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美国是如何用“楔子战略”分化中苏、中朝、中越关系的 ... ... ... ... ... ...

　　三、以史为鉴：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越关系

　　1、从越南到朝鲜——共产主义国家的代际退化

　　对于中国周边的系列中小国家来说，当中美矛盾和冲突加深时，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小国很可能选择倒向强者一方，以获取短期国家利益，哪怕是中国的前盟友。中国周边国家类似的案例非常多。例如，朝鲜多年以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正是因为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坚定地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了民族国家短期利益之上，这就导致朝鲜一直与美国互为仇敌，从而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结盟。

　　然而在国际共运仍然处于低潮的时刻，当前的朝鲜政权是否仍然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短期民族国家利益之上?随着代际的推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理想淡化、而投机性短期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念增强的局面，比如前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个轨迹的蜕变。越南等很多中小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类似的轨迹。苏俄和中国由于其体积和潜力太大，无论其怎么蜕变，美国对其打压和肢解的意图不会改变。然而那些社会主义小国则与其不同，美国必然会利用这些中小国家，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来牵制中国和苏俄。今天与美国关系打得火热，而与中国爆发严重边界纠纷的越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毫无疑问，从“主体思想”可以看出，朝鲜当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远比越南更执着更彻底，而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民族主义成分较强的典型国家。然而，在金正日、金日成身后的朝鲜，是否有足够的“主体意志”将共产主义道路坚持下去?

　　2、乔治·凯南的越南战略

　　冷战刚刚开始，美国便有一项基本的战略，那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那些民族主义性质强烈的中小型国家，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体系，以最终颠覆整个体系并肢解俄罗斯和中华民族。美国对那些坚定地共产主义国家视作仇敌，而对那些民族主义倾向强的中小型共产主义国家则视作可以招揽的对象。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越南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为美国垄断财团服务的顶尖大师是位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美国卷入多年的越南战争，是“在那里建立某种反共政府而进行的一次时间漫长、耗费巨大、没能成功、而且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不幸的努力”，但是在乔治·凯南看来，“我们看作越共的那批人”——“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乔治·凯南认为，“胡志明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词汇，但他喜欢的却可能是在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和他同我们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假如我们当时鼓励他这样做得话。”[47]越战前，乔治·凯南等几位美国的核心谋士建议不要卷入越战，美国可以鼓励北越的民族主义情绪，同北越保持良好关系来分化和对抗苏联的力量。当然，美国最初没有听乔治·凯南的意见，随后美国陷入了越战泥潭。然而，奇怪的是，与当年在朝鲜半岛美国力保韩国政权的态度不同，美国从越南彻底撤军，事实上彻底抛弃了南越政权，越南全境得以迅速统一。如果认为这是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导致的，那便是高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民主作风。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接受了乔治·凯南的意见。因为继续支持南越、保持南北分裂将无法与北越改善关系，而北越恰恰既是一个不容易打败的对手(即潜在的朋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较强而美国可以分化利用的对象。

　　实际上，美军刚刚撤出越南、越南刚刚统一，美国便抓紧机会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早在1976年11月，美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杨 ( Andrew Young ) 就公开地宣布：“我们把越南视为亚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发展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共产国家和对抗中国的缓冲器。……一个强大与独立的越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48]1977年3月卡特总统特派员伍德科克访问越南(一个月前中国刚刚回绝越南的求援，见下文)，几乎提出了无条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向越南提出，只要越南要提供有关“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的讯息，美国就可以接受越南加入联合国并随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提供设备物资全方位援助越南战后建设。[49]

　　众所周知，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将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视作死敌，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是美国最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的根本性威胁。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要继续打压和肢解叶利钦主导的亲西方的俄罗斯，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理念的彰显。虽然叶利钦极度亲美亲西方，在美国看来却是肢解俄罗斯的最佳良机，于是俄罗斯民族不得不选择普京。对比美国对越南和朝鲜的不同态度，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更欢迎那些中小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美国曾在欧洲通过分化南斯拉夫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毫无疑问，在亚洲继续采用“楔子战略”，分化越南对抗中国，这是越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确定重要战略。

　　3、越南自1977年2月后开始反水

　　1977年，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自然地，越南暂时选择全面倒向了苏联一边。而在此之前，越南其实更多地站在中国一方。胡志明在世及掌权时期，越南与中国铁一般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中苏矛盾激化后，越南实际上也站在中国一边。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1963年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50]与赫鲁晓夫对美投降彻底抛弃越南不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重新开始重视越南。1971年基辛格(及随后的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越关系出现波折，但毛泽东并未因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而抛弃越南，中国反而在1971年之后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露头，但中越之间仍然保持了同盟关系。

　　中越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7年2月。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越南上下进行了沉痛哀悼。众所周知，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进入对毛时代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特殊时期。1976年11月越南展开了对中国的试探性接触，范文同提出中国为越南提供新的援助。1977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回复越南：“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去年严重的自然灾难，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同志提供新的援助。”[51]而越南对此怀恨在心，在他们看来，1977年，显然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一方面正与美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罕见地彻底回绝越南的求援(之前中国最多是打个折扣，实际上大体上满足了越南的历次要求)，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越南显然认定中国已经开始最厉害地“背叛”越南。更何况，在这个时刻，苏联和美国都在抓紧机会拉拢越南。

　　如果说，1977年2月之前，越南还曾想试图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的话，在此之后的越南已经决定彻底倒向苏联，而这必然意味着与中国翻脸。1977年底越南出动5万军队进攻柬埔寨，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于是，越南在1978年7月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定位：越南“基本的和长远的敌人是美帝”，而“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52]此时的越南已经远远不再期望中国的援助，因为1978年的6月苏联已经将其拉入了“经互会”。1978年11月8日黎笋代表越南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意义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而苏联更是施加压力要求所有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共同声援越南。[53]

　　4、中国当年仍有机会将越南留在自己身边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脱缰野马，完全印证了乔治·凯南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当然，对此，毛泽东也是深知肚明的，当年中国对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援助，除了“同志”情，更多的是“兄弟”谊。当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拉拢越南时，毛泽东仍然将越南争取到了身边，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后，中越关系仍然基本稳定，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外交手腕。而中朝联盟的紧密程度又远远强于中越。

　　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他不仅能联合盟友并肩作战，甚至能征服敌人的内心，当时急切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便是最典型的案例。再如，1961年面对受苏联怂恿的印度，中国一方面用强力坚决压制住了印度及苏联的扩张冲动，同时也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通过领土退让、优待印度俘虏等方式最大程度上争取了印度，此后六十多年中印边境再无战争。再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没有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便放弃了对越南的支援，更没放弃对东南亚共产党及全世界反美左翼力量的支援。中国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就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这样便避免了“大三角”的失衡。越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中苏都保持友好状态，选择在中苏之间站在中间的位置上，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1972年大国战略家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与美苏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最终形成苏、美两霸都不得不争取中国的局面——1972年拥有两弹一星的中国可以同时顶住美苏两方的压力，已经远远不同于1949年的光景了。从1949年的“一边倒”，再到1972年的“三足鼎立”，毛泽东总是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生前已经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1977年后越南的反水，给中国带来惨重的损失。随后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导致的惨烈的中越战争，更给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消弭的隔阂。自1979年开始，中国已经摆出完全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体系的姿态，从而使中美苏大三角失衡，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而内忧外患不断，处于极为被动的一方。而最终的结果是形势逆转，苏联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也被迫全面倒向美国，美国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最大得势者。伴随着苏联的蜕变，越南也与美国正式走近。冷战结束，随之出现了美国一极独大、全面称霸世界的局面，美国开始全方位围堵中国，越南更是与原来的死敌打得火热。美国不仅实现了将越南变成“亚洲的南斯拉夫”的原初战略，甚至正在将越南变成“亚洲的以色列”——美国挑拨中越边境纠纷与战争仇恨，利用民族主义冲动的越南极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中国原来对越南的巨额援助，几乎功亏一篑。回头看1977年的中国，其实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将越南这个“兄弟”争取到自己身边，至少有一定机会能够使其在中苏之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越南在1976年11月对中国提出的求助，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非无法承受的负担，如果毛泽东确立的中越关系框架能够基本得以保持，越南就不会一边倒地投靠苏联，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入侵柬埔寨，中越之间也不会有惨烈的战争及后来的边境纠纷。

　　越南的反水，从道德上看当然是越南的错误。但是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地缘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毛泽东无论是处理中朝、中越关系，还是处理中美、中苏关系，还是处理中印关系，其战略考量都极其理性和深远。

　　与中越战争中中国的人员、经济和领土、领海损失相比，毛时代的对越援助的代价其实一点也不大。而1976年11月越南提出的对华求助与之相比，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后来的中越之间的南海纠纷，已经持续地消耗了大量的中国国力，并且还将继续消耗下去，未来中越之间仍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历史已经屡次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战略大师。

　　四、朝核危机的起源：美国老布什政府如何离间中朝关系

　　1、2013年的朝核危机

　　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整个东亚局势都为之紧张起来。美国及西方势力一方面继续在舆论上抨击朝鲜并准备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加入制裁和围堵朝鲜的行列，甚至与朝鲜断交。

　　全世界的主流舆论想当然地认定：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然而朝鲜核试验，使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局势紧张，甚至韩国、日本乃至台湾都有了研发核武器的借口，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因此，在打压和制裁朝鲜核武冲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这种简单地表面化的分析其实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这种思路处理朝核问题，必然导致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不但不利于解决朝核问题、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反而会加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会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产生根本性的破坏。

　　毫无疑问，因为朝鲜核试验，中朝关系正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准确地定位和分析这些考验和风险，并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考验和风险，需要在把握美国对华根本战略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现状评估，总结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经验得失。在此基础上做出系统性地战略判断，形成有利于中国长远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2、朝核危机起始于1992年中韩建交后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朝核问题根源何在?其实深入分析此问题的来龙去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局势出现若干缓和迹象。朝鲜半岛局势也是如此：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底，朝鲜与韩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1月31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核设施全面安全保障协定，朝鲜表示其核设施是用于发电弥补其能源不足，而非用于核武器，朝鲜欢迎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5月开始，朝鲜第一次接受了IAEA的核检查，这次检查十分顺利，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表示，朝鲜的核设施十分原始。然而，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出现了大逆转，1992年7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二次核检查时与朝鲜开始出现摩擦，而在1992年9月的第三次核查过程中双方更是出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彻底翻脸，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检查有关设施，朝鲜方面声称那里是军事设施。在此后的三次检查中，朝鲜与IAEA的合作仍不顺畅。而到1993年3月12日，朝鲜竟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在声明中表示，这一立场将保持不变，直到美国停止它的核威胁。[54]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1992年8月之前，朝鲜尚没有制造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在此之前，朝鲜并不过度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如果那时的朝鲜已经明确其战略要秘密或者公开研制核武器，1985年就不会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也不会签订《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初也不会接受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或者说从1992年9月开始，朝鲜明确拒绝与IAEA的合作，至93年3月，朝鲜明确而公开地表达了拥有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其理由是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可以判定，朝鲜明确其发展核武器的大战略，正是在1992年9月前后。从这时开始，朝核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今天，朝鲜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朝鲜对自己安全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大转变?分析当时朝鲜的国际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促使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的关键原因，正是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的正式建交的同时，美国却在逐步加大对朝鲜的打压，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3、中朝关系如何被老布什打入了第一根“楔子”

　　在1992年之前，中朝关系一直是“兄弟加同志”式的亲密同盟。1961年7月，朝鲜与苏联和中国先后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核心内容有：“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55]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导致中朝两国成了事实上、法律上全方位的军事、政治、经济同盟。这种同盟关系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已经事实上存在。然而，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对未来朝鲜半岛事务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保持中立置身事外，或者仍然坚定地站在北朝鲜一方与美韩对抗。《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意味着中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此条约等于宣告：一旦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被停止，朝鲜半岛重现战争，中国将帮助朝鲜对抗美国、韩国;同样，假如中国开打台海战争，朝鲜将帮助中国牵制美日。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同样意味着，朝鲜在中国和苏联中间事实上选择站在中国一边。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赫鲁晓夫于1959年已经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并开始撤走全部驻华专家，撤销一切同中国已签订的援助协议。在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及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等系列问题上，朝鲜都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断绝对朝鲜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与朝鲜关系甚至陷入了冰冻时期。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自然也意味着，当中国后来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强国之后，朝鲜已经处于中国的核保护之下。因此，六七十年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并不强烈，80年代也不强烈，甚至199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接受韩国的巨额贿赂与韩国建交，苏朝关系彻底恶化时[56]，朝鲜仍然未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91年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瓦解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正是在这一年朝鲜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自1989年开始，美国老布什政府表面上摆出很多姿态来缓和美朝关系，例如允许美国非商业人士访朝，允许1991年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签订《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等等，一时间，朝鲜半岛似乎迎来了和平曙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似乎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然而，在半岛局势表面缓和的背后，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仍然没有解除。老布什政府仍然不时宣布朝鲜是美国的威胁，例如199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东亚受1989年革命的影响大大小于欧洲”，朝鲜仍然是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于11月宣布无限期冻结了从韩国撤军的计划。老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看似摇摆不定、毫无章法，其实是大有深意，其关键目标之一是离间中朝关系。

　　苏东剧变后，美国很快明白，期待中国和朝鲜在短时间内崩溃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继续打压和围堵朝鲜的同时，美国却迅速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以鼓励中国继续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991年5 月，老布什总统宣布将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1992年，中韩顺利建交，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却彻底拒绝了交叉承认原则(此原则由美国于1975年提出，要求中苏承认韩国，作为交换，美日承认朝鲜)。

　　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就事实上处于尴尬地位，中朝之间原本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也因此出现了裂痕。自此以后，朝鲜与韩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及小规模的军事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公开姿态已经是中立的了。中朝关系也在1992年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冰冻时期，在此之后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朝鲜领导人没有访问中国，这与之前双方紧密的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孤立的朝鲜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的安全威胁，这是朝鲜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的直接原因。

　　此时的朝鲜，对中朝军事同盟以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能否落到实处是存在疑问的，因此从2009年开始，面对美韩军事威胁，朝鲜一边大力研发核武器，另一边屡次声言退出《朝鲜停战协定》执行战争边缘政策，其目的实际上正是要检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实效，中国如果不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巩固此条约的实际效力，中朝联盟面临被美国离间的危险。

　　4、1992年后朝鲜走向核武之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显而易见的是，假如朝鲜与台湾之间建交，中国的愤怒一定是无以复加的。但在朝鲜看来，从实质意义上讲，中韩建交对朝鲜带来的危害，远比朝鲜与台湾建交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为毕竟台湾政权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远小于韩国之于朝鲜。

　　而92年之后经济陷入困境的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比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敏感。苏联解体前的八十年代，朝鲜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工业化及农业的机械化(八十年代朝鲜农业使用化肥及自动化机械的程度已经远超中国)，但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使朝鲜突然失去了石油、焦炭、化肥等战略物资的主要进口来源以及出口市场，整个经济陷入崩溃状态。1992年，中国对朝鲜提出新的贸易协定，决定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转变为外汇结算。由于朝鲜习惯与以物易物贸易，缺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经历，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外汇十分欠缺，再加上中韩建交的政治冲击，中朝贸易逐渐陷入停滞状态。1993年中朝贸易总额尚有9亿美元，而到1998年下降到4.1亿美元，而1999年则下降到3.7亿美元。[57]

　　九十年代中后期，朝鲜面临外部封锁、内部饥荒等经济困境，不得不进行“苦难的行军”，而中国此时对朝鲜的援助却大幅减少：“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58]按朝鲜2200万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朝鲜人每年得到0.34元人民币、6公斤粮食，这对解决朝鲜面临的经济困境相当于杯水车薪。

　　2000年前后，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中国已经逐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作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方针，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相对毛时代已经大幅减少，朝鲜仍然无法通过与中国的市场化贸易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供给以振兴其经济，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已经在美国压力下对朝鲜关闭了大门。

　　国际主流舆论都在指责朝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和民生，而不应搞核武器影响地区安全。然而，从金日成时代到金正日时代再到当下的金正恩时代，朝鲜一直将经济民生当做核心工作之一，只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朝鲜传统的经济交往对象不复存在，这对外向型的朝鲜经济是致命打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极度敌视朝鲜，朝鲜经济发展的战略物资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不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朝鲜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正常的国家。当然，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那样，放弃核武器，向美国投降，和韩国一道沦为依附性政权，朝鲜或许能够短时间内重返所谓的“国际社会”，然而这种恰恰是朝鲜所不能容忍的巨大耻辱，而其最终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朝鲜看来，丧失了中国的核保护之后，唯有自己成为核武国家，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才能最终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即朋友)，才能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才能最终改善朝鲜自身的经济和民生。只有拥有了核武器及导弹，朝鲜才能摆脱全民借兵的状态，才不必维持一直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才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经济生产。总而言之，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民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安全，拥有核武器是朝鲜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来，92年之后，在外部安全环境极度恶化的背景下，朝鲜义无反顾地走向核武不归路，几乎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