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8年5月起，毛远新便在文革中的辽宁省做了七年多的省级领导。在这期间，辽宁省发生了杀害张志新这一后来震惊全国的惨烈案件。无疑，作为省委副书记之一的毛远新，确也有洗脱不了的罪责干系。但说这件悲剧的发生，全因毛远新一个人所致，似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5年9月，毛泽东又将毛远新调离辽宁，让他到自己身边，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毛远新也被捕入狱，开始了其人生第二次、而长达十多年的铁窗生涯。 毛远新的文革十年历程，大体上是三个阶段：以做周恩来联络员起始、而以当毛泽东的联络员告终，中间七年，则在辽宁做了一任“封疆大吏”。 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真实关系 文革中，有一张著名传单流传全国，那就是毛远新写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张传单上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6年12月11日。 因此，很多人看到这份传单后，便认为毛远新是哈军工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 毛远新不是已经毕业近一年、并且已是在云南的援越空军基地的现役军人了吗？他怎么又成了军事院校哈军工的造反派红卫兵了呢？ 的确，毛远新是参加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但他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甚至也不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1966年8月3日成立的，而毛远新却在8月中旬才从云南部队返回北京。因而，红色造反团的成立与他无关。 毛远新到北京后，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做了周恩来的联络员。到他写出《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则已是红色造反团成立有四个月之后（12月11日）的事了！ 但是，已是军人的毛远新，为何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并将此事公之于世呢？ 一则，毛远新的确是支持母校的红色造反团闹造反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这点。第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红色造反团红卫兵的身份，去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一件重要特殊任务。 当时，周总理命他去延边处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军人身份，而是用红卫兵名义，以避免某些麻烦而有利工作进行。这样，他就找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弄了袖章、证件，并以红色造反团成员、化名“周进”的身份，去处理延边那件事。此事之后，则与红色造反团再没有什么实质联系了 虽然，后来毛远新在1967年1月20日与3月8日，又先后给红色造反团写过《给全团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必须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篇大字报，但那不过是他在北京对哈军工造反的同学们表现出的一种战略性理论性的关心而已。实际上，由于当时毛远新所处的地位与工作性质，他也不可能真的与红色造反团的同学们“战斗在一起”。 毛远新后来告诉他的母亲，他与红色造反团的关系，“仅仅只有三天”。 是一个利用袖章、证件的关系。 当母亲成为“叛徒” 文革中，毛远新遇到的令他最尴尬的事，就是他到处鼓吹造反、支持造反，而他的母亲朱旦华，却在江西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1967年3月，所谓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被中央认定。历史上原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在国民党狱中办了假自首手续，用此特殊方式得以出狱的六十一位中共干部，被文革时的中央，重新定性，诬为“叛徒集团”。这样一来，凡是原来曾从国民党监牢里活着出来的中共党员，都有了成为叛徒的嫌疑。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汪东兴通知毛远新，说毛泽东要见他。跟着汪东兴，毛远新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毛泽东在那儿告诉他：“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毛远新一听，当即就懵了，心里很紧张，就问：“那我呢？我也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一个娃娃，小萝卜头，没有你什么事。” 谈话结束出来时，汪东兴正在值班室等他。 汪东兴说：“前天中央碰头会正式决定立案审查新疆一案。我向主席建议是不是给你打个招呼，主席就要我找你来。按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毛远新点点头。 汪东兴又说：“你一定要服从中央决定，和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考验。” 随即，汪东兴又拿出一包材料，要毛远新回去认真看看。 毛远新到自己的住处，打开那包材料看，全是江西一些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方志纯的材料，其中有宣称方志纯是叛徒的材料，但没有毛远新最想知道的新疆一案的具体材料。 过了几个月，1968年5月，周恩来总理将毛远新找了去，说：“中央决定你去辽宁工作，不再继续担任联络员。”并将一份刚印出来的中央文件递给他。那是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文件中指明毛远新作为军队参加革委会的代表，担任副主任。 在那份文件中，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原因就是马明方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被诬为叛徒。毛远新连忙对周总理说：“中央要我去辽宁工作，在辽宁又点名批判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马明方一起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我怎么办？” 毛远新这里说的是马明方，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其母亲朱旦华与继父方志纯。 周总理想了想，说：“这样吧，在讨论有关涉及新疆问题的干部时，你都实行回避。” 随后，周总理又笑着说：“其实，你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娃娃，送进了中央托儿所嘛 ，没有你的事。” 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时被国民党抓捕一事、以及所谓新疆叛徒问题，被隔离审查。不久，1968年1月，朱旦华也遭到同样的噩运。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逼迫朱旦华，要她交待所谓“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问题。朱旦华当然不承认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于是“审查”便成为她长期面对的“待遇”了。 1968年10月，朱旦华进入江西省革委会集训队一队，成为一个被重点监督的对象，本队的两个女人寸步不离地监督她，朱旦华走到哪，她们便跟到哪。如果不经监管人员允许，她便不能去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也不能上。同时，“冻结”了朱旦华的工资，每个月只发给她生活费三十元。 集训队地处高安县的向阳农场等地，实质就是一个超越法律的专案审查场所。朱旦华在那儿每天除了从事养猪等农活外，就是接受无休止的审问与大会小会批斗，被逼交待子虚乌有的问题，没有交待，就批斗，甚至要跪着接受批判。 集训队的日子一直到1972年1月才结束。集训队官方宣布解除对朱旦华的审查，下放到安福县针织厂劳动。 母亲平反，儿子入狱 1975年10月，中央办公厅10号文件，终于不得不承认，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并不存在，马明方、方志纯、朱旦华等回到延安的100多人，都没有自首叛变！ 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发文，为这个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害的所有同志，全部、彻底予以平反。 这样，方志纯、朱旦华便在1975年8月，先后被江西省委宣布恢复党籍、公职、补发工资。 历经八年的恶梦，总算结束了。 然而，当朱旦华有幸摆脱恶梦，母子间久别的天伦之乐尚不及重温之际，她的儿子毛远新，却加速滑向人生的巨大深渊…… 1975年9月，毛远新被调离辽宁，到北京做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 一年后，“四人帮”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