要上去就不肯下来。直到现在，提起二领爷爷，我的儿子和女儿还都难以忘怀。

　　二领叔有力气，干活也肯出力，但生产队给他划的工分并不高。男劳力一般是10个工分一天，只给他划8分。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生产队从1972年开始实行“大寨评工分”，就是社员的工分报酬不再由生产队干部说了算，要开会大家一起来评。评工分时有人为二领叔打抱不平，说他出力大，工分却给的太少。最后大家统一意见，凡是纯粹出力的粗活，二领叔与其他男劳力一样记分。技术含量高的细活，再与男劳力区分一下。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承认二领叔的男劳力身份。因为生产队虽然有粗活细活之分，但具体分工时不给分细活就可以了。这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社员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分田单干以后，二领叔的劣势开始显现出来。那时候我的干爷爷已经去世多年，干奶奶年老体弱，大领叔分家另立门户，两个干姑也已先后嫁到外地。二领叔只会干粗活，地里耕耙摇耧播种，场里扬场打落起垛，他都干不上来，只能等大领叔干完再腾出手来帮他干。后来不少农户嫌种庄稼收入太低，都先后搞起大棚蔬菜或搞其他特种养殖种植业。二领叔仍然种着庄稼，麦稻两季。我们这里分田单干前好多年就实现了“吨粮田”，所以一年下来，虽然挣不了大钱，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农忙季节过去，人都闲在家里，很多人就出去寻点活干。没有家庭拖累的，就去南方打工，还有的去新疆拾棉花，一去几个月才回来。二领叔没出远门，就跟着建筑队干点粗活，比如和泥、搬砖之类。大工每天100元(2010年前后)，小工60元。二领叔属于小工，每天60元工钱，除去下雨阴天和停工，每个月差不多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如果日子就这样下去，二领叔也算有个着落了。但是，世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二领叔除了干粗活，细活是不能干的。这些倒不算什么，问题是二领叔不会做饭。为此，我的那个干奶奶很是发愁。一开始，干奶奶把希望寄托在大儿子身上，如果她去世，二领就可以跟哥哥或侄儿吃饭。反正他家里还有一些积蓄，不会白吃的。可是，大领叔的两个儿子都在很远的外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连大领叔也跟着去了。他的一个女儿也嫁的很远，很难来照顾这个叔叔。2000年前后，我们全家陆续迁到几十里之外的新城区，也难以顾及到他们了。那是2008年前后，已经八十多岁的干奶奶感觉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没有办法，只好开始慢慢教二领叔做饭。二领叔一辈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何时会做饭?他不愿意学，还说以后没人做饭吃就去敬老院。干奶奶气得不行，连骂他是“憨黃子”(苏北方言)，还说她死了，“憨黄子”连一年都不能撑，非饿死不可!

　　2010年7月，88岁的干奶奶突然病故。出殡那天，二领叔对我说，你在公社(乡下很多人至今还把乡镇政府称为公社，可能是习惯使然)干了那么多年，跟公社的干部熟，给他们说说，把我送敬老院去吧!

　　农村大包干前，我们村一直都是有敬老院的，分田单干后还存在好几年，后来因资金来源问题而停办。其实不光我们大队，我们公社所有村的敬老院都在分田单干后陆续关了门。公社敬老院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办起来的，当时公社办敬老院主要是做示范，办成一个不仅规范而且标准高的敬老单位，以方便各村学习效法。各村敬老院停办以后，公社敬老院没有停，一直办到现在。

　　干奶奶过世后，我专门去了当年我曾工作过的公社机关——现在的镇政府。当年的熟人已经不多，好在一个主要负责人当年曾跟我一起工作过。他答应帮忙，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镇敬老院只有20多个房间，全员住满只能容纳48位。现在全镇够养老条件的五保老人有500多，敬老院住不下，只能采取“缺一补一”的办法。就是说，死掉一个才能再安排进去一个。这位负责人说，只要缺员，就首先安排我的这个二领叔。

　　二领叔自从我干奶奶过世后，只好一边忙碌一边等待。他还是跟建筑队干小工，中午在建筑工地用餐。建筑工头烧汤做菜，民工自带干粮。经过干奶奶两年多的强制调教，那时候二领叔已经多少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了，比如烧稀饭，蒸馒头之类。但是，他烧稀饭时经常糊锅，馒头也蒸的半生不熟，甚至不像个馒头样儿。他还学会了拍黄瓜、糖拌番茄之类。生吃熟捣，慢慢熬着等待进镇敬老院。

　　可是，他还没等到镇敬老院缺员，自己却于干奶奶去世的第二年夏天突然去世，他的死与干奶奶相隔不到一年，果然应了干奶奶的那句话。

　　关于二领叔的死因，大家估计是饮食引起。他死时是夏天，天气炎热。他早晨做了很多稀饭，这也是他的习惯，以便晚上回来吃，省得再做。可是，等晚上回来，稀饭已经发馊变质。他又不懂，回来后又饥又渴，灌饱肚子就睡下了。第二天他没有去工地上班，邻居们感到很奇怪，大中午门还关着，也没有上锁。推开门一看，他已经躺在床上没气了。屋子里臭气熏天，满床都是粪便。

　　二领叔死了，我们都很伤心。当我把二领叔的死讯告诉在南京的儿子和女儿时，他们也都非常难过。

　　我们兄妹几个全都尽到晚辈责任，操劳好几天把他送下地。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很难受。我一直在想，如果他能进敬老院，绝不会死得这么早。因为他只有62周岁，搁城里才刚过退休年龄，辛苦一辈子，正该享受享受。另外，如果搁在人民公社时期，他也绝不会死得这么早。因为各村都有敬老院，绝不会把一个五保老人拒之门外。大队小队的干部也不会撒手不管不问，更不会让一个五保老人死得这么惨!

　　二十五、全民学雷锋

　　现在人们提起毛泽东时代学雷锋活动，不少年轻人都以为那是作秀。其实当年学雷锋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全民都在认真学，全民都在争着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真心实意的。

　　先说两件小事，以佐证当年学雷锋活动的普及和深入。

　　第一件发生在俺的邻居杨家。

　　杨家的男当家在徐州铁路上做饭，也就是现在的单位食堂大师傅。他有两个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大的7岁，小的只有5岁。我们村后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小山，翻过中间山梁就是公社机关驻地。津浦铁路从公社机关驻地西侧通过。杨家的女当家在生产队干活，孩子交给奶奶看着。男当家的每周五下午回来，周一早晨再坐火车赶回去。他的两个孩子小时候很顽皮，每到周五就知道爸爸要回来了，而且还会带来很多好吃的，所以吃过早饭就朝火车站跑。孩子奶奶怕他们跑丢了，就一直跟在后面追。可是，奶奶是小脚，根本追不上。等追到火车站，两个孩子早已爬上火车去徐州找爸爸了。他们是小孩，坐火车不要票。再加上每天都是乘坐这班车，时间一长，列车长、乘务员都和两个孩子混熟了。他们也知道孩子的爸爸就在徐州铁路工作，都乐意把他们带过去，等下午再跟爸爸回来。他们哥儿俩上午坐车去徐州，下午坐车回家来，来来回回三年多，从没出现一丁点差错。那时候，任何人都敢把孩子交给不熟悉的列车员或解放军战士，只要告诉他们在那个车站有人接就行。今天这个社会环境，谁敢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随便交给陌生人?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们村通往小学的路上。

　　小学坐落在大队部驻地北边，距我们自然村大约二里路。我们大队一共五个自然村，除一年级之外，其他年级的孩子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们在家吃过早饭或午饭，便结伴三三两两地去学校读书。那一天吃过早饭，村东头刘奶奶收拾一下准备看望女儿。她女儿婆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只要去就必须从学校门前经过。刘奶奶有一手做酱菜的好手艺，她晒的豆瓣酱远近闻名。女儿最喜欢吃她晒的豆瓣酱，这天去女儿家，她特地用瓷坛子装了满满一坛。才刚走出庄，就碰见一群去学校上学的二三年级小学生。他们一见刘奶奶拎着瓷坛子，看样子怪吃力，都跑过来要帮忙。刘奶奶怕他们碰坏了，连连摆手拒绝。谁知其中有两个孩子眼捷手快，早把坛子抢到了手。他们俩人手中正好有一根棍子，他们把棍子穿在瓷坛绳子上，一人一头抬着走。他们两个很高兴，因为学雷锋的机会被他们抢到了，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他们一边唱着，一边蹦蹦跳跳朝前跑，不多一会就来到两村中间的大石桥。大石桥上面铺着青石板，桥面有十几米长。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只顾高兴，瓷坛子晃来晃去就像打秋千似的。谁知他们肩上的棍子太细，一下闪断了。瓷坛子突然落在石板上，砰地一声裂成了几瓣，一坛子豆瓣酱全洒在了地上。两个孩子吓坏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其中一个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刘奶奶怕吓着孩子，尽管心疼，还是连连说没事没事。两个孩子仍然不敢动，既不敢去学校，也不敢回家。刘奶奶没法，只好先去学校向老师解释清楚，然后再回家向两个孩子的家长说明白。听说学校为此专门开展讨论：学雷锋要不要注意方法和效果。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要求同学们千万不能好心办坏事。这次大讨论让学生们大受教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先说这两件小事，就是想说明那个时候全民都在学雷锋，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没有谁去强迫，也没有谁去号召。那时候，老人倒地有人敢扶，碰见病人有人敢管，遇到坏事有人敢问，与今天的唯恐避之不及实在是天壤之别。

　　下面再来说说我曾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197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人跑到卫生室，说是村子北头路边躺着一个孩子，可能病了，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听后赶紧带着药箱朝村子北头跑。跑到跟前一看，这个孩子大约七八岁的样子，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正在发烧。他的上身穿着半截袖的褂子，下身是一个短裤，屁股底下全是带着酸腐臭味的大便，臭烘烘的引来苍蝇横飞。我初步判断，这个孩子极有可能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患的是急性肠胃炎。我对围观的人说，在这里不行，需要赶紧送卫生室去。孩子躺的地方正好临近生产队菜园，看园的董老三一听，二话没说，把孩子抱在怀里就朝卫生室方向跑。我那个时候才干赤脚医生不足二年，经验不多。但因为我们村是国家卫生部树立的卫生点，公社卫生院常年派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住在我们大队，帮我们开展农村环境卫生和防疫工作。这位医生有多年临床经验，他诊断后，同意我的判断，当即按照急性肠胃炎进行治疗。我把他抱到医务室的简易病床上，先给他挂水。大约下午5时左右，两瓶水挂完了，孩子的烧也退了，而且人也清醒过来。我问他家是哪个大队的，孩子看着我半天不说话。弄了半天我才发现，孩子原来是哑巴。晚饭时分，卫生室东隔壁的钟老五家，听说有个外地孩子生病住在卫生室，赶紧烧了一碗红糖面水，还卧了两个荷包蛋送过来。那时候，农村人治疗拉肚子多用土办法，就是烧面水加红糖然后再卧荷包蛋，一般不让拉肚子的病人吃油腻食物。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就陪着孩子睡在医务室。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大队副主任家。副主任董相仁分管文教卫生，学校医院都归他管。听了我的汇报，他说他马上就给公社打电话，让公社广播站赶紧广播一下，看看这个哑巴孩子是那个大队的，弄清了赶快给送过去。董主任办事效率很高，中午十二点，公社广播站就把我们收留哑巴孩子的事广播了出来。这一天，我们一直在医务室等待着，可直到晚上8点多也没有任何消息。小哑巴的腹泻已经止住，我让他住在医院里。医务室的另一个赤脚医生是位女同志，吃饭时干脆就把他带回家，吃饱饭再带回来。

　　听说我们医务室收留了一个小哑巴，结果来了很多好奇的人。知识青年小李见状忙说，她的一个同学懂哑语，把他请过来，就能弄清哑巴孩子的住址了。我一听很高兴，便请她帮忙。小李二话没说，推着自行车就去请她同学。她的同学也是知识青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这个大队距离我们大队十多里地，小李走后一个多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才和她同学一起赶回来。原来，她这个同学有个姐姐是徐州聋哑学校的老师，姐姐平时言传身教，所以他也学会不少哑语。可是，小李的这个同学来到后跟哑巴孩子比划了半天，硬是打听不出来他是哪个大队的。小李同学说，这个小哑巴没学过哑语，没办法沟通。这时我们才知道，哑语也不是生来就会的。

　　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了两天，一直没人前来认领孩子，大家都很着急。董主任说，会不会是其他公社的?我一听有道理，连忙说这需要跟其他公社联系一下。团支部书记小张(小张出嫁后，团支部书记才换成的杨德军)说，这事她来办。当天上午，小张去公社写了介绍信，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周围公社联系求援。她跑了一整天，直到晚上8点才回来。她说，她一共去了四个公社，四个公社的领导都答应立即开大喇叭广播。可是，又是一连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信息。哑巴孩子到底是哪里跑来的呢?

　　还是董主任经验丰富。他说，从孩子穿戴看，他不会是外地的。既然周围公社没有消息，会不会是徐州郊区来的呢?我一听，对呀，徐州郊区还有好几个公社呢!郊区距离我们公社最近的是奎山公社，其他三个郊区公社都在城区另一侧，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跨城跑这么远，小哑巴极有可能就住在奎山公社。

　　具体事情还是团支部书记小张跑的。她再次到公社写了介绍信，然后去郊区奎山公社联系。奎山公社驻地距我们村大约三十华里，小张办完事下午三点才赶回来。

　　事情真让董主任猜对了，哑巴孩子正是奎山公社三官庙村的。奎山公社的大喇叭一广播，孩子父母就听到了。此时，孩子已经失踪了7天，他们正急得要死要活的，到处奔波寻找。但他们始终以为孩子跑城里去了，所以一直在城里忙活。他们做梦都没有料到孩子会跑得那么远，而且会跑到遥远的乡下来。据孩子父母介绍，小哑巴跑出前跟弟弟争东西，被爸爸用鞋底打了几下屁股，结果就跑了。可能是又渴又饿吃下什么不洁食物，才病倒在我们村头的。

　　孩子父母万分感激，他们连连说，要不是这么多好心人，孩子恐怕早就没命了。除了感谢我们医务室的几个人，孩子父母还带着小哑巴分别跑到医务室东邻的钟老五家，跑到董主任家，跑到团支部书记小张家，跑到知识青年小李家，跑到看园的董老三家，向他们表示感谢。

　　事情过去了很久，小哑巴的父母还又一次专程来我们大队，向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表达谢意。

　　我一直在想，还是那个年代好，有那么多的热心人。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人都有一份爱心，人人都乐意帮助别人。那个年代，我们从没听说那个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敢扶，突然发病的倒在地上没人敢管。南京那个讹人徐老太，恐怕只有特色年代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