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2000年3月30日 半年多以来，脑子里一直在考虑，怎样讲“文化大革命”这一段。首先想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样来的?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历史的发展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反复看材料，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与程中原、陈东林、夏杏珍同志搞了两个大事记，一个是从1958年到1962年5月;第二个是从1962年5月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前。从中可以看出，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从最近我和大家搞的材料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党中央、毛泽东是在犯错误又改正错误，而且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也在不止一次地改正错误。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处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 从南宁会议开始，一直到1962年5月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了，但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相适应的方面，也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这期间，确实想解决不相适应的部分。经过调整，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这个期间，经过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反复。这些，过去已经讲了一些事实。总路线的制订、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的制订。具体工作路线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一部分是综合部门的。这些具体工作的条例，以及综合的工作条例。都是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经过1958、1959、1960、1961年和1962年的半年，几乎用了4年半的时间，到1962年5月，应该说，需要制订的工作路线都已经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基本完成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1962年5月底以后，经调整后确立的生产关系一直坚持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如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生产关系是稳定的，没有发生变化。这中间，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错误，后来调整、改正;又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问题更加严重了，到1960年再一次重新调整。 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 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人发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领域，同当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就转过来处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国外的问题这里先不去说。 国内是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与此同时，毛泽东陆续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思想文化方面，不断地提出批评，提出任务。 在我们搞的第二个大事记(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中，列举了一些事情，在这里提一下。这些事情过去都经历过，但在脑子里未形成系统。 这些事主要是： 1、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发现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当时认为“就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写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字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就在会议上念了这张字条，并且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2、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并且说，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3、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举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开展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 4、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要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毛泽东提出戏剧要改革。 5、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 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6、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表第一个对文艺界的批示，讲了重要的话。他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在理论上、原则上提出，艺术部门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能够为新建立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改革。 7、1963年11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一个学术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21处重要的修改。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这时明确提出任务了。 8、1964年1月，毛泽东在统战部检查总结上批示：如果不能提高警惕，提高人民觉悟，社教运动不深不透，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而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统战部提出了警告。 9、1964年春节期间(2月29日)，毛泽东同在北京的外国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三个部。批评中联部搞“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义。 在我的印象中，在此之前，讲到国内问题时，都是讲右倾机会主义。在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向都是讲，对外要反修，对内要防修。这次对三个部的谈话，是第一次讲国内也有人搞修正主义。当时感觉很突然。中国过去讲是防修的问题，现在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了，要反修了。 最近看了一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有这么几句话。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右倾机会主义换成修正主义，我当时听了，但未留下印象。最近看录音整理稿，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几句话。 把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大家可以讨论，一个意思是，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在性质上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从国际上反修和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出发，将其一致起来。 总而言之，除了八届十中全会换个名字的说法以外，1964年春节讲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 10、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1、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杨献珍。毛泽东指出，“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后来也写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 12、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3、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 那时，孟超编了《李慧娘》，在北京演出后、得到了康生的高度称赞。江青提出要批判，一段时间里面，弄得康生很被动，说以后再也不看戏了，再也不与戏剧界的人来往了。 14、1964年7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电影艺术》第4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5、6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8月，中宣部提出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以后，作出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这两个电影作为修正主义的材料公开进行批判。 15、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信上指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6、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以上大都是批判的，第16件是件正面的事。 到1965年，就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了，这就接近“文化大革命”了。 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底，以至于到196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正式批评了一些部，批评了一些工作，向这些部提出了任务。在4年多中，我提到的16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的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 从1962年后可看出，毛泽东也讲过，他愈来愈多地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法，在工作上提出任务、提出批评，之所以到后来搞得越来越紧张，首先就要说到柯庆施。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要大写13年。后来，宣传部的几个人和代表柯庆施主张的张春桥，在北京开会进行讨论。林默涵这些同志讲，柯庆施提出的大写13年，有片面性。张春桥讲，大写13年有10大好处。 问题不仅是正面提出要大写13年，跟着而来的是否定30年代。在1964午时，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听周扬讲，13年和30年的争论，所谓30年就是30年代。柯庆施、张春桥提出写13年的同时，就是否定30年代的问题，抓住30年代周扬等领导白区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全面否定30年代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这就不仅是说周扬等人13年是错误的，而且说明周扬等在30年代是所谓“四条汉子”，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是正常地提出任务，而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则将问题的性质搞得越来越激化。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江青在支持大写13年的同时，(不知是与什么人商量了还是出于什么想法)看了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部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有意思的是，也在北京、上海看了各种戏剧后的印象是：整个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着。于是她就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 江青否定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对戏剧界也是全部否定，矛头是对着周扬的。这样一来，周扬不但在30年代受过鲁迅的批评，新中国建立后在所负责的文化工作，电影、戏剧也全是错误的，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 第三条，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据参加会议的刘志坚回忆，江青在“纪要”中提出：“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在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建议：“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江青很高兴地接受了，说“老夫子看得就是准。”这样一来，“黑线”被说成是从30年代到建国17年一脉相承。 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纪要最后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4月10日发出，成为发动“文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第四条，更重要的是，1965年关于“四清”文件“23条”修改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过批评，但是从来没有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刘少奇为内定的接班人的设想。1965年，在“23条”的起草、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1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谁来接班?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视为他的接班人了。一下一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变成了政治上谁接班的问题。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化了。刘少奇下来，从党内讲，一般情况下，不能说就是不正常的。搞得好，接着搞下去，搞得不好，换一下岗位嘛!搞得好，地位可以上升，搞得不好，地位要下降。在党内这也是正常的事。 可是，让林彪这个人当接班人(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材料，毛泽东与林彪的一致与分歧)，是不恰当的。说毛泽东不了解他，恐怕不好那样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彭德怀作为经验主义者，曾经支持过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林彪专门写赞成“短促突击”的文章，以至于到了共产国际，他还是坚持他的那个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发电报，说明攻打锦州的重要性，并与先攻打长春的得失作了比较。林彪坚持要先打长春，来往争论的电报70多份。毛泽东后来有诗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后来，林彪在罗荣桓的说服下，放弃了攻打长春的意见，致电中央军委“拟仍攻锦州”。毛泽东在这里提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劣迹”，应该说他对林彪的事是记得很清楚的。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调离国防部，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在这前后，林彪就特别地与众不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查和批评。唯独林彪不批评缺点，不批评错误，他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从此以后，“四个第一”来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来了，《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都来了。在中央常委中，林彪最突出地拥护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国内的形势也确实需要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则专门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相比之下，他比谁做得都突出。后来，他又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后来，是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宣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修改《五•一六通知》。这时，非常明显地确定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上来是不可避免了。当时，除了林彪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柯庆施提出大写13年，江青否定30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到这时，局势非常明朗了。毛泽东支持林彪整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到召开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会上，正式将“彭罗陆杨”作为反党集团打倒，这实际上是为林彪上台扫清了道路。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了：不仅是一般的思想领域内的斗争问题了，已经成为政治上、组织上谁上谁下的问题了。 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言论选编”，有些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一篇话，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注：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查了多份记录稿，1962年毛泽东没有讲过这段话，可能是他当时这样想了，但没有说出来。)毛泽东又说，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几部分，按毛泽东的分析，有这么四部分：一个部分，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但是不赞成搞社会主义的所谓老干部，即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第二部分，解放后进党的一批人，这些人并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掌了权，钻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第三，全国解放以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但是对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全部接收，这些人没有能够改造过来，其中有些人，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第四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后代里面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剥削阶级立场的人。这些人合起来，只占百分之几，顶多占5%：在中国7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3500万人，这是社会基础。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社会基础对我们的影响问题。 还有，就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说文化大革命，到处打，分两派。但是，“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蹋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还说到与卡博、巴卢库谈的相似的话：解放初“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时，彭真的北京市委改组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中宣部“打倒阎王”陆定一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事实了。毛泽东讲，经过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斗争，证明党权不在我们手中，宣传权也不在我们手里。这就不只是个别的人。实际上，在党内，在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门中，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毛泽东思想、中央的路线。同样的话，先前他也对胡志明讲了。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大体上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四清”不行，城市“五反”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行，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斗争都依靠现在各级领导，去搞“四清”。去搞文化斗争，去搞社会主义教育。依靠各级领导、依靠各级宣伟部门，证明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公开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毛泽东当时对党内的估计不合乎实际，对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估计也不合乎实际。因此，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不讲别的，认定林彪取代刘少奇，认定刘少奇是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1966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大讲“政变经”。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说，没有想到林彪这样来讲问题。与别人都不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都不一样啊!他为这件事情感到不安。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现在来看，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对，“文革”依靠的力量也不对，“文革”的方法也不对。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看这样的办法不行，那样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搜集这些方面的材料，在想这些方面的问题。 下次，专门讲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们搜集材料中所理解到和所想到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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