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熟悉文革主旨的反毛狂

杨继绳——熟悉文革主旨的反毛狂

——《道路 理论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析

李甲才

2014年8月24日~9月14日

几十年的“改开搞”，不改变党和国家名称，“挂羊头卖狗肉”，否定毛主席时代属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一切，骗了无数“过客”，且已成了一时难以扭转之势，自然繁衍出一大批走资派、西化派、洋奴汉奸卖国贼。他们有的是从共产党内分化的，有的是从党外产生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随大流的。在这种庞大的反毛反共反社的阵营中，杨继绳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局势下，从共产党组织里孵殖出的一个西化价值观念比较纯粹的信徒。

仅知的李锐、李慎之、郑必坚、高尚全、张维迎、茅于轼、辛子陵、贺卫方、袁腾飞等人，同其相比，还是杨继绳彻底完成了“脱胎换骨”。虽然是从毛式社会主义时代蜕变而来，但蜕变得完整。他是反戈一击后的资本主义主张者，从思想深处认同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其突出特点是同那些浮上水、攀高枝、看眼色跟风吠毛者不同，对文革的理解符合毛主席发动、实施文革的主旨精神，比那些粗糙的漫骂污蔑之流道行显然深了很多。处心积虑的反毛反社反文革，孽生出些鹰犬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上列那堆右翼人士，如果是处在资本主义持续的美英法国度里，倒情有可原。在中国社会主义被弃置后，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毫不犹豫地站到几百年一贯制的资本主义轨道上，反对历史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悲剧的一斑，更加说明了争取社会进步的艰辛，追探求新机遇的苦涩，从反面体现出坚持社会主义的艰难可贵。

2013年12月24日，北京文艺网上杨继绳的《道路 理论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其文要比《墓碑》书中随意地武断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的反毛水平高了不少。其饿死人数受到孙经先面对面的驳斥而理屈词穷，但造谣反毛反共反社符合西方的一贯需要，自然会声名大噪并得奖励。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初衷，被“苏东中”的现实证明，由社变资天怒人怨，再反文革就显得不合时宜，丧心病狂、死心塌地。世殒英雄，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丑狂妄充大，不自量力，遂去桀犬吠日。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道路 理论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第1页，以下简称“杨文”）应该说杨继绳的这个结论还是正确的，比那些怨气冲天，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文革的“还乡团”要深刻得多。

1969年4月，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对文革发生的原因阐述得非常全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1976年前后的走资派连续不断的倒行逆施证明了毛主席结论的正确。毛主席最先从上层的蛛丝马迹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学习材料》1969年第4期，9大文件汇编第1、2页）只有深切忧患社会主义未来的领袖，才能提出那些高屋建瓴的理论，廓清了迷雾，指明了未来。

在“九大报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中，“简略地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引用阐释了多条马恩列的经典语录，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马列主义精神。“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第28卷第235页）“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162页）（《学习材料》第3页）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早就隐藏在苏共内部的走资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实现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的预见非常正确。

毛主席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又同苏修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无以伦比的英雄气魄，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九大”、“十大”的文件中就可以找到文革发动和持续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杨继绳对文革的起因的判断，比“11届6中全会”的“决议”准确全面。不是无的放矢的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运动，是毛主席最先最深刻地察觉到党内存在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势力。

杨说：“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杨文第1页）“理念”是个新词语，“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泥潭中挣扎”，都是资产阶级反共反社语言范畴内的词句，表现了追随走资派对文革的错误看法、为当权者呼号的思想认识。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反复辟的演习斗争，毛主席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也果然在他逝世后被“粉碎”，正表现了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持续几千年、几百年，而社会主义却未持续不间断，说明旧社会基础的根深蒂固。要否定一切旧的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既表现在党内，也表现在党外，党内的比党外更为复杂。英法的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都经历了近百年的反复辟斗争才基本稳定下来，何况要同旧社会的一切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十大报告”分析得深刻正确。

“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十大文件汇编》第12页）这不但概括点明了刘少奇、林彪集团，也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政变篡权的实质。他们有一个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广大革命者也自然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们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十大文件汇编》第13、14页）毫无疑义，林彪是这样，华国锋、邓小平也是这样。

毛主席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个斗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学习材料》九大文件第8页）当时在系统地搞路线教育时，又增加了一条“存在着帝国主义阴谋颠覆的危险性”。被称为党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站在党和人民的安危上，现在则有了更丰富的事实内涵证明就是生命线、幸福线，但和杨继绳的看法截然相反。

1976年10月，华国锋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惜发动宫廷政变，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继续革命学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他们本身也就成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路线和政策全部纳入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轨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巨大成果被新的资产阶级所损毁、瓜分、占用，成为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

用这些理论和实践同杨继绳的说法相比照，只能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站在不同的阶级、集团立场上就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只要用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就能看出杨继绳别有用心的狡黠攻讦。

杨形容“文革像钱塘江涨潮一波又一波得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秩序破坏了，群雄蜂起，你争我夺”。（杨文第1页）文革的过程展现了党内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尖锐复杂。不是像、而是“革命的过程”、“巨大革命的画卷”这种全民参与的革命史无前例。

“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是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激烈较量中，另一个阶级、另一种路线破坏反扑的垂死挣扎。毛主席极其愤怒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将无数的无辜群众和师生打成反革命，“何其毒也”是毛主席对他们的定性。如今得势了，“贼不打三年自招”，由那些当年捣乱的高干子弟出来道歉。

现在我们知道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到底是群众自发的，还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一大批走资派在幕后挑动的，说明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些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进展中，难过“斗私批修”关，由民主派演变成走资派，而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且复辟成功，主导了中国的大政航向。像杨一类人自然只能这样说，同时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和说法，成了没有主见的刀笔吏。他明白自己的“陈迹”并未能藏匿得人所不知。光凭1964年能加入党组织，就可窥测出那时的政治态度，也可能是表面伪装的吧，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斗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杨文第1页）“道路之争”抓住了要害，同那些仇恨文革并否定为浩劫论者，很是“泾渭分明”，说明杨的理解是深刻正确的。在道路问题上，连洋奴们最崇拜的美国不也是你死我活吗？不同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这种道路斗争主要集中地反映在党内领导人中，不同于国共两党明火执仗的对抗形式，人们往往难以区分此类阵线不分明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下容易被骗。

杨说道：“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依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了文革剥夺了刘少奇的权力”。“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杨列举的三条理由也有见地。第一，只分别开了一次会，便打倒了彭德怀和彭罗陆杨；第二，如果文革是为了打倒刘，能和建立共和国同等重要吗？“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第三，“毛说文革七八年一次，刘已打倒了，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如果真的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革吗？”（杨文第1、2页）

“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并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杨文第2页）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准确地说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分歧已久、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表明在党内确实存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等于承认了刘是走资派的结论，和邓一类人看法不同，从反面戳穿了“毛刘的矛盾不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的邓小平理论。杨又举了许多实际的事例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