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38年，在这个永远难于忘却的日子里，我们闽东南红色网友聚集在厦门，深情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缅怀毛主席为建设新中国，建设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家失去了7位亲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继续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代价。毛主席是我们永远最亲最亲的亲人，永远受到我们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的缅怀和思念。尤其是为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江山，他欧心呖血、卓越领导中国两个“十年”的防修反修斗争，一是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二是亲自发动领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全国人民群众起来造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毛主席的晚年更辉煌，他揭示了共产党执政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确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派），继续革命理论是我党马列主义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他领导我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38年后的今天，党内资产阶级和他的继承者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强行推行私有化，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亿万工农几十年含辛茹苦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彻底改变为封建、官僚的私有制社会，欺骗和忽悠了全国广大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从包产到户的私有农耕开始，到当今封建官僚的资本全面复辟，出卖集体所有制土地和国有企业。

党内走资派邓氏所搞的特色私有化，是当今中国产生一切腐败和罪恶之源。反腐、不批邓，反腐、不反私，不抛弃私有化，其私有制的阶级基础没有变，还照样是邓氏特色私有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即使他们抓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腐败分子也无济于事，也只是为了继续推行邓氏特色私有化路线，扫平他们的异已障碍而已。因为邓氏私有化的土壤还会继续产生新的腐败。我们在观察走资派的真假反腐时，不仅要看他怎么演说，更要看他实际怎么做。如果有人天天喊着要清除腐败，要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但他还再一心一意加速复辟私有化、市场化进程，放任资本继续呑噬劳动人民血汗的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新的土豪肆意横行，这种反腐，充其量就是政治骗子，不是别东西。38年来党内资产阶级邓氏特色私有化复辟的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实，已经给全党、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反腐必批邓、反腐必须抛弃私有化的政治课。总结、分析他们复辟私有制的阶级基础；批判、深挖走资派邓氏的复辟根源；对提高广大党员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觉悟，确保我们永远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旗帜，将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8年来，走资派们是如何将中国引向私有化不归之路的呢？？

一、 首先党内走资派彻底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其斗争锋芒所向是指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目标是重新夺回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政权。因此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必然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旦他们时机成熟、权力得手，就必然首先否定这条伟大的理论，不然他们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复辟私有制，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科学总结，也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和根本保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实战”锺炼和洗礼。这个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在今天和今后的时间里，将永远是指导中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行动指南。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而这第二件大事，却是毛主席花费心血最多，动用最浓墨重彩的一大手笔。文革后，毛主席对自身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做了谦虚和客观的评价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是主要的；缺点是三分的，其中的三分问题的教训是来自多方面的：从我们切身参加文革体会和总结分析文革问题看，原因大致是：1、开展文革是没有先期的任何经验。2、林彪反党集团跳出来的破坏和干扰。3、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为了转移群众斗争方向，保存自已，站在反动立场上，挑起群众斗群众，搞白色恐怖；制造武斗；并作假检讨、假认罪、做了假保证“永不翻案”。我们不妨将他前后说的话做一个回忆对比。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邓小平还说：“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像过去所有重要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向党和毛主席要求出来工作时，曾写信给毛主席，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毛主席逝世后，1981年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并且说：“不问姓社姓资”，“跟着美国走”“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从邓小平这些相互矛盾的论述，可以肯定邓小平所谓“理论”的灵魂和核心主要是翻案、是复辟私有制、强行推进私有化,是要彻底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翻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案。当他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时，就肆无忌弹利用权术要排除一切复辟和翻案的障碍，1980年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他说：“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我和少奇，19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又说“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1956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从这段话我们就不难看出改革的总算计师的阴险毒辣嘴脸。1978年他刚上台不久，还未掌实权，迫于当时形势需要，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科学地历史地看”，可到了1980年，他的屁股坐稳了，翅膀硬了，时候到了，就改口说“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他阴险毒辣的两面派手法，历史也有记截他的劣迹，在华国锋主政时，他也是用同样的两面派的手段，也信誓词旦旦写信向华国锋保证出来后一定支持华国锋工作，当他位置坐稳后，他就翻脸，就以“两个凡是”搬倒华国锋，而后当上慈禧太上皇。他“永不翻案”的誓言靠不住。他是一位口蜜腹剑、翻云覆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是可以与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唐朝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宋朝戕害忠良的秦桧和现代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坏人比高下。其人品低劣，为人之狡诈，行事手段之卑鄙，称得上是一位非常老道的反共高级算计师。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先为被打倒的走资派平反、翻案，泡制了若干问题的决议，后又为被我党、我军推翻的地、富、反、坏、右平反、翻案，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然后一步一步反攻倒算，走上了和平演变的翻案复辟私有制的不归之路。在我们的面前一，好象出现了苏联倒台瓦解的一幕，是那样眼熟，“新思维”、“透明化”、“多元化”、“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创新”步步完蛋。这哪里是戈尔巴乔夫集团自己发明的，分明是西方杜勒斯们早就设计好的套子，戈氏集团不过是这个程序的执行人罢了。苏联倒台的每一个步骤，里根、撒切尔都了如指掌，她最先向资本主义世界宣布了苏联行将倒台的消息。苏联完蛋后，戈氏向老布什报告他完成了任务，山姆表彰他改变了世界，功勋“永垂不朽”。（摘取作者周子钧《沿着苏联崩塌进程走到哪一步了?》一文）时值今天官方的隆重纪念《转折》。我们才更深切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丑恶嘴脸，才更深切认识和看清这位老道的反共高级算计师，是怎样给全国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做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一次“伟大”《转折》的“中国梦”，一场持续洗劫的官僚资本主义复辟梦还在沿续。

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分田单干，取消人民公社，彻底瓦解农村集体经济。党内走资派明知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要复辟私有化，要翻案，首先就得向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开刀，在联产责任承包的名义下，推翻了人民公社，使广大的农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个走资派的同党万某某还专门制造和泡制一个冒死的小岗村十八个懒汉做为充当瓦解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先锋和假典型。据《小岗村：记住不如遗忘》的帖文说：小岗村分田单干30年来，至今还是穷困，首倡分田单干的小岗村村民严富昌说：“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带后富。说实话我并没有脱贫，我的住房子，白天可以看白云，晚上可以看星星，下雨漏个不停”。但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为了制造和欺骗农村分田单干就富起来的谎言，面对“改革小岗村”20多年，还是“七个没有”（即没有学校、企业、自来水、电话、马路、楼房、卫生厕所）怎么办？只好假戏真做。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从外边送给小岗做包装费就将将近一个亿人民币，尤其是张家港市长江村的经济、物质的支援。如果把这些钱分到每一户，每户近100万元，每人近25万元。可小岗村村民还是不买领导的账。（引自《中国农民调查》第233页上）中国广大农村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党对我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我国农村农业集体所有制。由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由人畜力、机械化加电气化到现代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走资派一经权力到手，要恢复旧社会的私有制剥削制度，就必须首先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他公然地说：“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1956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在全国推行私有化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使多少年来积累的集体经济全部葬送；使我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毁于一旦；使波澜壮阔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付之东流；使近九亿人民和广大农村农民摆脱不了贫穷、落后，三农的问题席卷土而来。

    而恰恰相反的是，河南省的南街村，他们吸取分田单干的教训，重新收归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道路。38多年来由一个普通的农村，三千多人口的地方，已经拥有年均产值20多个亿人民币和7个食品加工厂，对全村的人民实行生活半供给制，从幼儿园的儿童开始到上大学的大学生，一切经费由村集体支出，家家户户都住进三房一厅，生活的家用电器一切齐全，退休养老、医疗、福利保保障到位，成为中原大地的一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鲜艳旗帜。类似南街村，坚持村集体生产资料所有制，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有华西、周庄、刘庄等全国7000多个村庄，还坚持村集体生产资料所有制，顶住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压力，坚定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道路，创造了共产主义社区的人间净土，成为中国农村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光辉典范。他们那里没有穷人，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小；没有吸毒卖淫和黑恶势力；没有腐败党风和卖淫嫖娼。而这些个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先进典型，根本得不到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及主流媒体的认可和支持。他们为迎合私有化改革的政治需要，对分田单干的私有化小岗村却是赞赏有佳，大吹特吹，38年来由于所有制被变更，农村的土地被单干，城市工厂被卖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有权被剥夺，政治上被淡化，文化上被丑化，生存上变恶化，经济上走上贫困化。让我们看到的是在“不争论”、“不分姓资姓社”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帜下，失地失山的农民工进城，成了东莞的童工，成了山西的黑砖窑工；失去国营企业的工人，成为天涯沦落的下岗工人。他们剥夺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在黄、毒、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一片“辉煌喧哗”声中，使占人口绝大多数工农大众重新沦为当今中国买办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双重奴隶，重新沦落为“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由于党内走资派和主流媒体一直视小岗村私有化为改革开放的标志，硬是用编造的私有化假典型小岗欺骗和忽悠全国人民。全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各基层党组织，也因集体所有制被改变而流于形式，村的党员干部出现了百万富翁和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有的村书记和村长成了当地的村霸和地霸，以及黑恶势力的代表。党内的资产阶级和继承者们，却抛弃类似南街村，坚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创造共产主义社区的人间净土，成为中国农村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典范。就是要死心塌地树立中国几千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安微小岗私有化假典型，极力推行所谓“城镇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卖光的前提下，对广大的农民采取“强征”“强拆”“抡夺”等形式，又一次将我国广大农民推向灾难的深渊，使广大农民成为“流亡的农民工”。我们可以相信，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城镇化”政策，也要不了几年，必将会把中国农村引入私有化不归的陷阱！

三、改变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掠夺国有资产，瓦解国有企业，制造两极分化、重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30多年是改革开放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包装下，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都心领神会，将推行私有化的所谓“改革”的妙方，渗透和推广到全国党政企事业机关单位，全面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在“改制和转轨”的掩护下，实行抓大放小，“靓女先嫁”，大量掠夺国有资产，把国有企业卖给高管、私企和外资；引进外资，对外商外企和民营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使其享受超国民待遇；实行股份制，化公为私，蚕食和鲸吞公有企业；大肆掠夺国有资产，使公有企业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由开始衰落到亏损、到资不抵债、到被低价拍卖。《人民日报》2007年2月1日一篇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说“民营经济已占有全国GDP的65%左右，占经济总量的70%到80%”。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甚至有人认为更高），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超出了社会容忍的“红线”。我国的两极分化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调查）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中国的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2008年增长6.1%。其中，亿万富翁达到5.5万人，十亿富豪和百亿富豪分别有1900人和140人。百万富翁已不计其数。据认为，占人口0.4%的富豪占有社会财富的70%。据刘日新同志写的《修正主义的拙劣辩护士》三评田瑞昌同志一文上说：“世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估算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14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6.6%。联合国统计，2005年中国大陆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有18%的人口，即23500万人。不但在农村，而且在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穷人。”2006年2月26日《纽约时报》说：“在过去十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7%以上（国家统计局说在9%以上），但富人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发表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2010年8月《环球人物》杂志有报道说：“我国自1992年以来，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22187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