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有关对外关系的问题。 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讲起。我们上次讲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是一个好的会议，“莫斯科宣言”是一个好宣言，对苏联二十大有所照顾。经过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的团结巩固下来了，社会主义阵营稳住了阵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受到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的影响，但可以说没有垮掉，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从整个世界看，这种说法还是对的，还是站得住的。 问题是以后，1958年，赫鲁晓夫要到中国来搞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坚决的抵制。 这时，我们在金门打炮，赫鲁晓夫担心由此引起战争。离开中国到了海参崴，他不点名地讲，不能当好斗的公鸡，不能以武力测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毛主席说，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印度是中国的朋友。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实际上偏袒尼赫鲁。 1959年夏，赫鲁晓夫到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来瞎吹戴维营精神。会谈中，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在台湾问题上劝中国放弃武力，助中国作出承诺。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单方面地停止了原子能协定，不再提供我们有关原子能的技术。 1959年11月12B，毛主席在党内批评了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一方面赫鲁晓夫对付我们;另一方面，美国制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毛主席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党实行突然袭击，彭真同志回来后，中央写信回击。他们马上撕毁合同，破坏协定，停止供应一切该供应的东西，闹的很紧张。一些党，像越南这些国家的党非常担心社会主义阵营会破裂，中苏两党关系搞不好对他们也不利，在中苏之间劝和。 1960年12月，举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两方面都采取了边缘政策，我们下决心顶住苏共强大压力准备破裂，他们也摆出吓人的姿态准备破裂，但最后双方都让步了，维持了团结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主席和胡志明有一段谈话很值得看看。 毛主席讲，“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1961年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的指挥棒，组织世界范围内58个党，在他们的代表会上，在党刊上公开批判中国党。我们在1962-1963年先后写了8篇文章回击他们，其中有四篇是专指法国党、意大利党、印度人民党、美国党，各一篇。没有指名批判赫鲁晓夫，没有指名批判苏联共产党。8篇文章里，最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这两篇是陈伯达起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写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长，凡是经毛主席改过的地方，明显的不一样。这8篇文章合编了一本书。 1962年，中国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胡乔木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哲学》，文章写得好，仗也打得好，我们已经打到麦克马洪城以南了，不但送回了全部被俘官兵，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而且从我们占领的自己领土上退回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从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苏论战，我们发表一封公开信，写了九篇文章。总的题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内容包括：世界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本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战争与和平，“三和两全”，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修改《九评》一文时，加了下面这段很重要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1963年9月，毛主席讲世界上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也是1963年，英、美、苏在苏联签订《禁止原子能扩散的条约》，把中国、法国都甩在一边，法国对此不高兴。 1964年，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和法国有共同点，都反对大国欺负我们小国，反对社会主义大国欺负社会主义的小国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欺负资本主义的小国法国。 1964年，美国把对越战争从南方引到北方，中国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1965年，我们去桂林“四清”时，看到陈毅一篇答记者的谈话，他讲，他们四面受敌，你们要来都来吧，我们这些人等打仗把头发都等白了。 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想了解一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的政策动向，有没有可能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国防部长在宴会上对贺龙讲，他们已经搞掉赫鲁晓夫，你们该搞掉毛泽东了。贺龙报告周总理，周总理立刻在宴会上提出抗议。毛主席后来讲，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后，苏联在我们的边界陈兵百万。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对外多次讲，不管他有多少兵来对付中国，我们的政策就是防御，他要打进来，北京让给他，上海让给他，东北让给他，他胜利之时也就是他失败之日，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采取战略防御的政策。 美国打越南南方的时候，我们只是武器的供应，美国从南方打到北方，我们直接支援，军队直接进去，河内这些地方的防空部队都是我们的，与其在国内打，不如把仗打到国外去。从1964、1965年坚持到1975年，10年时间援越抗美。 例举10年的上述大事，可以看清我们有同美帝的斗争，有同苏修的斗争，有同尼赫鲁的斗争，有同中间地带的来往，争取中间力量，全力支持第三世界。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武器援助都是无偿的，经济援助是很合理的价格。事实上，我们这十年，处在帝国主义制度包围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相互斗争的时代，是处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新老殖民主义的时代。 从过去党内文件、各种活动中可以看到，十年中，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苏联是什么样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从巩固到瓦解，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中苏两党的关系从团结走到分裂。我们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作斗争，究竟哪些作对了，哪些做的不对，需要根据历史，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我们说过的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十年论战》两本书请大家认真看。 附录一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同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谈话时，把他对美国杜勒斯在1958、1959年三次讲话的批注，印发大家：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话之后指出：“杜斯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959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没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主席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顶上五年到十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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