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所有制状况决定社会普遍“人性”

　　(修订稿)

　　○傅晨光

　　理论上提倡自由主义、搞全面市场化，是2000以来压倒中国社会的一个浪潮，这个浪潮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本来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已陈旧的理论，上世纪70年代我国理论界对之就进行过批判。但是，当代的青年并不了解这种理论的实质，很多青年人为“图新鲜”盲目地追随。所以有必要对这种所谓的“理论”的陈旧性和危害性进行分析批判。

　　“人性论”的“性恶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本文主要谈“新自由主义”的“性恶论”与马克思主义“人”论的区别，认识了这一切，读者就可知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它。

　　(一)

　　“人性论”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更是“古已有之”。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社会面临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时候，总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寻找理论根据，追根溯源，最后大多都要上溯到“人性”的问题，希望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根据。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论”。

　　作为基本成型的民族主义的“人性论”，中华民族的“人性论”到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并且完成了分化的过程。

　　在先秦时代，围绕着“人性”是善是恶就形成了大致三个派别。一派是孔子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的恶是社会后天的“习”造成的，提倡人的后天要不断加强“修养”以达于“至善”;另一派认为人性本恶，以战国时期杨朱为代表，公开提倡“贵生”、“为我” 、“贵己”，他的名言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荀子也属于这一派;还有一派，就是“无善无恶”派，在先秦时以告子为代表，认为“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也认为“善”、“恶”决定于后天社会的养成。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也是属于这一派的著名人物。

　　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相同，自古希腊以来，由于尖锐的社会矛盾，西方历代思想家要提出变革的方案，最后也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同样也就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性论”。希腊罗马时期和千年中古时期的“人性论”应该说也是丰富的。但就当代现实来说，影响最大的“人性论”是英国18、19世纪形成的“人性论”。如霍布斯所痛恨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尔萨思的”人口论”和以达尔文的 “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向前苏联和中国推销“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一例外地，理论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学说，其《国富论》，就是从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一“人性论”立论开篇的，也就是说，全部自由主义老祖宗的学说体系，是以“性恶论”为其人性论基础的。

　　以探索有一种万古不变的“人性”的“人性论”为基础从而再创立一种“万世不易”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发展的学说的理论思路，到了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后，是被彻底地改变过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研究“人性”的，但他对“人性”的发现与古代认识有根本的不同。

　　让我们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划时代的哲学纲领说起吧!

　　《提纲》怎么能有“人性论”呢?不少人可能马上有疑问。其实，认真看一 下，不仅有，而且极其深刻。

　　《提纲》在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错误认识时，就区分了“具体人”和“抽象人”，指出了费尔巴哈头脑中和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人”，而是经过了他的大脑抽象了的“个人”，从而确立了完全区别于“抽象的人”的“实践的人”的关于“人”的全新的概念。

　　接着，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很起劲地到处说道 “人”不是他要说的“人”，只有这个“人改变环境，同时环境也改变人”的“实践的人”才是真实的、现实的人。也就是说，处在劳动改变世界而世界也改变人这种相互关系中的“人”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从人的社会要求出发的理论和学说，必须以这样的“实践的人”为出发点，不能再以费尔巴哈想象中的那种“人”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立论的第二个环节。

　　再接着，马克思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新观念，不仅奠定了关于“人”的新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揭开了关于人的本性研究的新思路。这就是：谈人的本性，不能离开“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实际上指人类全部物质生产劳动，而不仅仅指每个单个的人的日常生命活动。这一点没有理解清楚，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不能得到正确理解。)及其形成的物质生产生活关系(主要指社会制度)。

　　到这里，马克思在《提纲》中就已经确立了一种新的“人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从“人性”的先天假定出发来谈“人”的问题，而是联系“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状况来谈“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这样的“人性论”出发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精粹的表述。《导言》一开始就说，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论述，实际上是从类似于《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文学想象中那种流落到孤岛、脱离了全部社会历史关系的“鲁宾逊”为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从“人”的一种思维假定出发的，是错误的。马克思重建了政治经济学，就是从这样的“人论”基础出发的，这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现实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人，都无不是处在具有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而不是“鲁宾逊”。

　　哲学的费尔巴哈著作中的那种“人”也是“鲁宾逊”，现实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

　　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就在这里。

　　马克思思想的伟大和超越了他所有的前人，由此才能看出!

　　马克思已经指出了“人性”是“善”也好，是“恶”也好，最早都是由于人的不断发展的“感性能力”对于他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而已，在远古时代社会劳动产生了“剩余产品”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产生了人们对于这些产品的占有、分配关系，于是，产生了对于土地、劳动工具乃至对于“人”、“战争俘虏”等等的占有和分配关系，这种关系的固定化、强制化就是社会所有制(最早是公有制，私有制是后来才有的，根本就不是永恒的东西。)。

　　认真体会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第一、他是认为“人性”最早本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性“善”与“恶”的连同人们这种矛盾对立的意识，都是人们自己历史的活动的产物。第二、由于马克思确立了区别于“抽象的人”的“实践的人”的观念，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在发展，没有一刻停止(马克思是提到过物质世界“这种劳动一旦停止”的情况的。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连“人”本身都会改变，更何况“人性”呢?更何况“善”“恶”及其观念。所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一整套“人性论”，那么，这个“人性论”也是坚决反对有所谓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存在的，他的学说认为人性是随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而逐渐改变和不断完善的。这种“性善”论是发展的“性善论”。

　　马克思揭穿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性恶论”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性而不是永恒的“人性”，这个“一定的时期”也仅仅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大工业发展时期。《资本论》中专门说到“致富欲”，在一般经济学家看来是“人人都具有”、“永远都不变”的，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 这种欲望，不过是人类私有制存在和发展时期的一种特定的“欲望”，私有制这种基础改变了，这种“致富欲”也就必然消失。人类其他各种“欲”，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与“致富欲”也是一样的。

　　所以，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学说的基础都是来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是“性恶论”论者。很多人看到马克思对这两个人的学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特别肯定这两个人在学术上严谨科学的态度，就错误地以为马克思就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简单相加，一如苏联时期连苏联官方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编撰成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简单相加一样。实际上，马克思只是肯定他们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历史的 地位，批判地继承。他的 主要工作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摧毁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而以去糟粕取精华的方法建立了新的基础，在哲学上的工作，同样也是摧毁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前提，以去糟粕取精华的方法建立了新的哲学基础。

　　完全不懂得“人性”的历史发展——脱离人们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去讨论人性的“善”与“恶”，是思维的抽象，“人性”本身就是人类自己“历史的创造”，过去有过去的状况，未来有未来的发展。一个社会普遍的“人性”状况，决定于这个社会的所有制状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任何一个关于人的基本特性的西方学说，都没有说出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二)

　　社会所有制状况决定社会普遍“人性”，从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历史实践就能得到证明。

　　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两种社会所有制的历史变迁，从实践中恰恰也看到了“人性”的两极变迁与所有制变迁过程是一致的，正是“在对(这个历史的)实践的理解”中，才真正懂得了认识“人的本性”，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历史生活条件，“人的本性”不过是由一定的社会所有制状况所决定，抽象地谈论“人性”是“善”还是“恶”，将社会基本制度(主要是所有制)的改革建立在“人性恶”、“人的自利的打算”的“人性论”基础上，创造一个“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金钱决定一切”和两极分化的社会，既是对人的亵渎，也是制度的倒退。这种思想潮流和历史潮流，终将会为新的历史潮流所吞没。

　　上世纪70年代，虽然社会在搞文化大革命，但基本社会秩序并没有乱，而是很安定，人们在人民公社和国营工厂中劳动，虽然基础条件是比较差(历史的原因是主要的)，但人人健康向上，人与人之间有劳动竞赛，但损人利己的现象一经发现都为群众所不齿(这就是当时社会道德);社会的互助是普遍的、随时随地和不讲报酬的，见到困难的人，人人都会伸出自己的友爱之手，不是通过现在这样所谓的“慈善机构。

　　很多人都能回忆那时候其实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连古代“圣贤”都感到难以实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

　　社会矛盾是有的，如收入分配中，能力强一些的就要求多分一些，对共有制有怨言的就是这一部分人，这部分人认为自己能力强多分多占天经地义、理所应当。这是当时社会带有普遍性的一个矛盾。但调节这一制度是有的，当时通过“按劳分配”调节和解决的，照顾了这部分人的利益，照顾了在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之间还有文化程度、劳动熟练程度、性别差异、体质的强弱、家庭人数不同等这些差别，也就是照顾到了分配的不平等暂时存在的合理性。

　　“按劳分配”并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初级阶段的暂时政策。共产党人的目标是要建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请注意：“需”固然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但“人”的社会需要在历史发展中是发展变化的，以“当下”的人的发展状况为永恒的依据和思维前提，是无法理解“按需分配”的社会能够实现的。人类会创造出新人，“按需分配”是那时人的需要。现实的人只能暂时实行按劳分配，因为现实的“人”的财产可以拿出来实行公有，但还不能要求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自己身上拿出来实行公有。只有当社会发展达到人的劳动力(体力和智力是一样的，都是劳动力)达到统一的状态，按需分配才能到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同时劳动力也要公有之上。

　　一时既不能平均分配又不能使个人进行高积累，从而形成私有财产，怎么办?只有实行“按劳分配”，照顾到人还有能力等各种个体产别的历史现状，另一方面也防止了社会两极分化。

　　不可否认，当时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是“自己个人能力强”而对于集体劳动有不满的言论和行为，这些有严重小生产思想的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大量存。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思想，以后确实成为了破坏公有制的潜在的但又是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固然证明了“恶”的胜利，但是，对这种“恶”的改造的历史也是存在的。

　　(三)

　　马克思已经发现，由于人类历史的活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也就有私有制以及人们的私有观念。私有制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发展，使世界颠倒，同时也就产生了人们关于颠倒了的世界的观念。例如，由于历史的发展，到了一定历史阶段，倒是私有财产占有的一方更有条件表现着“人性”的“善”，他们成“修养”的化身，文化的代表，而失去私有财产的一方可能更表现出“恶”。

　　这些，就是马克思发现的——由于私有制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人们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观念也是被历史地颠倒了的观念。

　　“人性”决定于社会所有制状况。一方面希望社会普遍富裕，一方面要恢复私有制，只能是南辕北辙;一方面希望社会进步，社会安定，社会道德健全，一方面恢复私有制度，也是南辕北辙。

　　经济学家提倡“个人致富”，以“富”诱人，只能对少数人有利，私有财产一经集中于少数个人手中，发展结果只能是以不断加强的力量更快速地导向“两极”，而不可能有利于全体人民，更不可能有利于普通劳动者(工人和农民)。(2014年9月修订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