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点。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泽东的讲话传给张春桥，要张春桥写文章。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登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毛泽东看后，加写《人民日报》编者按，于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讨论，出了偏向。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不仅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也要破除。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 这时，毛泽东将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人与人之间猫鼠关系、父子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区别，认为后者应该破除，而按劳分配不应破除，应当保留。后来将党与党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国沙文主义，也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认为应该破除。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是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定稿的。该书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物质刺激原则混同起来，又把物质刺激归结为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同几个同志一起读这本书，读到这些地方，每次都非常鲜明地表示，不赞成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物质刺激等同，更不赞成把物质刺激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刺激。他不只一次对此提出批评。毛泽东在读书时几次提到，苏联已经出现了高薪集团，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特别警惕地说，我们坚持实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一方面要反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要借鉴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验，不要出现收入过分悬殊的状况。 1958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杨村，让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该县实行全面供给制的经验。 毛泽东通过张国忠的汇报看到，两个家庭劳动力相同，按全面供给制分配消费资料，人口多的家庭得到的多，人口少的得到的少。尽管毛泽东一向对供给制很有感情，但当他发现徐水上述问题后，认为这样做对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伤害，不能持久。 北京市得到这一消息，很快在北京农村改行半工资、半供给制。1961年进行农村调查前，也因为受到毛泽东上述批评的影响，全国大多数公社已经改为七分按劳分配，三分供给制。我们在广东调查时，看得很清楚，即使是三分供给，与全面供给制已经大不相同了，与半供给制也不同了，但在劳动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是家庭人口多的占便宜，人口少的吃亏。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在广州起草的《农业六十条》再次进行修改。其中，重要的改动有：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并规定社员的口粮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再有就是将保留的三分供给制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实行按劳分配。这样，就把人民公社工作方法六十条原来留下的尾巴，一个公共食堂，一个三分供给制都取消了，实行全面的按劳分配。 “大跃进”后发生困难，从国家主席起，至十二级以上干部，几次降低工资。在消费品分配问题上，实行按劳分配，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悬殊，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原则。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讲到资本主义社会搞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搞商品经济。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应混同，不应等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漫无限制的，人身、肉体、灵魂、名誉，都可以当作商品买卖。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有限制，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毛泽东主张我国还要发展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时谭震林不主张搞商品经济，认为应由每个人民公社搞全面自给经济，不要搞商品经济。毛批评了谭震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赞成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有限制的商品经济，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毫无限制。 第七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对走资派的估计同“文革”初期的估计大不相同。 不同内容之一：前面第三、四点说到“文革”初期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到1974年同丹麦首相谈理论问题，12月作理论问题指示，谈到了关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不同内容之二：1969年4月，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不同内容之三：“文化大革命”原来的设想是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在理论指示中既谈到了上层建筑问题，更着重谈到了经济基础问题。说到了新旧社会在工资制度、商品交换这些方面“没有多少差别”，也说到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不同内容之四：“文革”开始时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已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大为缩小; 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顾说，“那个时候的党校、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1974年以后省部级干部全部解放，各级党委先后恢复正常领导，修正了上述言过其实的判断。理论指示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句话说清楚了林彪为什么不满足于副统帅，而要夺取最高领导权，说清楚了他们路线的实质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这些都说明，1974年的理论指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深感遗憾的是，我和我熟识的从事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所有同志，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时期内，对这一发展没能理解。 整“走资派”，要用大民主。“文革”发动时，红卫兵，造反派，大串联，到处冲，“踢开党委闹革命”，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这种方法已经否定。毛泽东同志一直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作家斯诺说：“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1975年”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搞战斗队，由党委领导。”文革结束后修改宪法，经邓小平同志主张，去掉了”四大“的条文。 “四大”作为大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的利和弊，可以研究，应该研究。但是，最根本的是，重视和实施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1959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力地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不是教科书。联系我国现实，应该深思、再深思。 第八点。“文革”本身是一场内乱。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文革”是失败的。但是，从他晚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他认为“文革”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持续10年的“文革”运动是严重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可是，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第九点。国史书中要不要写1974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认为，应该写。可以说，这是对党内倾向新内容的新概括，甚至可以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说明，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据、特点和规律，指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途径和政治方向。当然，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而来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讲旧社会遗留的、既存的东西，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旧社会的痕迹。到理论指示，两方面都讲到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加深了。 第十点。《历史决议》中有两段论及“文革”的话。 一段是，《历史决议》第(24)：“……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一段，是由胡乔木定稿的，当时我和参加起草的同志都是同意的。胡乔木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用语特别反感，一定要把“法权”两字改为“权利”。他认为，这是列宁多事。现在看，胡乔木的观点站不住，我们同意也不对。但是，在国史书中不要去批评《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 对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不长的时间里，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全党的认识就更加明确了。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挨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明确地讲：“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陈云同志说得很清楚：“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这样的认识，在政治风波以后，除了“动乱精英”和受他们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可以说，已经成为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 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不要批评，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正面写就行了。 另一个地方是，《历史决议》第(35)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后来的实践，特别是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演变的事实证明，这个表述不符合实际。1989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讲，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我们的国史书，也不必去写它，而是写我们自己应该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剥削阶级还在改造，小生产和商品制度广泛存在，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紧张、缓和的局面将多次反复出现，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第四个问题 从1967年到1976年的10年中，社会总产值下降的年份有1967年、1968年。1976年社会总产值略有增长。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这是“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之一。 但是，从有关的材料看，这10年中，国民经济还是发展的，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长77.4%。 在这10年中，我国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水平，已经不是一般水平，而是高水平。 进行了大规模“三线建设”。原来“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备战，一个生产力布局的平衡。备战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使生产力布局平衡。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从常规武器到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试验体系基本建成，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了3.29倍。与此同时，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不仅在战略后方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现代国防科技工业，而且改善了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开发了能源和原材料等优势资源，形成了机械、电子工业比较雄厚的生产能力。这些，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提高综合国力特别是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开发，改善人民生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石油工业长足发展。中国原油产量1966年为1454.16万吨，1976年上升至8716万吨。增长了5倍。原油和油品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基本需要。 铁路交通事业取得进展。建成了成昆、贵昆、湘黔、焦枝、汉丹(汉口西至丹江口)、宁铜(南京至安徽铜陵)、杭长(康桥至长兴)、京原(北京至原平)、通让(通辽至让湖路)等铁路。营业铁路里程从1965年的36406公里增加到46262公里。全国铁路网密度由1965年的每100平方公里0.38公里提高到0.48公里。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铁路长度的比重，由1965年的20.8%提高到24.5%。电气化铁路由94公里增加为745公里。成昆铁路的修建，把中国铁路筑路技术提高到新水平。 远洋运输事业发生巨大转折。整个70年代，船舶工业累计建造万吨级以上船舶99艘，170.3万载重吨。在1970年至1975年，所建造的万吨级船舶就有60艘，92.6万吨，其中远洋船21艘，28万吨。通过国内造船和国外购船，到1975年，中国远洋船队由60年代末的110万吨发展到500万吨;海上货运量由60年代末70%靠租用外轮，发展为70%由中国自己的船队承运，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打破帝修反的经济封锁，扩大了对第二、第三世界的贸易。1967年至1969年外贸连续3年下降，196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29亿美元，比1966年46.14亿美元下降12.7%。70年代前期，对外关系出现突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从“文革”10年对外贸易发展总的情况看，197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增加1.9倍，平均每年增长11.25%。 1973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预计25总价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从“四三方案”的实行，开始逐步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人民生活基本稳定，略有改善。虽然改善不多，但是在分配方面比较合理。由于积累率太高，生活欠帐过多。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这些青年得到了锻炼，接近了工农，对他们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又为后来就业造成了很大压力，特别是“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几千万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国家、家庭的很大负担。 第五个问题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中国国内属于人民范围的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人民民主的专政对象大约占百分之四、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应该说，这是我们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总政策。 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侵略威胁。为击破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考虑，又提出了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广泛开展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大力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对于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给予了没有附带条件的尽可能的援助。在7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战略、策略，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 在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较量最激烈的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尽力援助和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由于这些工作的成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至今还把中国看作他们的可以信赖的朋友。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世界外交格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影响更加扩大。自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决议之日开始，到1972年底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同中国建交、复交或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27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形成了新中国的又一个建交高潮。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关系问题时，始终将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建立平等关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其出发点即在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 由于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工人党，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多数是跟着赫鲁晓夫跑，孤立中国党和其他的左派党，因此，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 回顾中苏分裂之初，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3月，先后就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按照苏联党的调子，通过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等种种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中国党扣上了“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军国主义：、”假左派“、”假革命“等等，许许多多的帽子;并且宣传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对此，中国党一方面继续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革命原则，强调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3一方面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一共只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其中点名批评的只有意共陶里亚蒂、法共多列士和美共白劳德三家。 而对于苏共的许多文章和言论，中国党这时都还没有直接回答。此后，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升级，从这年的7月中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仅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七百多篇。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他们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在内。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三十八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苏联的各种刊物从10月底到11月下旬就发表了六十五篇此类社论和文章。 对于苏联这时和以后的攻击性言论，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的一年中，中国党也只是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以及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作为小结罢了。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以后，毛泽东在联合左派党反对修正主义、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一直是既坚决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注意反对教条主义。他始终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要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和平等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机械地照抄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背离了这些原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会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在这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是革命外交、人民外交的思想。即支持人民进行革命，依靠人民发展国家关系。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扬力时，就扬力关于“中国的广泛的革命群众运动，必将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说法谈道：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在世界也看到了希望。波兰、苏联、美国、日本、印尼、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都有希望。他指出：革命要靠群众，靠多数。少数人是靠不住的。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 翌年，当泰国的革命运动兴起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接起来了。我们总是相信人民的大多数，就是说工人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地主、资本家总是少数。 1970年，毛泽东在着手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偏差时，考虑修复与缅甸奈温政府的关系。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就此事向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征求意见。针对巴登顶对缅甸革命运动前途的担忧，他说：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并强调指出：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之后，毛泽东在发展中国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他对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在他看来，帮助还没有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原则不能丢。因此，他曾多次明确提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们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共产党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1974年5月，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更是针锋相对地表态说，中国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的革命斗争。当拉扎克要毛泽东保证他与马共和人民军没有关系时，毛泽东果断地表示：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谈到拉扎克所说的对此要采取镇压、杀人的手段，毛泽东说：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同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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