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矛盾现象与中国的现实挑战

　　第三节、中东北非革命——肢解中国的板子

　　2010年底，由于经济不景气，突尼斯一名大学研究生毕业的26岁青年，因无法找到工作和家庭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无奈做起街头小贩，却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便自焚抗议，因伤势太重而身亡，由此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并在北非和中东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相继翻版，出现了政权更迭，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突尼斯的政权更迭是由西方国家借助其国内动乱推波助澜的结果，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改变阿拉伯世界格局的机会。这是一场介于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与直接军事介入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权之间的又一种模式。颜色革命应有较高的成功率和低代价，被美国等西方所重视，成为国际矛盾斗争的新形式。

　　1、武装扶持反对派推翻现政权

　　受邻国动乱的影响，2011年2月，利比亚出现了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演变成反政府势力的武装力量同利比亚政府军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反政府势力组成“全国过渡委员会”，打着推翻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和建立民主政体的旗帜，推动了一场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利比亚国内不同部落和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而引发的国内战争，然而，西方国家其实早已介入了利比亚的国内矛盾，利比亚开始的国内反政府示威让西方国家找到了推翻现政权的缺口和机会。反政府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流亡西方，并接受西方国家的资助或被收买，他们是推翻现政权的中坚力量。美、英、法等国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为名，操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赤裸裸地干涉利比亚内政。中国、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一己私利放弃了道义的责任，投了弃权票。此后，西方国家不仅为反政府提供武器、资金和情报，美英法三国还直对主权国家利比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利比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是重要的产油国，对法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中东和北非有丰富的能源，控制阿拉伯世界也意味着控制了世界的经济命脉。控制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定目标，这场由“茉莉花革命”引发的动乱是最好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都着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一旦有机会，西方国家推翻他们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过，也没有丝毫的手软过。这促以说明，西方国家要的不是朋友，而是臣民;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利益，这是帝国主义掠夺和霸权的本质。他给世界的警示：想跟资本主义国家“与狼共舞”，不是引狼入室就是羊入狼群，不能变为狼就最终只能被狼吃掉。

　　2、诱逼当权者交权流亡

　　“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利比亚传到了也门，在南部城市亚丁爆发大规模游行，约三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表达对南部地区生活水平日益恶化的强烈不满。警方出动了防暴警察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又是一场由街头抗议和暴力引发的国家动乱，而且还蔓延到了中东和非洲其他多个国家。

　　也门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没有丰富的石油，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沙特、阿曼相邻，濒临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位于也门西南的曼德海峡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成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西欧国家的重要能源通道。

　　在国内乱局不断发酵之时，正如也门总统萨利赫所指责的：“我要揭发一个秘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存在一个旨在摧毁阿拉伯世界的作战指挥室，而该指挥室背后的支持者则是美国政府”。美国驻也门大使频频会晤其国内反对派领导人。也门执政党议员在全国人民大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总统有权提名自己无限连任”的条款引发抗议者更大的不满，他们反对总统终身制和政权世袭制。西方国家不断向萨利赫施压，摆在他面前的是二条路，一是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一样流亡，一是像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一样被反对派打死。在内外交困和西方国家的软硬兼施下，2011年11月23日，在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也门反对派代表、海合会各成员国外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贾迈勒·本·奥马尔的共同见证下，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沙特阿拉伯王宫办公厅签署了同意放弃权力的协议。

　　3、通过制裁以压促变

　　伊朗核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实施了核能开发活动。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伊朗坚称自己拥有和平开发核能的权利，围绕制裁与反制裁，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博弈。伊朗在2003年初宣布成功提炼出能为其核电站提供燃料的浓缩铀，引起西方国家的严重不安，尤其是遭到美国的中东盟友和代理人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朗核活动表示了“严重质疑”，并多次警告伊朗停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伊核问题就此成为可能引发地区战争的导火索。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伊朗做出了相应的让步。2003年12月，伊朗正式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又在次年4月宣布暂停浓缩铀离心机的组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006年宣布恢复核燃料研究工作，使得伊核矛盾不断升级。

　　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曾准备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因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难以全身而退，又因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低迷的影响。此外，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是地区最强的，美国还顾忌战争牵连到中东盟国而损害自己的战略利益，终未敢轻举妄动。然而，美伊双方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却轮番上演，一直没有停止。美国及其盟国加大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同时，也在物色并支持伊朗的反对派。2011年叙利亚局势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导致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在中东做大，打乱了美国的中东布局。2013年伊朗大选后，鲁哈尼当选了总统，并释放出解决伊核问题和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但并没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策反扇动等手段以压促变，企图推翻他国政权的行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4、中东乱局的启示

　　“阿拉伯之春”名义是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但实质还是都没有离开暴力，只是暴力冲突的烈度有所不同。反政府的运动根本上都有更迭政权的政治诉求，背后都有外部势力的插手，扇动和蛊惑民众，制造社会持久的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以乱促变，以压促变。制造这些国家的动乱和政权更迭，都有几个共同的方面：

　　首先，都是出现国家内乱被利用。造成动乱的原因由国内经济状况、利益分配、政治矛盾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同时，都是因突发事件为导火线，撕开了矛盾的缺口。而反政府的动乱都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反对独裁和拥护国家独立的旗号，极具欺骗性。

　　其次，这些国家大都与西方国家在能源与安全战略，以及地缘政治上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对涉及自己战略利益国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掌中的决心不会动摇。这些国家大多与西方国家有过合作，但这个遵循“丛林法则”的世界没有道义，更不讲情义，在“食物链”底端的国家难逃被宰割的厄运。

　　再次，都借着联合国的名义，打着保护平民和“维和”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明里暗里资助反对派，或公开武装该国反政府组织，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赤裸裸地践踏联合国宪章。可见，联合国已成为西方列强的傀儡。还控制媒体，制造舆论，混淆是非，惯用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手法抹黑该国政府，使其失去道德的支持和政权的合法性。

　　其四，为进一步搅乱他国国内局势，通过加强经济制裁将他国推入经济困境。同时还冻结他国的海外资产，甚至把这些冻结的资产提供给反政府组织，或用其偿还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军费。这也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美国国债，一旦中国出现乱局，也可能成为颠覆中国的资金。

　　第四节、南海东海问题——撬动中国的杠子

　　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人类把寻找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目光也转向了海洋，一些国家把开发海洋资源作为21世纪的发展战略，中国也不例外。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中对海洋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触发了各国进一步对海洋的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夺。中国与邻国在东海和南海中的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端，已成为全世界领海主权争端最复杂和最激烈的地区。岛屿与岛礁争端本是领土争端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东海和南海问题，已不只限于领土纠纷，还与多个邻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纠缠不清，使得东海与南海的矛盾纠纷在国际政治的变化中，在不同的层面引发了不同性质的改变。

　　1、中日东海问题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钓鱼岛争端，一是东海划界争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明朝时期就已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同时窃取了钓鱼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收回全部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岛屿领土。琉球日本称之冲绳，原为琉球国，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甲午海战后被日本吞并。1951年，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此后又将中国的钓鱼岛裹挟其中。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又将钓鱼岛私相授受于日本，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掀起“购岛”风波，把钓鱼岛争端推向了白热化。

　　东海海域资源丰富，东海划界问题不仅是领土主权的问题，还涉及了中日双方对东海资源所有权的争夺。东海划界纠纷，日本方面主张中线划界，而中方则坚持根据大陆架延伸部分划界。两种划界方法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中国方面一直希望两国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然而，钓鱼岛主权的归属，对日本方面在东海领土上的划界也是意义重大，由此可见，钓鱼岛问题中方没有退路。

　　日本不断挑起钓鱼岛事端和东海纠纷，不完全是出于领土问题，这与其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政府及其国内的政治环境出现右倾化，中日之间还有日本否定历史等问题，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方面转移矛盾的一种需要。随着日本的右倾化，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修宪取得“集体自卫权”，东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可为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寻找借口，博取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从而掩盖其发展军力和扩军备战的真实意图。此外，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方面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把自己牢牢地绑上美国的战车;另一方面，要借美国“重返亚洲”之机，对中国趁火打动劫。

　　2、南海乱局问题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并持续行使主权管辖南海岛屿的国家，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海上航路。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守着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和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0世纪70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侵占中国的南海岛礁，越南先后共侵占了南沙岛礁27个，并在所占岛礁上加强了基础建设，完成了军事控制部署，以增强岛礁防御作战能力和加紧对油气资源的掠夺，是侵占中国岛礁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希望以和平方式，通过双边磋商与相关当事国解决南海争端。

　　在南海岛礁争端中，与中国冲突最激烈的是越南和菲律宾两个国家。越南与中国发生南海冲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而保障所取得利益，需要获得法律保障或军事实力的保障。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越南取得的南海利益，也没有得到国际法的承认。所以，既然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越南就千方百计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所得到的南海利益。然而，从中越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比较，越南与中国的差距甚远，无法与中国对抗。因此，越南一方面希望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来平衡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借地区安全拉东盟参与，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以增加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此外，越南还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菲律宾、日本，甚至是印度建立同盟，试图抱团抗衡中国。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制造两国的海上冲突转移国内矛盾。

　　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与中国交恶的目的与越南略有区别。菲律宾与美国有同盟关系，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菲律宾与中国就岛礁争夺发生的冲突也频频发生，其目的：一是为了乘上美国的战车，并争取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其自身的军事力量;二是利用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乱中取利;三是借与中国的对抗而提高其地区影响力。菲律宾在军事上无法与中国对抗，所以，菲律宾想尽办法要把中菲南海争端诉之国际法庭，以借其盟国在国际法庭的影响力取得国际承认，但中国方面也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拒绝应诉，使菲方无处使力。菲律宾还竭力挑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搅动南海的地区安全达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此外，还拉美国军事介入，以威慑中国。日本也趁机染指南海争端，以便牵制中国，减轻其与中国在东海争端的压力。在这样复杂的国际争端和国际环境中，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

　　3、牵制包围中国

　　大国之间的博弈，任何小小的矛盾都可能成为撕开缺口的机会。在国际棋局中，任何小小的机会都可能改变局面形势。中国的海洋争端，尤其是南海问题，其重要性、复杂性和广泛性是无以伦比的，也是从外部扰乱中国周边环境的突破口，也是撬动中国棋局的切入口。

　　一些国家制造领土争端，通过搅乱地区局势，浑水摸鱼窃取利益;或挑起地区冲突，推波助澜妄图扩大地区矛盾，挑拨离间激化地区国家对立，从中坐收渔利;或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趁机干预，使矛盾长期化、复杂化，以便长期在此攫取利益。一些国家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混淆视听扰乱国际舆论，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论”，让中国背负国际政治压力。借机发展军备，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在战略上形成包围中国、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势态。中国的海洋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东边走向蓝海必须穿过琉球群岛，而所有的航道都在日本的火力控制范围内。南海方向东面须经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南方须经马六甲海峡或印度尼西亚。可见，美日从海上包围中国有这个条件和可能。一些国家用“冷战”思维挑起地区军备竞赛，从而消耗中国国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遏制和延缓中国崛起。借助对中国的外部施压，促进中国内部生变，为瓦解或颠覆中国创造可能的条件和机会。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换而言之，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只是推动内部变化的条件，而中国内因的变化才是发展的关键。造成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既有战场的外部因素，更有清政府腐败的内部因素。造成中国的国际环境和海洋问题越发严峻的原因，包含二个方面：其一，是由中国的内因所造成的，有中国控制南海的能力和实力问题，也有中国对海洋领土的认识问题，还有对维护海洋岛礁主权的意志和决心问题。其二，是由针对中国内因的外因所造成的，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趁机发难，也有一些国家针对中国面临来自外部的军事、外交压力和不利的国际环境趁火打劫，或采取落井下石之举。所以，如果中国外部出现问题，必定也有内部的问题因素。外因的问题也会导致中国内因发生变化，境外敌对势力针对中国制造外部矛盾，最终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国的内政。

　　第五节、民族和宗教问题——搅乱中国的棍子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问题是关乎国家统一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中的所有民族，作为利益的民族共同体，便能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一个国家中的各个民族都是利益的竞争主体，必定会产生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统一和导致国家分裂。种族矛盾也是民族矛盾，种族矛盾也会威胁国家的安定和安全。

　　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在民族的划分上没有特定的标准。从生物学讲，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作为同一人种更有理由视为同一民族。但经过人类的长期发展、迁徙及生存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人种之间的相互通婚与各个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得人种不再是区分民族的界线。从历史看，同一民族都有最初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感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归宿，与国家的归宿感相近、相通、相联、相关。因为，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可能是具有民族的、宗教的范畴。相同的民族可以分属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主权主体，也是最高级的主体，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相统一，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国家统一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都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和利益。纵然，有民族特点、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但各民族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的信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不是自然科学，但也会引用自然现象中的原理来丰富宗教学说。宗教不是社会科学，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解释着整个社会现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把这种宗教学说与一定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宗教作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种世界观，是人的思想和精神归宿。所以，宗教对人们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约束力。

　　民族和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将长期存在，而且是跨越国家、跨越政治，却又与国家和政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它们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和国际性。宗教和民族相互交织，同一宗教有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宗教和民族的号召力、凝聚力和约束力相统一，能转变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合力;如果两股力量相背离，也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破坏力。因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历史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具有持久性、深刻性、交织性、破坏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应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宗教和民族问题本身是极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民族和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和宗教矛盾也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往往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或不同政治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重要的内容。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用政治力量消灭或发展宗教。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相互尊重;在代表各民族共同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法律框架内开展宗教活动，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共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共同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西藏和新疆问题是中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境外敌对势力针对中国进行渗透、分裂、挑起民族对立和宗教矛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最为复杂，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不会放弃的利用方面。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新疆幅员辽阔，边境线长，与八个国家接壤，现有47个民族在此共同生活，其中有十多个国际民族和多种不同信仰的宗教汇聚在一起。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三股势力”就是从中国内部搅乱国内政治、社会、民族安定的环境。而西方国家对存在于中国的“三股势力”使用“双重标准”，就是希望借这三股势力搅乱中国，在乱中寻机，借乱促变。

　　第六节、底特律的破产——中国地方债务的样子

　　底特律是美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心，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曾设在此地。2013年7月，底特律因长期负债超过185亿美元，为阻止经济进一步恶化而申请破产保护，当年12月获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的批准裁决，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被迫减少公共服务项目的开支，导致医疗、教育、公共环境和文化建设等民生质量的下降，社会治安更加恶化;大量人口离开城市，市场和生产萧条，楼市崩盘暴跌;没有了投资，企业关门，失业增加，税收越加减少，官员舞弊，暴力横行，底特律陷入了多重恶性循环之中。

　　造成底特律破产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但政府缺钱入不支出是不用质疑的。从经济原因看：产业单一，汽车工业的衰落与金融危机的叠加，严重冲击了底特律的经济。这与中国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一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同样遇到类似的困难。人口急剧下降，也是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产业复苏渺茫，更不利于经济恢复。这与中国很多农村的壮劳力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其结果是当地的经济逐渐没落。一个仅依靠税收作为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产业的下滑必然沉重打出其财政来源。同时，市政项目支出依然庞大，让底特律这个城市不堪重负。在政治上，还有种族矛盾、官僚腐败等因素也是其中的原因。

　　“负债经营”是中国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的主要手段。地方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让地方政府的信用体系危机四伏，也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地雷”。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3年7月披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政府性债务已达到10.7万亿元，2012年相比2010年增长12.94%。说明地方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土地财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生存方式如果失去了土地的交易已不能自我驾驭，将面临严重挑战。土地作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出卖了土地也意味着出卖了依附在这种生产生产资料上的权利。中国的土地经济与楼市经济紧密联系。中国的楼市已远远超越了经济的范畴，而是已上升到政治的范畴。土地的征用已在一些地区引发官民冲突和官商冲突，也引发了群体事件和民变，这是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土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耕地的锐减，而耕地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意义。楼市价格的大起大落，不仅影响民生，也引发民怨，对经济冲击和市场冲击巨大。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复杂，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引发的危机，其破坏力和影响力必将远超底特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如果出现危机导致破产，其原因不是因为房地产，而是因为失去节制的“寅吃卯粮”、卖田卖地败家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底特律的破产，也有其必然性，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经济危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危机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刻。正是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底特律的破产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在全面推行私有化的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持续与深化，经济危机的发生必然存在，巨额债务导致的地方倒闭可能也同样存在，其产生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不仅底特律是榜样，而且必将是比其更严重。

　　第七节、泰国政治乱局——中国私有化社会贫富对立的苗子

　　几年来，泰国首都曼谷发生了多次反政府示威集会，且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引发乱局。参加示威集会的人群主要来自两派，即：由农民和底层民众组成的“红衫军”，他们代表了泰国民众的大多数;由中产阶级、地主阶级、政府人员、皇室、队军等所谓社会的精英组成的“黄衫军”，他们代表了泰国民众的少数人。“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抗，实际上就是泰国社会两个阶级的对抗。

　　2001年，代表“红衫军”利益的他信取得选举胜利，担任了泰国总理，2005年又以压倒性的胜利取得连任。同时，引发了原本对他信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地主、皇室、政府同僚的愤怒，要求摆免他信，但在泰国下议院未获通过。2006年9月他信出访英国，由黄衫军所控制的军队趁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建立了临时政府。但红衫军不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并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要求解散临时政府，重新大选。2008年9月泰国大选，他信的妹夫颂猜及其政党获得胜利，颂猜成为泰国新总理。失败的黄衫军再次走上街头，包围总理府、议会，冲击机场，要求颂猜政府下台。数月后，黄衫军所控制的泰国宪法法院判决颂猜在选举中作弊，解散了其领导的政党，并推选阿披实为泰国新总理。2010年，泰国政坛又一个历史轮回，红衫军走上街头，要求重新举行大选。2011年7月，前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获胜，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2013年11月，泰国政府的一份特赦法案建议引发争议，泰国反对党领袖和前泰国副总理素贴，领导黄衫军举行“占领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英拉下台。2014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公布裁定，英拉滥用职权罪名成立，被解除总理职务。随后，泰国军方接管政府。

　　造成泰国乱局的根源，普遍的认为是：“家族政治”缺乏信任，两派斗争缺乏约束，利益分配引发对立。然而，这都只是表面现象。首先，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经过选举取得总理位置的，而且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家庭政治”恰恰说明了“西式民主”实质就是“资本民主”。他信家庭拥有巨额的资产，说明翻版西方式民主的泰国，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作后盾的，反之也说明，没有经济基础的民主是没有保障的。而最根本的是他信集团代表了底层民众，也是泰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从阶级的角度看，他信是一个阶级的利益代表，对他信“家庭政治”的不信任，本质上是阶级的不信任。这也恰恰说明了泰国的阶级矛盾在深化;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并引发激烈的冲突，也说明了泰国的阶级斗争在激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泰国的法治已荡然无存，导致两派斗争缺乏约束的，正是掌握着国家司法和权力，拥有财富和军队的“黄衫军”，军方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理建立军人政府，可以对“红衫军”的斗争使用暴力，而对“黄衫军”占领政府可以不闻不问。说明西式的民主是资本的民主，西式的自由是权力的自由，西式的人权是剥削阶级的权利。也说明了没有枪杆了的政权是不安稳的。贫富差距是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根本上是剥削造成的不平等，剥削就是最大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利益分配的对立，是由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泰国乱局既反映了阶级利益与阶级矛盾的斗争，也反映了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裂。中国社会的私有化，公有资产的转制不仅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且还制造了社会一系列新的不平等。转制不仅实现了私有化，而且还成就了剥削，一个剥削阶级又重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利益斗争中，暴力工具和公权力更多的被资本所利用，并制造了社会的不稳定，他们是中国的“黄衫军”。在转制、征地、拆迁中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人群，他们的维权却常被地方权力和资本势力所压制，成为中国的“红衫军”。社会出现的“仇官”现象和“仇富”现象，是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矛盾体现的一个侧面。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左右之争也明显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分裂和对立，当中国的“他信”诞生之时，将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开始。因为，中国的问题远比泰国复杂。

　　第八节、乌克兰变局——撕裂中国的方子

　　乌克兰是原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东连俄罗斯、南接黑海，北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相连的是波兰等五个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除摩尔多瓦原属苏联之外，其余原是“华约”成员国，苏联解体后加入“北约”。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特别是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乌克兰人属于东斯拉夫族，与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的血缘密切。乌克兰国内所有民族没有形成对共同国家的认同感，所以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极易产生对国家的离心力。脱离了原苏联的经济体系，乌克兰经济明显衰退，也导致国内各种矛盾的不断积累。乌克兰国内的政治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出于经济上摆脱困境，急于融入欧洲市场;在政治上追求西式民主，加之有宗教原因和希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乌克兰迫切希望加入欧盟。当然，加入欧盟也是有条件的，且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而乌克兰失去了俄罗斯的产业支持，将丧失大部分的工业产能，这是乌克兰人难以承受的。这加剧了“亲欧”势力与“亲俄”势力之间的矛盾。

　　2013年底，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入欧协定，引发反对派多次示威，进而演变成反政府骚乱。持续到2014年2月，警方与示威者在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随着基辅地区的暴动骚乱愈演愈烈，议会否决了亚努科维奇总统恢复2004年宪法的要求，此后，下令释放在“橙色革命”中上台的乌克兰前总统季莫申科，还通过了弹劾亚努科维奇总统的议案，得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支持。实质就是一场政变，它也撕裂了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独立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因黑海舰队的分割问题产生很大矛盾。一方面乌克兰不希望俄罗斯在乌有驻军，另一方面的俄罗斯，失去了克里米亚也就将失去黑海舰队，也就等于失去在黑海的控制权。由于克里米亚大多是俄罗斯族，历史上与俄罗斯联系紧密，促使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而加入俄罗斯，俄方很快通过法律程序，宣布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东部亲俄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也同时要求独立，2014年5月作为独立候选人的波罗申科当选总统，一边通过终止议会权力清除亲俄势力，一边对东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乌克兰进入了内战状态。

　　由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对于俄罗斯极为重大，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遏制和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的战略要地。所以，乌克兰实质是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博弈的棋子，也是双方矛盾斗争的战场。马来西亚的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战乱地区被击落，冲突各方就此相互指责，并把国际棋局的两个重要对弈者，俄罗斯与美国推到了对抗的前台。乌克兰也在亲欧派与亲俄派之间的选边站队中撕裂了国家版图。在中国，要求全盘西化的人大量存在，他们对西方的热情与乌克兰西部的亲欧人士同样的狂热;而反对全盘西化的人也大量存在，他们的坚守与乌克兰东部的亲俄人士一样的坚定。全盘西化与反对西化的斗争从开放之日起就开始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还变得更加尖锐。全盘西化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就已显现出来，经济上的矛盾将加剧社会的斗争，而且，这两种力量斗争得越激烈，撕裂中国的进程就越快。乌克兰乱局就是西方为中国准备的“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