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4月18日到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从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4月15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毛主席仍然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操劳。刚卸去国家主席，毛泽东就收到由周恩来送给他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4月17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09) 4月26日，毛泽东又在内务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26) 4.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4月29日《党内通信》。为了不违农时，抓好春耕大忙季节，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时，首先抓住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 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这是针对当时中央领导人(主要是在一线领导的刘邓等人)自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瞎指挥”提出来的，它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坚决纠正“五风”。 通信写得通俗生动，而又十分尖锐、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它指出：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不相信那些搞“浮夸风”，吹出来的虚假数字。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他提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且具体指明了前进的规划、步骤和工作方法。还指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35-238)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50) 这些政策的实行，对帮助社员渡过粮荒、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落实工业指标。开过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所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然而，经过实践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 之后，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是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一千三百万吨。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主席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陈云文选》第3卷，P139、140)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 “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就有这样的表示。”(吴冷西《忆毛主席》，P135、136) 可是，大跃进中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明是在他们主持下大刮“五风”，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而且更加卑鄙无耻的是：刘少奇就是在此后不久，他即开始像苏联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大讲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才造成了当时的严重后果。毛主席生前，邓小平还不敢这样公开讲，而当毛主席逝世不久，他随即利用篡夺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大肆攻击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大跃进运动。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杨尚昆日记》上，P398)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邓小平彭真领导的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央政治局6月20日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吴冷西《忆毛主席》，P140) 听完汇报后，已是晚上8时30分。次日(6月21日)0时30分，毛主席又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即后来的庐山会议)。后经武汉、长沙，回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真是费尽了心血!这与刘邓等人是根本不同的。 5.到韶山。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从1927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毛泽东回韶山前，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放眼远眺，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此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6月25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韶山的路。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32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坟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可以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文集》<4>，P634) 6月27日下午，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滴水洞那边的两山之间，是大跃进中修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要坚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它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主席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5) 6月28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端问世。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被人们吟诵和传唱的诗作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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