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认真纠“左”，审慎批右1999年6月28日 今天讲第四个问题：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认真纠“左”，审慎批右。 上次讲到1957年底，下面接着讲。 1958年春，开了南宁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958年7月，可告一段落，没完成的事，在以后的整风中加以解决，7月以后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上来。接着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会上，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 几次会议的内容广泛，涉及方面很多。最近重新看，毛主席的讲话提纲中，除了批评反冒进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后来毛主席说：中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发展，辩证法大发展，我们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路线，不像苏联那样只是一条半腿走路。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反冒进到此为止。接着，就有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起草。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同时，下发了工作方法60条。 后来看，60条中绝大多数问题说得好，对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只有一条不好，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两本账，搞的结果，是层层加码，有计划变成了没计划，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一节，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钢铁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一是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人民公社化。全国大炼钢铁，几千人上山;几天内全国就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了。1958年本来是丰收年，结果有些粮食没收;前方吃了后方粮，敞开肚皮吃饭，到年底就出现粮食紧张的问题。总路线产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经济上急于求成，制度上急于过渡，“左”的毛病在全国泛滥起来。邓小平说，当时不仅是毛主席，中央内部，除陈云同志外，其他人都头脑发热。1958年10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高兴地说，原计划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的钢产量，现在2年可以完成，明年可达2000多万吨;粮食大丰收，今年达到7500亿斤，明年再翻一番，可达1亿5千万斤。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是他(毛泽东)。可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首先发现大跃进中问题的也是毛主席。先是在个别问题上，如不信“放卫星”，说，都是假的。北戴河会议后，找徐水县委书记听汇报，全县实行全面供给制，毛主席分析，比如两个家庭都有一个劳动力，但一家人口少，一家人口多，贡献一样，人口少的分得少，人口多的分得多，明显不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到了郑州会议后，毛主席系统、认真地批评“左”，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批评也越来越尖锐。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7月15日前，他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不少党内通信，批了一些重要文件，作出一些重要决定。 例如，一平二调三收税，五风，是剥夺农民，怎么能剥夺农民呢?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商品生产，不能违背价值规律;要划清集体与全民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经济内部也有个过渡问题，不能急，不能忙，必须到了那一步，要做好各种准备，将来，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要有很长的过程。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是基础。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生产队，搞得生产队没办法。毛主席还发现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的情况，发现工业劳动用人太多，农业劳动用人过少。 毛主席批发了张春桥的文章，提出要讨论。很快发现了问题。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法权(上下级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要破，但不能破按劳分配;迷信要破，但不能破科学;头脑要热也要冷;对于生产建设问题，要像打仗一样，战略上藐视，战术上要重视，重视每一次战役。 1959年4月，毛主席给全国的生产队写了一封信，把农业的几个指标降下来，实行调整。这封信被李井泉扣压了，没发到生产队。毛主席提出要降低钢铁指标，1958年1000多万吨，1959年 2000多万吨，武昌会议降到1800万吨，又降到1600万吨，上海会议降到1500万吨，还不放心，责成陈云研究1500万吨能不能实现。陈云调查后认为，1959年只能完成1300万吨钢的指标，这样，最后才确定下来。 可贵的是，庐山会议前一段，进一步纠“左”，涉及到整个经济工作要综合平衡，按陈云的意见办，过去是重轻农，改为农轻重。毛主席发现很多干部中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自己首先读，同大家一起读，又读、又批、又讲。说明毛主席对出现的问题是认真对待的，他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人对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讲话，作为专题，系统地研究。搞清楚，在我党历史上，毛主席发表了哪些意见，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只是提出了问题，还要更多地进行实践，毛主席怎样纠正自己的错误，怎样改正人家的错误。例如，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反冒进，但在1959年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周总理制定“二五”计划，给我们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啊!毛主席这样说，实际上是对他自己过分批评周总理的一个纠正。对于出现“马鞍形”的问题，对于其他几个问题，毛主席都讲自己错了。可见，毛主席不仅纠正别人的“左”，连他自己的“左”，发现了也纠正。他不是从几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没认识到时，可能犯错误，认识到了就纠正，不讲个人面子，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报告，倍加赞扬。以前批评周恩来，发现批错了就改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 不幸的是，1959年7月16日庐山会议，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风云突变，毛主席又转过来批右，究竟为什么?我搞不准确。 第二节，7月17日到8月16日，一直开会，开了一个月，到1959年8月16日通过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反党集团“的决议，毛主席讲了许多话，批发了许多东西，正式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也有。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请田波查一下。 八中全会决议的一段一开始讲：”我国现在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要在共产党内找他们的代表人物。“这与其他文件中讲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大体一致。后来没几天，毛主席8月 16日，他在《机关枪迫机炮的来历》中讲：”庐山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了，而是党内就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过去十年两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讲的显然太出格了。与党内传统说法离得太远。 当时毛主席修改定稿的决议中还讲，“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中央就有四个。他们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虽说没点名，但同当时被批的四位同志的实情相距太远了。 毛主席坚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这一点是好的。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还让他当政治局委员，撤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让他当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还让他当中央委员;撤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还保留中央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主席这样决定，让林彪上来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林彪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但对彭德怀大批特批，还批其他元帅，说朱德是老军阀。毛主席主张宽大处理，可经过林彪，处理更厉害。这些人就是犯严重错误，应重重处分，但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提意见，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知怎么搞成这个结局。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1959年7月，赫鲁晓夫为了跟美国、英国签订不扩散条约，表示对他们的忠诚，停止了对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技术合作，终止了协定。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在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我理解的这些，究竟对不对?意见信的本身，毛主席批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讲了几条。 我没去参加庐山会议，参加的人说，斗彭德怀就像斗地主一样，王震同志回来，几次谈起庐山会议，尽摇头，老叹气!说他自己只讲过过去对彭德怀一两件不同意见的事。 我在延安参加过一次斗柯庆施的会，那时他是统战部的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批判王明也批判他。不知是什么人在延安杨家岭礼堂的墙上刻了几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这就引起怀疑。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毛主席都去了，事前都作了布置，让柯部长上台坦白。柯庆施没准备，当然搞不清坦白什么。轰他，让他低头，让他认罪。以后王鹤寿、陈伯达有六七人在白区工作时跟他有过联系，说这么一段，那么一段，都是怀疑他有问题。捕风捉影。问题提得很尖锐。把他斗了一段以后，又让孟庆树交待王明是怎样被捕以后叛变的，她说，同志们，我都可以把心交给你们。会议只开了半天。后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里讲，说那次会再也开不下去了，再开下去就要炸了。那次会议的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批彭德怀比杨家岭的会时间长，杨家岭只开半天，这次开了一个多月。庐山开的这次会是空前的一次会，中央全会这样一种开法，实在不好，教训太严重了! 这次批判会，刘少奇和别人一样的批判。他比较冷静一点，跟胡乔木说，你是不是找毛主席把我的意见报告一下，会开到此为止，不往下传达。乔木当时是受牵连的人之一。他没把握，就去找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有这么个意见，彭真同志说，不要讲了。少奇同志的意见没能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文件全部发到各个省市，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后来统计，在这个浪潮中，党内党外挨了批判、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六百七十多万人。 从1959年初，我们国家进入到困难时期了。到了1959年秋天，庐山会议以后搞了半年，困难大大加重了。庐山会议以前已经有了不正常死亡情况，到了庐山会议，半年的时间，不正常死亡的人大大增加了。人们说饿死二千多万人，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因为这个数字把这几年里少出生的人都算在里头了。就是说，包括少出生的是二千多万人，真正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多少，很难统计，谁也没统计。 一九六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对我感情上的刺激很大，入党是为了救国救民!从来没想过入党以后，我们党执政了，当权了，会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李先念同志去信阳考察回来后讲，他去过的村子，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王录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很熟，也很深入实际。他去皖北作调查，把门帘一掀，看见一个死人，到另一家，门帘一掀又看到一个死人。他问，你们的人去世了，怎么不安葬呢?老百姓讲，安葬就要销户口，减少一个户口，就减少一个人的口粮。原来的口粮就不够，减少一人就更不够了。这些事情我想起来就想难过。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我们的错误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活着的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下一代的人以及下下一代的人都该吸取。 1960年上半年，信阳事件反映出来了，这个时候山东的共产风又出来了。庐山会议以前批判的那些东西，又起来了，批右啊!哪来右嘛!被毛主席发现了。 1960年夏天，开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除阿尔巴尼亚还替我们说几句话外，越南黎笋参加那个会也不吭声，其他的国家以赫鲁晓夫为首，都攻击我们。彭真参加了这个会议，小平讲，好在彭真是大个子，彭真同志顶住了，要我去，就被他们压垮了。所以这年的北戴河会议，主要研究怎么样对付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那年，炼钢指标本来完不成，为了对付赫鲁晓夫，大家说我们完不成也得努力，叫做炼“争气纲”。可是农业的问题引起了注意，春天以后发现问题，农村工作部开始作调查，在会上也作了汇报，首先是向周总理作汇报，周总理支持他们。农村的问题引起毛主席、中央的注意，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紧急通知，农村十二条，开始整社。这是在12月，等到1961春天，南方可以种菜了，困难开始缓解。 第三节，1960年底、1961年初，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了解农村的情况。邓小平、彭真同志认为农村有了12条就行了，不需要作新规定了。毛主席还说不行，农村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他亲自带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了广东、湖南、浙江调查，搞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然后小平同志主持搞了国营工业70条;接着搞商业、手工业、国防科学、文艺等一系列条例。毛主席说，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条例，具体工作路线。 庐山会议纠”左“，实际上还只到达基层干部，还没纠到群众这一层，1961年春，才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庐山会议以前各个省开紧急会议，都是给干部讲话。这个时候，各省也去调查，每个省委书记都要调查2个公社，亲自听群众的话。群众当时跟我们说的那些话，现在还没忘记，农民也会说，说大跃进的时候，连着几天苦战到东方红，每天干到东方太阳出来。这是挖苦，也是批评。那时候，农村各个地方，包括中央的政策，一会儿发放自留地，一会儿又收回自留地。农民说今天来个毛泽东，明天又来个毛泽西，搞不清楚哪个对哪个不对。听了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 从1961年春节以后一直到七千人大会，肯定这些条例。然后又有西楼会议，不仅部门有工作条例，而且综合机关也有工作条例。最后一个是五月上旬总理在财经小组会，关于全面调整经济工作的报告。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查，一直搞到1962年6月。西楼会议后由于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共同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工作1962年、1963年2年就恢复了，到了1964年就重新发展了，大庆油田成功了，两弹成功了。康世恩讲，从西楼会议以后，一直到文革以前，是我们经济工作最好时期。应该肯定少奇同志对我们的党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支持。 第四节，田家英在7千人大会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到农村作调查，从湖南韶山、湖北带回了新的情况，1967(yuong：应为1962)年7月，提出了新的意见，这是事先没想到的。这时，陈云同志在上海，他到小真公社亲自做了调查。田家英向陈云同志汇报，百分之六十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陈云同志同意他的意见。田家英回到北京跟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也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向其他的同志征求意见。小平、林彪同意，总理没表态，6个常委里有4个常委同意分田到户。那时的人民公社，办了才几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陈云、田家英亲自作调查，少奇同志在湖南在农村住了四十，几天，对农民的苦处、思想感情，感受最痛切。 7月上旬毛主席回来，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批评他不对，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陈云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没表态，后来在北戴河会议前，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作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邓子恢从安徽调查回来，在党校和其他单位作了几次报告，大讲庄稼三层楼：大田庄稼长得差;自留地比大田就好一点;包产到户的庄稼最好。他的包产到户是五统一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跟田家英的分田到户确实不一样。邓子恢也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邓子恢训了三个钟头，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想插话，都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让陈伯达起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定，去北戴河以前初稿出来了。 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毛主席给全体与会的人讲了阶级、形势、矛盾;在中心小组的会上，又连续插了六次话。大会讲话时没有提陈云;说田家英分田到户的意见是错误的，但田家英是向党中央、向我汇报，在组织上没错误。狠狠地批评了邓子恢，认为邓子恢，讲田间管理包产到户是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创造，实际上是主张单干，他这套话是骗人的。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6次插话，薄老在重大事件回忆和思考里有扼要的介绍，同志们可以自己看。8月6日的讲话在我编《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全文引用了。 下面是1962年8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有些已经表现在小组起草的文件上，有些问题还没有表现，还可以谈一谈。 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是叫作'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个时候，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为什么搞了这么久，还有阶级存在呀?民主人士中的极右派，他们历来是不主张有阶级存在的，认为资产阶级早已没有了，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天天要改造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因此，它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00多年就说有阶级无阶级，有阶级斗争无阶级斗争。其实，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它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它不讲，它总说没有阶级。比如孙中山，他就是不承认有阶级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这是个基本问题。 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恐怕也要讲一讲。国际形势，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恐怕需要有一个同志准备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会上，或者中央全会上，谈一下。无非是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工人，有农民，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它的知识分子。 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去年、今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看一看。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那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不少，是讲去年、今年这两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们谈了3年，进入4个年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实际没有认真实行。有些东西就没有下去，就在中间停了，有些东西是成为废品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得用的。总而言之，过去这三、四年(1959年以前不算，只算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以后到1962年的4个年头)，对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举了手赞成，实际上根本不做，或者做得很不好。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于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那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还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 再一个，就是阶层的问题。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么一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现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的消费太少了。现在这几年，减轻负担了，物价现在也调整了。 再有，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7000人的大会所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 再有，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会议提出的。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民主集中制，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 关于矛盾的问题，需要谈一谈。 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现在对敌人应该如何对待?看得不严重也不好;相反，看得大严重也不合事实。” 毛主席在核心小组的插话，我都没听，看薄老的书以后才知道。我对毛主席的话过去只留下“三个风”的印象，那时心情就怕庐山会议那场斗争又重新来到;就怕西楼会议的经济调整被重提阶级斗争冲掉，提心吊胆，留下的印象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全引如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公报的这一段和庐山会议的那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段是毛主席改的，实践证明是错的;这段也是毛主席定稿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过去，我们很多人把1962年正确的思想和1959年庐山会议那种错误的斗争搅在一起没有分清，只担心调整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怎么样向全党全国进行传达。又发愁，又着急，没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区别正确和错误。 在公报的后面有个注释：“在这次会议和此前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刘少奇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关于会议精神传达问题，刘少奇建议，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毛泽东并指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仍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西楼会议还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少奇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表示同意，还说1959庐山会议那个时候不往下传达就好了。听到这些话以后，几个月以来提心吊胆、七上八下的心踏实了。 北戴河工作会议以后开八届十中全会，一直到9月26日，这个会议通过了六个文件：(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2)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3)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在这以前还通过了一个粮食购销兼顾城乡的文件。在巩固人民公社的决定中，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加了基层工作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自留地还留着，集市贸易还保留，比原来的人民公社的决定增加了一个饲料地。 下面分别说说对“三风”印象的校正。 一、8月6日讲话关于形势问题：“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一片黑暗，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毛主席修改定稿的公报中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将会要好一些。”同这些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二、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说，田家英和邓子恢一样主张单干，却是不准确的。 1962年6月7日，陶铸报送《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毛主席阅后批印会议文件，认为陶提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记录》有这样一段： “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快去干。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记录》中说的“集体劳动”的意思，同邓子恢主张的五统一前提下“日间管理”分给各户去干，加上“包产”，目的责任落实，不是一样吗?可惜的是邓子恢没有像陶铸那样写清楚自己的主张。 讨论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毛主席还有一段批语，说全国不是每个地方，总的来算可能有10万户在单干，从地区来讲有些不到10%，有的地方像安徽可能有百分之好几十，现在存在的单干，不要硬性地去纠正，全国合起来有10%的单干，对我们的大局没有影响，让它存在几十年也可以，也没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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