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续

　　二十六、两战徐洪河

　　1970年冬季，17岁的我第一次参加扒河(农田水利工程)，从那以后，我先后参与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下十次。那时候扒河全靠两个肩膀，200多斤的大筐一抬一冬天，一直干到1976年春季才结束抬大筐的历史。此后虽然还参加了几次，但已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作为其他身份参战的。前后参与的十多次水利工程，最难忘的是两期徐洪河大会战。

　　开挖徐洪河，是国家“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江苏境内的一部分，首期工程是1976年冬季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刚逝世不久，所以这期工程带着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数十万民工从徐州所属各县浩浩荡荡开到泗洪，开展为期两个多月的大会战。在通往泗洪的公路上，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车上绑着红旗，车身贴着大红标语，写着“继承毛主席遗志开展南水北调工程”、“化悲痛为力量大战徐洪河”等文字。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朝工地运送物资和民工的交通工具也大相径庭。条件好的用四轮或50拖拉机，条件差的用手扶，也有用马车、平板车运送的。我们大队是徐州市机械局下设的知青点，机械局领导非常热心，派来五辆大客车，把200多民工送到工地。又派来3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各种物资也一次性运到泗洪县的金镇肖庄。肖庄是我们大队民工营的驻扎点，距离施工现场大约500米。整个水利工地绵延数十公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处都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开挖徐洪河，实现南水北调”的巨幅标语。

　　那时候水利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地区和县统称指挥部，公社称工程团，大队称工程营，生产队则称工程连。红旗上一律落款写上某某工程团某某工程营某某工程连等。我这次也去了泗洪，但不是以民工身份参加。因为这次外出离家远，200多名民工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以公社统一布置，要求每个大队必须去一名赤脚医生。我们大队医务室只有两人，另一位还是个妇女，所以只好让我跟队。另外，公社还要求每大队要有一人负责政工宣传，大队考虑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去工地，可以宣传医疗一肩挑，能省掉一个人。

　　我之所以说两期徐洪河工程令我难以忘怀，是因为首期工程让我有两件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期工程则让我伤透了心。先说说首期工程的两个意外收获。

　　第一个收获，我在徐洪河工地认识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八十年代后期担任中国青年报报社副社长的樊永生，另一个则是后来享誉全国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

　　我们到达工地后，地县两级指挥部开会，要求负责政工的必须定时向指挥部汇报各种施工信息，每个星期至少还要向地县两级指挥部主办的《工地战报》撰写一篇稿件。也许是碰巧了，刚到工地的第一个星期，地县指挥部的《工地战报》就采用了我好几篇稿件，还刊载了我写的两首诗歌。就因为这两首诗歌，让我结识了樊永生。那天我刚进地区指挥部大门，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突然迎面走过来问：“你就是王继庭吗?”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叫樊永生，是地区团委筹建组的。这次来徐洪河工地，主要负责报道宣传。他说看了我的诗歌，写的还不错，就想跟我结识一下。我诚惶诚恐，一时不知说啥好。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会写诗，只是瞎写划而已。后来得知，他也很喜欢写诗，我认识他时，他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作品。自从跟他熟悉后，回到徐州我还经常去地委大院找他，每次都留我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聊，谈得很开心。我们主要谈写作，他还多次帮我修改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地区团委筹建组的，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妻兄担任《农民日报》副总编，通过他才知道樊永生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的副社长。我妻兄听说我和樊永生有交情，当即与他电话联系。没想到樊永生出差了，我们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再也没有见到他。

　　结识的另一个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她是樊永生介绍我们认识的。王安忆从上海下放皖北，后来到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这次到徐洪河工地，是随团慰问演出的。那时的王安忆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在文学界也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樊永生介绍她时，悄悄告诉我：王安忆是茹志娟的女儿。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名人之女。因为茹志鹃是全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我很早就读过的。王安忆回上海后，通过作品走向全国，名气比她母亲大多了。过去人家介绍王安忆，都说她是茹志鹃的女儿。现在人们介绍茹志鹃，恐怕都要说她是王安忆母亲的。后来我曾和王安忆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深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徐州日报社工作，有一次王安忆从北京回上海路过徐州，顺便下车看望自己的第二故乡。她应邀到徐州日报社做客，报社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中我说起当年徐洪河的见面，她想了半天没有印象，我也就没有再继续攀谈。后来我的一篇作品在上海获奖，颁奖大会上再次见到了她。鉴于上次经历，我没有主动套近乎，只象征性地跟她握了一下手。

　　首期徐洪河的第二个收获是发表了很多作品。两个多月里，我先后在地县两级《工地战报》上发表新诗30多首，其中有好几首就是经樊永生修改后发表的。另外还有三首新诗发表在《新华日报》钟山文学副刊上。这是我首次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很是兴奋了一回。

　　首期徐洪河会战，让我回味的东西很多。说实话，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干劲和热情非常高，那是让人终生难忘的。200多民工在徐洪河工地苦战70多天，直到大年二十八才回家。原定工期45天，最后竟拖延了将近1个月。工期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挖到4米深处遇到流沙。只要是扒过河的人都知道，水利施工最头疼的就是流沙。头天晚上刚疏浚好引水沟，第二天早晨就被流沙溢满，前功尽弃。流沙还容易引起塌方，不仅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还容易出现事故。遇到流沙以后，各施工单位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我们大队从后方运来600多根洋槐棒，像楔木桩一样，把洋槐棒砸进河道两侧，以固定河坡，防止塌方。

　　由于流沙的出现，工期大大延长。我们大队工程营原计划40天完成任务，结果干了72天。最早带工的大队副书记当年已经50岁，在工地硬是累出一场大病，最后只好中途换人接替。团支部书记杨德军是施工营副营长，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最要命的是，由于工期延长，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此前所有物资都是一次性运送到工地的，现在蔬菜、米面即将用完，工程才进展一半。各施工单位都派人回家求援，要求加派民工，增加物资。我们大队米面还有一些，主要是副食品已用完，只剩下几百斤大白菜。扒河是很重的体力活，伙食太差不行。我曾陪着带工的副书记先后两次去泗洪县城采购，但是，又与这个很小的地方聚集数十万民工，又因为需求量太大，猪肉根本买不上。我们从县城买只回两口袋咸菜，对付了三顿早饭。其余几顿午饭和晚饭，都是煮大白菜。好在这种苦日子只有不到三天，后方就紧急把猪肉和大米白面送了过来。

　　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后方给予前方很大的支援。公社剧团和放映队多次来工地演出，各级领导也带着礼品到工地慰问。尽管工地因出现流沙而推迟工期，但大家的干劲很大，热情也很高。临近年关的时候，几乎所有施工单位都把民工分成三班，一天二十四小时，歇人不歇机(用手扶拖拉机头改制的爬坡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施工间隙过长给流沙带来蔓延机会，还可提高功效。各施工单位还召开诸葛亮会，研究讨论加快进度和对付流沙的办法。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各施工单位都动员全部力量投入一线，团营的主要干部都赶到工地与民工一起干。本来我是不参加施工的，最后也上了工地，光加夜班就去了五个晚上。

　　这次徐洪河大战历时两个多月，徐州地区出动民工数十万。当时徐州地区共有八县、200多公社、4000多个大队，每大队平均出动150名民工，民工总数至少在60万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十万民工聚集在几十公里长的河道两侧数百个村庄里，两个多月里竟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刑事案件。只听说发生过盗窃案，逮住好几个小偷，但都是外地流窜作案，不是民工所为。更让现在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十万男青年在这里两个多月，竟没有发生一起强奸案或流氓骚扰案件。我觉得这主要与当时的军事化管理和教育有很大关系，各级施工单位都对民工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跟部队一样，反复教育民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民工与地方老百姓搞好关系，哪个单位出问题，由哪个单位的领导承担责任。各公社还要求民工营配备政工人员，除搞好宣传外，主要就是开展民工的思想教育。记得一次放电影，因为争位置两个施工营的民工发生争执，但争斗很快被制止。第二天，施工营主要负责人通过广播大喇叭做检讨，检讨录音在工地连续播放好几天，此后再没出现类似事件。

　　当然，工地上也不是风平浪静一点事没有。施工过程中因界墙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还是时有所见。但只要被上级领导发现，都会及时加以解决，以免矛盾扩大。其实，地县两级指挥部一开始就明文规定不允许单位之间留有界墙。但牵扯单位利益，界墙纠纷仍然或多或少的存在。我们公社就因界墙出现一次大事故。其中有两个大队之间历史上有矛盾，施工时互不相让，之间出现了界墙。团部领导曾出面协调，两个大队也都同意拆除，但还没等到拆就出事了。那天吃过午饭，两个民工靠在界墙向阳的一面休息。由于太阳光照射，原先冰冻的界墙开始融化，2米多高的界墙突然倒了下来，把两个人压在下面。大家干着急没办法，只好用钢丝绳捆住界墙顶端，然后开动爬坡机拉拽。没想到钢丝绳没栓牢，等到拉起1米多高时，钢丝绳突然滑脱，又重重倒下去。这一下比第一次更加致命，因为第一次是徐徐倒下的，这一次却是突然倒下来，其重量和压力可想而知。结果把界墙清理完后，其中一个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次事故发生后，各级施工单位亡羊补牢开展教育，此后再没出现过界墙纠纷。

　　当然，没有发生强奸流氓案件，并不等于没有任何男女私情事。水利工程结束后，有不少民工从驻地附近讨了老婆带回来。泗洪地区比我们这里落后一些，那里的女孩子很乐意到徐州来。当然这属于正常恋爱，别人不能干涉，也是无可指责的。

　　第二期徐洪河工程是1990年冬季实施的，与首期工程相隔了十四年。二期工程在我们徐州境内，距离我们村只有几十里路。当时我在镇党委办公室工作，也被抽调去工地指挥部，负责政工宣传。时过境迁，这次施工与首期大不相同了。二期施工时，农村早已实行分田单干，仅民工的抽调组建就成了大难题。人民公社时期都由大队生产队负责组织，按劳力排，排到谁谁去，任何人也不能推辞。现在不行了，地都分到户，必须按分地数量摊派民工。有的家庭棒劳力很多，但因土地少，只出一个工就可以了。有的家庭老弱妇残，劳力不足，只好花钱雇工。当地雇不上，就到外地去雇。还有的家庭跑运输搞建筑或办个体企业，也采取雇工办法。当然也有自认为身份高的人，腰包有钱又不想出力，也都采取雇工办法找替身。由于人员组织难度大，开工前一个月就召开动员会，直到开工时仍有好几个村没把民工组织好。开工后，因人员成分复杂，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当地人和外地人掺在一堆，也很容易产生矛盾和激化矛盾，打架斗殴的事层出不穷。团指挥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治安保卫组，共12个人，派出所长亲自带队，还带来5个民警6个联防队员。我们指挥部一共40多人，为了解决矛盾，大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指挥部全体出动，就是为了制止打架斗殴等突发事件。有一次，某村民工之间打群架，我们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去制止，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楚，打斗双方都各持武器(铁锨铁镐等)，还有的用砖头石块攻击对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块石头正好落在我的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为这，我躺在床上休养了十几天，至今也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强奸案、调戏妇女等流氓行为更是多次发生，其中一起轮奸案，四五个民工被抓。还有一个施工营干部白天不去工地，在家里与女房东通奸，结果被女房东丈夫抓住了，险些弄出人命来。

　　首期徐洪河工程，我们全公社有6000多民工住在几百里外的工地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派，更没成立什么治安保卫组织。我有时想，如果把那次远征放在今天，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来。现在群体事件那么多，老百姓的心都散了，真要出现群殴或打斗事件，场面失控，可是很难收场的啊!

　　二十七、工程员老梁

　　老梁的资格很老，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他就是我们公社的水利工程员，负责全公社20多个大队、180多个生产队的水利施工。人民公社时期，每年都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有时在本地，有时还要出远门去外地施工。因为毛主席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每年一到冬季，全国各地农村都把主要精力和人力投放在水利工程上。正因为如此，水利工程员这个工作才显得特别重要，其责任也显得非常重大。每年冬季即将到来之际，是水利工程员最紧张、最忙碌的阶段。施工前，他要提前做好施工方案的制订、工程规划的布局、工程工期的预测以及开支预算等。工程开始后要监督和掌握施工进度、竣工验收。工程结束后还要搞工程决算。老梁的业务能力很强，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领导对他也很信任。我认识老梁是从首期徐洪河工程开始的。那时候，他每天都要扛着标杆和镜子(一种测量工具)，在工地上来回“打点”。所谓“打点”就是用镜子测量高度，看看河道还需要再挖多深，堤坦堰坝的高度是否到位等等。竣工验收时也要“打点”，测量一下是否达标。他从工地经过时，很多人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梁，来，给俺打打“点”。大家“老梁老梁”的喊，我也从此记住了这个叫老梁的人。

　　首期徐洪河工程结束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负责全公社的会计辅导和统计。党委办公室与水利办公室门连门，我和老梁每天都能碰面。那时候，干群关系十分融洽，吃饭时书记主任跟大伙坐在一块，聚在防空洞上面的水泥台上，一边吃一边说笑，亲热的就像一家人。我到公社时还很年轻，只有20多岁，年近50的老梁理所当然地在我面前以长辈自居。他很热心，记性特好，算盘也打得非常熟练，而且能左右开弓。两个算盘放在一起，两只手一起动作，噼里啪啦，最后结果如果一致，就省得再复核了。我打算盘就是那时跟他学的，也能左右开弓。他在机关呆的时间长，阅历丰富，我们一起闲谈时，他总像长辈一般开导我：年轻人千万不要火气太盛，更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随便议论，也不要随意表态，等等。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觉得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好，所以也很感激。我一直在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人家毕竟一片好心嘛!

　　人民公社时期，水利部门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部门。因为各级政府每年都有水利工程。我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我们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至少有十多起。其中包括国家级的治淮工程、大运河疏浚工程，省级的南水北调工程、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市县级的有微山湖大堤修复、伊庄水库疏浚等。除上级大型工程外，公社、村、队三级也有自己的水利工程。公社的工程主要围绕开挖灌溉蓄水的大沟、中沟以及小型水库，村队两级则集中在河道疏浚、小沟开挖以及农田水利配套，如毛沟、腰沟、丰产沟等。

　　我印象里，老梁一直都是个大忙人，每天忙忙碌碌的。但是，只要他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办公室马上就挤满了人。他喜欢下象棋，很多人到他的办公室来都是找他下棋或观棋。说实话，老梁的棋艺一般，但他喜欢下。人们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其实乡村根本没有那么多讲究。观棋的人不仅喜欢指指点点，有的甚至越俎代庖，伸手替下棋人挪动棋子。也许是老梁脾气好的缘故，观棋的人都故意偏向他的对手，替他的对手支招。围观的人唧唧咋咋的，再好的脑子和棋艺也抵挡不住，最后的结果总是他输掉。这时大家都会嘻嘻哈哈让老梁请客。老梁也不在意，马上让食堂大师傅炒个菜，他再拿出一瓶酒，邀大家喝几口，落个大家高兴。

　　老梁50出头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个普普通通的水利工程员。他带出来的徒弟有好几个在当地任职或提拔到其他公社当了领导，他还呆在老地方，做一个普通的水利员。对此我感到非常奇怪，论业务能力，论实践经验，论资格，论水平，他都早该提拔了，可一直没有提起来。我从内心里为他感到不平屈。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直到1988年的夏天这个谜底才彻底解开。

　　1983年我被徐州日报借调做编采工作，1988年因工作需要再次回到老地方。走的时候叫人民公社，回来时公社已经改成镇了。回镇机关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档案。此前，档案都是办公室按永久、长期、短期等分类整理保管，统一存放在档案室里。1988年春天，上级指示所有档案一律整理后送交县档案局存放。怎么整理呢，就是将永久性的档案，包括人事、工资、职务、奖惩等原始材料，凡用圆珠笔、铅笔书写的，一律用碳素墨水笔重新誊抄一遍，并附在原件前面重新装订起来，然后报送县档案局。这项工作很复杂，也很费时，我们六七个人干了将近两个月才全部搞完。也就是这次档案整理，我才弄明白老梁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的原因。

　　在人事档案里，我看到一份有关老梁的材料，其中包括两份检讨书、一份处分决定、一份上级批复。材料很多也很杂，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全部抄下来，我干脆将这些材料综合归纳，按照自己的理解复原整个事情经过吧!

　　1953年秋季，老梁刚好20岁出头。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老梁”，而是名符其实的“小梁”。因为他解放前跟爷爷上过私塾，又会打算盘，就被县里组织的统购统销工作队抽调去了。工作队的驻地距离我们这里七八十里，小梁那时没结婚，平时不回家就住在单位。单位还有一位抽调上来名叫小燕(化名)的女孩，当年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人可能长得很受看，也很活泼。她和小梁相处长了，双方感到很能说得来，所以就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显得很亲密。当时小梁在家已经说了媳妇，本村的，但还没有结婚，也没定亲。不知怎么回事，小梁和小燕经常在一起的事传到家乡，他那个还没有定亲的媳妇突然找到工作队，大吵大闹，说是小燕破坏了她的婚姻。单位立即找小梁和小燕，要他们如实交代。他们两个都承认很喜欢对方，但只是在一起说说话，拉过一次手，其他并没干什么。领导很生气，你拉人家手干什么?赶紧写份检讨，让组织审查。小梁和小燕很听话，如实写了检讨，小梁还就整个事情经过写了一份详尽的材料。小梁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媳妇不依不饶，非要组织给个处理决定，并要求小梁跟她回家，不回家她就坐在单位不走。单位没办法，只好做出让小梁回家的处理意见。上级很快就给出批复：同意处理意见。最要命的是批复后面还加上了一句话：该同志作风不检点，不宜重用。

　　可能老梁自己并不知道，他的档案里至今还存放着他的检讨、单位处理意见和上级“不宜重用”的批复。就是这份档案，让老梁几十年窝在老地方，干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水利工程员。我为老梁感到委屈不平，觉得上级的批复有些太过分了。因为当年的小梁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们两个只是拉了一下手。拉下手不要紧，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去年(2013年)夏天，一位朋友带我认识了市里某局局长李某。这个李局长40多岁，年富力强。据说他的背后很有背景，可以预见，今后肯定还会继续飞黄腾达。李局长很会来事，喜欢说笑，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他那天执意不让我们走，非要一起吃个便饭不可。说是便饭，其实很丰盛。他带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二十岁出头。一开始他说是他妹妹，是某中学的教师。可是喝着喝着，他突然站起来，让这个“妹妹”给我们敬酒，还说这是“您弟妹”的酒，不喝不行。在我们苏北，“弟妹”是指兄弟媳妇的意思。他这样一说我感到很奇怪，刚才还说是他“妹妹”，怎么一会就变成他老婆了呢?再说，他们年龄相差20岁，怎么可能呢?朋友见我发愣，用脚在下面踢了我一下。我立即回过神来，接过“弟妹”的酒一饮而尽。喝酒回来的路上，朋友说，你这是少见多怪吧，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什么弟妹?他的情人!相好的!

　　事情过去也就完了，没想到两个月后我们又见了面。这次他还像上次那么热情，非留我们吃饭不行。他还说，现在就打电话让您“弟妹”过来陪酒。我以为就是上次那个，可是到酒桌上一看，换了，这个比上次那个还年轻，恐怕还没有20岁，听她自我介绍，还是在校大学生。年龄虽小，说话却很老练，一句一个“大哥”，然后把酒敬上来。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去年底的一天，我在某朋友儿子的结婚典礼上，又见到了这位李局长，没想到他身边的女孩又换了，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位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个李局长很色，他经常换女孩子，一年至少要换几个。李局长自己也把这个嗜好当成炫耀的资本。他曾多次公开说，玩几个女孩算啥，只要跟对了领导，政治上不出问题，这种屁事谁有工夫管?再说，女孩子都喜欢我，我又有啥办法?

　　说女孩子都喜欢他，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究竟图什么喜欢你?还不是看中了你手中的权力和腰包里的金钱。没有权力和金钱，女孩子理都不会理你!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好笑，老梁曾经因为拉了一下女孩手，结果被认定“作风不检点”，“不宜重用”地埋没了一辈子。现在倒好，玩女孩竟成了有权有势领导干部们的嗜好，而且大多数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且以此为荣。这种事过去比天大，不少干部因此被拿下。时代变了，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事了。现在的官员公开玩女人，公开养情人，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而且成了官场趋之若鹜的追求。官场上，权贵养情人包二奶已经不奇怪，没有情人二奶反而不正常了。

　　我再次为老梁感到委屈和不平!

　　二十八、陈光掌大印

　　“陈光”不是正式名字，是我们生产队社员陈洪生的外号。陈洪生小时生过秃疮，除了耳根附近还剩下不多几根头发外，整个脑瓜都秃光光的，所以大家都取笑喊他“陈光”。陈光的二弟也是秃子，人们给他取的外号叫“陈亮”。“陈光”、“陈亮”，顾名思义，就是“又光又亮”的意思。对待头上“少发无毛”之事，他们弟兄俩的态度完全不同。弟弟“陈亮”护得特别厉害，无论春夏秋冬，都把帽子严严实实盖在头皮上。他还最怕人家说他“秃”，更怕人家揭他的帽子取笑。有一回，缺心眼的二愣子杨大嘴跟他开玩笑，趁他不注意突然摘掉他的帽子，顺手扔进旁边的大塘。“陈亮”恼羞成怒，把杨大嘴按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此后好多年都不跟杨大嘴来往。“陈光”与弟弟“陈亮”大不一样，他对自己的秃脑瓜并不介意，谁喊都不急也不恼。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说：“太阳落山黑灯瞎火怎么办?”他不仅不生气，还故意意把帽子摘下来，把头伸到人家的眼皮底下：“你看，电灯泡不来了吗!亮不亮?”人家说：“亮，真亮!”，他就很得意、很满足的样子，摇头晃脑，好像秃脑瓜是他骄傲的本钱。

　　“陈光”的年龄比我父亲大两岁，比我大26岁。我记事的时候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父亲和他平辈，喜欢跟他开玩笑，一见面就故意取笑：“大白天还开着灯干啥?”他的反应也特别快，马上接过话头：“我怕你瞎个熊眼看不着路啊!”尽管我父亲喜欢跟他开玩笑，却绝对不允许我们“犯上作乱”。我六七岁的时候，曾跟在人家后面大声喊“陈光”，父亲知道后，用鞋底在我的屁股上打了好几下，从此再也不敢喊了。父亲说，他是你大爷，“陈光”能是你乱喊的吗?

　　“陈光”虽然秃，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到过朝鲜。他家里有一个白色的搪瓷茶缸，上面印着“最可爱的人”几个大红字，这几个字印证着他的光荣历史。其实，他自己曾明确告诉大家，自己一枪一弹都没有打，才刚过鸭绿江仗就打完了。也就是说，他才过朝鲜边境，朝鲜战争就结束了。若干年后我曾采访过他，他说他参军后一直在炊事班，除了烧水做饭，啥事都没干。也可能是他谦虚，但他确实说不出什么英雄事迹出来。但是，他是在部队入的党，表现肯定不会太差。后来复员回家，成了我们生产队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之一。正因为他的党员身份，使他成了队委会成员，还是生产队的“掌印”人。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感到奇怪，他既然是个秃子，怎么会当兵去朝鲜呢?这点连我也搞不明白，也许当年参军不像后来把关那么严格吧!反正“陈光”参加志愿军入朝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曾出台相关文件，他也曾因此按月领取了好多年的生活补贴。

　　说起“大印”，有年岁的人一定会记得六十年代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夺印》，后来还拍成了同名电影。这出戏反映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反映两个阶级阵营拼命争夺领导权的故事。其实，《夺印》里所说的“印”并不是真正的“印”，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古代官员赴任时都是携带大印的，大印就是身份证，丢了大印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夺印”，也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意思。

　　农村有没有“大印”呢?其实也是有的。所谓“大印”，其实就是“公章”。那时候农村一共分三级：公社、大队、小队(生产队)。公社、大队均有党政两个公章，即公社党委、社委两个章，大队党支部、队委两个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社、大队两级的社委会、队委会都统一改成了革委会。生产队虽然都有党小组，但党小组没有公章，只有生产队一个章。公社、大队一级的公章是圆的，生产队的公章则是椭圆形的。这些公章或“大印”一般都放在各级办公室抽屉里，由公社党委秘书、大队会计、生产队会计等人掌握。除了这些公章，生产队还有一个特制的木刻“大印”，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大印”。

　　这种木刻“大印”一般都是长方形的。长约40厘米，宽30厘米，上面刻有生产队名称或各种各样的图案，多为阳文(即文字为凸出来的那种)。“大印”的作用就是粮食入仓后加盖在粮食上面的，一般由政治上可靠、工作上认真的人来掌管。粮食收下来，需要晒干扬净，先送到公社粮管所交足公粮，然后再分配社员口粮，还要留足储备粮、机动粮和下年使用的种子粮。粮食入仓后，为防止潮湿发霉，要经常倒弄出来晒太阳出出风。每次出出进进之后，掌“大印”的人都要前来，把池子或折子里的粮食刮平，然后在上面分别盖上几颗“大印”。每次动粮食，掌印人都要携着大印过来，先查看粮食是否动过，经过他的认可后才能进出。进出后再重新加盖一回“大印”。掌印人没有什么特别报酬，因为需要经常开仓验粮，生产队一年补助掌印人300个工分，300个工分并不多，也就是象征性的。粮仓门锁共有两把，钥匙分别掌握在生产队长和保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想动粮食，生产队长、保管员、掌印人三人缺一不可。

　　掌印人一般由队委会指定，但“陈光”却是社员举手选出来的。社教运动开始那年，原来的掌印人突然病故，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掌印人。本来队委会指定谁干就可以了，结果一句玩笑话让“陈光”成了新的掌印人。我父亲那会还是生产队副队长，那天晚上开社员会，我父亲突然说，黑灯瞎火这会怎么开?“陈光”知道这是我父亲在取笑他，是冲他来的，立即站起来大声回应：不要紧，我来了。这一声喊把大家笑成一团。会场气氛如此热烈，队长也受到了感染。他说，咱们队需要一个新的掌印人，仓库没有灯，黑灯瞎火怎么办?“陈光”马上接着：不要紧，还有我呢!队长一听，那好，同意陈洪生掌大印的举手!刷，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起来了，全票通过。“陈光”掌“大印”就是这么来的。

　　“陈光”是党员，又是复员退伍军人，干事认真，由他掌“大印”大伙都信得过。但是，就是因为他太认真，结果把队长给得罪了。

　　那时候，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种类很多，如小麦、水稻、玉米、大豆、高粱等，有的生产队还有花生之类。粮食分储备粮、种子粮、机动粮。所谓“机动粮”，就是需要经常动的粮食，数量不多，最多也就是一两千斤。这些粮食一般用作招待之用。比如，农机站的机耕队下队耕地，公社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收种之前请木匠、铁匠修理农机具，兽医前来给耕牛骡马等大牲畜看病等，这都需要招待一下。所以生产队都会留出一部分机动粮。因为机动粮经常要动，都是单放着的，多年都不曾盖大印。其实，这也就是生产队的一个“小金库”，由队委会掌握。说是队委会掌握，其实就是队长说了算。队长让保管员拿来钥匙，就可以把机动粮弄出去了。“陈光”对此并不知情，第一次盖大印时，他坚持把机动粮也盖上。队长很不高兴：多年都不盖，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陈光”不同意：粮食是集体的，也是大家的，管理好是咱们的责任。他们俩说着说着都动了气，就有些言差语错，最后竟顶了牛。队长一生气：这大印不用你管了，你交上来吧。“陈光”眼一瞪：你说啥?我是社员举手选举的!不让我干也行，那得再开社员会，举手把我选下来。队长气得干瞪眼，但拿他也没办法。因为队长知道，机动粮本身就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捅到社员会上，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他忍气吞声，只好让“陈光”在机动粮上面盖了大印。后来公社领导听说了这件事，特地在会上提出表扬，并要求全公社各生产队都要在机动粮上盖大印，以免个别生产队长从中牟私利。

　　“陈光”掌“大印”的第三年，还因为他的认真负责破获了一起盗窃案。

　　那年秋季多雨，天气潮湿。天晴后，生产队决定把仓库里的粮食倒腾出来晾晒一下。“陈光”来到后，仓库们已经打开。本来可以朝外倒腾粮食的，“陈光”却坚持要仔细查看一下。这一查不要紧，还真让他查出问题来。他发现粮折子内侧有些凹陷，断定这粮食已被人动过。队长一听就火了：你什么意思?“陈光”说，我也没说是你动的，你急什么?说着他跳上粮折子囤，用脚一踩，结果粮折子里凹下一个大坑。人们大吃一惊，赶紧仔细查看，最后才发现粮食真的被动了。我们生产队的仓库是六十年代初期建的，墙基用石头垒了半米高，上面都是用粘泥垛起来的。窃贼从土墙外面挖出一个内高外低的斜洞，用尖利的竹管插进仓库内折子里，粮食也就顺着竹管流出来了。通过过磅，粮食少了大约五百斤。生产队的粮食被盗，这在当时属于大案。公社派公安员前来，结果案子很快就破了。公安员分析，窃贼能把洞直接挖到通往有粮食的折子里，说明窃贼对仓库内部构造和放粮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最好笑的是，窃贼偷盗粮食时是用口袋扛的，没想到有一只口袋破了，粮食顺着破洞漏了出来，一直漏到窃贼家门口。窃贼作案的那天早晨，邻居起来放鸡，发现一大群鸡在路上寻找粮食吃。当时邻居还感到很奇怪，这路上怎么会有粮食呢?公安员破案时，社员反映了这一情况，结果顺藤摸瓜，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这个窃贼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好吃懒做的社员，为这事被判了好几年徒刑。这个社员平时就爱偷鸡摸狗，群众口碑也不好，最终被判刑也是他罪有应得。

　　“陈光”的认真负责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表彰，那一年还被公社党委评为优秀党员。但“陈光”和队长的关系一直都不好，队长曾几次想换掉他，但怕社员群众不同意才隐忍下来。七十年代初期，原来的队长因故被公社停职，我父亲代理生产队长。“陈光”就一直跟着我父亲继续掌大印，直到八十年代分田单干时为止。原来的队长被免职后，一直认为是“陈光”在后面捣的鬼。可我觉得陈光不是那种人，他喜欢直来直往，有意见就当面提，不是那种背后下黑手的人。队长可能真的是冤枉他了。

　　“陈光”病逝于2010年冬季，终年83岁。他病逝时我恰巧不在家，没能前去帮助操办他的葬礼，心里一直感到非常遗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