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掩耳盗铃的游戏

　　二、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的生产

　　对社会生产的主导，表面上是对组织生产活动过程的主导，实际上要从对生产资料、劳动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控制入手。因此，社会机构对社会生产的主导主要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社会劳动的主导和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主导三个方面。

　　(一)社会机构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对社会生产主导的基础

　　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的前提，没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机构就谈不上对社会生产的主导。

　　但有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机构也可能不主导或者主导不了社会生产。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机构放弃对社会生产进行主导的方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社会机构和私人资本共同主导社会生产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尽管存在国家和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社会机构已经无法独自主导社会生产。在非物质性生产领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政府服务的错位，就是无法独立主导社会生产的表现。由于经济学没有把非物质性生产纳入社会生产体系，因此，人们习惯认为非物质性的生产单位与社会财富创造无关，它们是“花钱的”单位。如在国家机关、国家事业单位、保卫国家安全的军警机构、法院、检察院，这些都是非物质性的生产单位，这些单位“生产”的是保障物质性生产能够正常开展的“服务型产品”，没有这些“服务型产品”提供给物质性产品生产单位，物质性产品生产单位想正常地“开工”是不可能的。

　　社会生产分为物质性生产和非物质性生产，与生产性开支与非生产性开支中的非生产性划分不同，分生产性开支与非生产性开支那是企业生产成本管理的内容，企业请保安进行安保，可以多一个少一个，但整个社会的安保，不是企业能够自己做主的。以往的经济学没有对社会生产的物质性生产和非物质性生产进行区分，也就无法解释给非物质性生产单位员工发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是否属于劳动报酬。它直接导致了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和评价这些被归类为“财政供养人员”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乱花纳税人的钱”是这些“财政供养人员”最容易“犯”的错误。尤其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下，这些“财政供养人员”都逃脱不了“被”生产资料占有人请来“打工”的命运。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纳税”的生产资料占有者因为主导着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也就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说，社会机构代表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组织主导社会生产，是为了社会利益的需要。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或集体共有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不得不做的事情，放弃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或集体共有，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将不复存在。

　　上面的情况还表明：如果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那是资本持有人（或资本家），通常以市场主体——企业作行为主体，替整个社会打工，它们是社会机构代表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组织请来参与社会生产的；如果是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在允许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的这个社会中，所有参与社会物质性生产和非物质性生产的单位，都是私人资本联合体请来参与社会生产的。

　　严格来说，社会机构对社会生产的主导是社会发展到了需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时候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有关，或者说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一些历史学家把资本家阶级看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就是看到了资本家阶级在推动生产资料社会化从而推动生产社会化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⑧然而，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谁来控制生产资料并主导社会生产，对人的生产和发展至关重要。代表社会组织的社会机构控制生产资料并主导社会生产，它就必须按照社会组织的理想信念组织社会生产，以实现社会组织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同样道理，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它也必定会按照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愿去组织社会生产。

　　(二)社会机构以对社会劳动的主导来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对社会劳动的主导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的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组织授权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的目标之一。对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来说，劳动保障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否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至关重要。对于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一般表达为就业，官方对社会责任的陈述也乐意称之为就业。就业也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好，是一个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的基本前提。一个人不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没能就业，他(或她)自己的生活就没有着落，由他(或她)来抚(赡)养的人就更没有着落，他(或她)以及由他(或她)来抚(赡)养的人就得依赖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救助。然而，社会救助的能力是有限的，其能力的大小与社会组织掌握的公共资源多少有关，但能力再大的社会组织都无法救助过多因不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或没能就业的人员，更何况这些人员所必须抚(赡)养的大量的不能自食其力者也同样要救助。因此，由社会机构主导社会劳动，是解决社会中有劳动能力者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而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对社会劳动的主导涉及对劳动的认识、对劳动的利用、对劳动的保护以及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而对劳动的利用，有好的基础不等同于有高的效率，即不等同于使所有劳动者都尽心尽力干活。相反，有一定的效率，不等同于基础好(个别、少数劳动者积极性因被资本逼迫出现高效率，不等同于好)。

　　全社会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这是对全社会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都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组织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保障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获得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前提。这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劳动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主义部分的论述，对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强调的主要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构成的新型经济关系，表明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⑨但没有表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再单列“社会主义部分”，生产二要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⑩变成了三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或更多，⑾对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平等关系的强调变得非常勉强，有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平等关系的具体陈述已经不得不用变换概念的办法来解决了。⑿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21世纪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的提法，是西方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分类法，⒀其目的就是要用要素分配理论来瓦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得我们现在的读者很难了解，更不理解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的真正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或生产资料集体共有，搞不清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和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下劳动者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因而对劳动者必须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或就业)的正当权利由谁来保障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把生产资料性质与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结合起来看，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或生产资料集体共有情况下，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并保障社会中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才成为现实。也只有这样，社会机构主导社会劳动才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正因为这样，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得到了证明。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机构主导社会劳动所具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允许私人资本参与主导而变得不容易让人明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误解，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因。

　　中国大陆地区是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国情需要不得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经济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使得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机构)主导社会生产从而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社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机构)主导社会劳动同样也没有做得很好。以致于我们难以找到在生产资料公有条件下社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机构)很好地主导社会劳动的实例。不过，由于部分生产资料集体共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后还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让我们有幸观察到生产资料集体共有条件下社会机构（乡村行政管理部门或合作社）主导社会生产并很好地主导社会劳动的实践。如河北省石家庄市辖晋州市周家庄乡、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等，他们就通过实行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制来主导本乡本村的社会劳动，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在这些以生产资料集体共有的社会组织中，未参加劳动的青少年都能够接受充分教育和自主学习劳动技能；凡能够参加生产劳动的，不管男、女、壮、老、弱、残，只要个人愿意，乡（或村）管理机构都会安排其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在这些乡村里，劳动成果能够有效地用于保障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与中国大陆地区周家庄乡、南街村的情况相类似，以色列的KIBBUTZ、日本的亚玛给希主义社会实显地，他们的做法亦是采取生产资料集体共有的形式，由KIBBUTZ或实显地来主导成员的劳动。凡能够参加生产劳动的，不管男、女、壮、老、弱、残，只要个人愿意，KIBBUTZ或实显地管理机构都会安排其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

　　(三)社会机构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主导并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好坏负责

　　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第229页这样写道：“任何生产过程都只有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以后才能进行。”⒁这本书始编于1980年，尽管过了30多年，它的真理性照旧。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一般是讲作为人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企业家才能、信息等的结合，不提或尽量不提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那是因为用的是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来阐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要保护好资本、土地、技术、企业家才能、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产权。因此，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会明确认同以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基本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正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能够比以往任何社会结合得更好从而使人的生存和发展得到更多保障的基础。

　　社会生产必须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起来，怎样使这二者很好地结合，不同的经济学观点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根本的分歧在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或集体共有)条件下，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集体共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才有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劳动力才能充分利用。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通过市场竞争，劳动力资源才能得到最佳配置。两种经济学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观点，其出发点根本不同。前者基于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后者基于保证利润最大化。

　　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主导并对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好坏负责，关键在于要在社会分配中进行主导以及处理好因二者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社会机构主导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已经很好，本文不再赘述。

　　这里所陈述的关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观点，其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这样的前提在实践中已经很难找到可以对应的情形，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中国目前已经属于混合型所有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比例已经比较高。在中国国有经济组织中，虽然生产资料仍然是全民所有性质，但其与劳动者结合的情形，与以往教科书所讲的已经大不同。中国的样本，只能从哪些仍然以生产资料集体共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来抽取。这些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情形，跟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的基本一致，或许可以说，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按照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来做的。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集体经济组织按照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做，居然能够使这些教科书所描述的好结果真实地呈现出来，成为现实的东西。正像南街村人所说的，在南街村，人们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压力、没有生活压力，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学、不愁病、不愁老，村民从出生到老死，所有要花钱的事几乎都由公家给包了。现在中国普遍存在的“新三座大山”（读书难、买住房难、看病难）或“新六座大山”（读书、就业、住房、看病、养老、墓地），在南街村、周家庄乡、大寨、华西村这些以生产资料共有为基础与劳动者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通通不存在，即不是问题，因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足够用于解决这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面临的困难。读书、住房、看病、养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压力山大，原因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过程中，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足以解决其所面临的困难。

　　实际上，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就是说，中国现存的“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源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形式。社会机构主导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同时也主导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对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对社会生产成果分配的主导，能够以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主导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能力大为减弱，甚至要让步于私人资本对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主导。这种情形下，社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对社会生产成果分配权的主导能力相应下降，也就无力阻止“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的形成。

　　(四)社会机构基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方向性指导(包括调控)

　　社会生产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生产的基本要求。那么，代表这个社会组织的社会机构在主导社会生产的时候，就必定会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社会生产进行方向性指导。在这其中，处理好社会生产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是社会机构指导或调控社会生产的核心内容。首先，社会机构需要引导社会生产向满足劳动者充分就业方向发展，使得社会在劳动力过剩时以发展能够吸纳大量劳动者就业的产业为主，出台相应的支持性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直接引导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发展各种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弱质产业，如流域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其次，社会机构需要抑制那些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产生危害的产业的发展，如那些促使社会消费畸形发展的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能源耗费巨大的产业、资源消耗大而效率低的产业，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拉动生产发展有作用，却对社会生产的总体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会产生危害;再次，社会机构需要处理宏观微观发展关系，需要妥善安排好社会生产发展的轻重缓急，注意处理好长期发展与短期需要的关系，把握好国内发展与利用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区域间的综合平衡关系、产业平衡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