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掩耳盗铃的游戏

　　四、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与分配的结合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表明，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决定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27)这就是说，主导社会生产与分配就等同于主导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机构主导按照社会组织的目标来安排生产与分配、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关系、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关系。

　　(一)社会机构主导按照社会组织的目标来安排生产与分配

　　按照社会组织的目标来安排生产与分配是社会机构主导生产和分配结合的核心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机构主导生产和分配，首先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行为，其次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的目标。这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及其相应的分配活动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物质财富数量有限、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来实现社会组织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时，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使社会生产及其相应的分配活动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目标相一致，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基本要求。

　　一些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持论者，他们不是站在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立场，而是站在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立场，极力反对社会机构按照社会组织的目标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但却不敢直面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实际上，他们不是从如何改进计划经济的不足角度来谈论计划经济，而是从妨碍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并对社会主义极尽妖魔化的能事。在不同的逻辑基础、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会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有时各自的不同看法还会表现得极端对立，这本应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学术风气不好的时候，个人的学术偏好往往会引导持论者以自己绝对正确的姿态，高高在上地贬斥不同持论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缺陷即便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也能够看得很清楚，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因。认为中国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替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厢情愿的事，他们想通过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来助推这件事，现实却很残酷地用事实来证明行不通。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另文论述。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与社会组织要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结合，从而解决好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于当下而言，这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不但是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也是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清醒地认识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组织(或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要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从而解决好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仍然是这个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社会机构主导必须按照社会组织的目标来安排生产与分配，是因为社会组织目标是核心，社会生产、社会分配以及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结合，必须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安排。社会生产、社会分配以及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结合如果不能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组织起来，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人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而社会机构作为社会组织的执行者，它的决策行为、行政行为也绝对不能脱离社会组织的目标。这是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与分配的根本原则。

　　(二)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

　　由于参加生产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是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起点，那么，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而就业连着劳动报酬的支付，也就与社会分配紧密相关。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候，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力，生产活动本身与安排劳动者参加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突出，生产活动本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参与。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劳动力的替代物——机器出现之后，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进入生产现代化阶段，劳动力的机器替代率已经非常高。这种情况下，劳动就业成为问题，大量未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人以及由他们抚(赡)养人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会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机构代表社会组织采取强力措施，其中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成为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方面，发展社会生产是重要方面，即千方百计地扩大再生产以扩大对劳动者就业的吸收能力，同时着重发展能够大量安排劳动者就业的产业。要做到这些，唯有依靠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的关系，没有它途。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的持论者会告诉我们，市场是解决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关系的有效手段，不可否认，市场机制能够刺激生产力发展，但它并不意味着市场刺激生产力发展可以大量吸收劳动者就业。相反，市场机制是通过劳动者的激烈竞争并排斥大量劳动者就业而起作用的。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利润最大化的争夺，劳动力价格低廉(包括绝对低廉和相对低廉)是市场竞争获胜的决定性条件。劳动力价格绝对低廉，就是给劳动者支付低工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则是尽量少地使用劳动者。无论是劳动力价格绝对低廉还是相对低廉，都是对劳动者就业的制约。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以要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从而解决人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像中国南街村、华西村和日本的亚玛给希主义社会实显地、以色列的KIBBUTZ，他们在解决组织内部劳动者就业方面，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机构成功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就业关系的典范。

　　(三)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关系

　　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重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无法有效管控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而致使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无法有效管控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调整的原因就是主导权的放弃。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中国主张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再次分配着重公平，后来发现这样似乎不妥，又转而提出初次分配也要讲究公平、再次分配更加公平。但是，因为不了解、不明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怎样才是真正的公平、怎样才是真正的效率，找不着标准是什么，结果是做了些象征性的修补工作，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相统一问题，致使贫富差距非但不能缩小，反而出现加大的趋势。社会机构不主导或主导不了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关系，贫富差距是很难缩小的。反思中国三大差距缩小的历史，当时我们以为中国的三大差距太大了，以致于毛泽东经常说要尽快缩小三大差距。殊不知，与今天我们的三大差距相比较，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差距反而显得小，小得令我们怀念起来。现在看来，那时是能够有效缩小三大差距的，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有效地管控了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并且通过价格机制、津补贴来平衡地区差别、阶层差别和城乡差别。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中对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如何有效管控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是经济学界需要下功夫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

　　其实，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需要从初次分配就要考虑。为了使生产环节有高的效率以便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大发展，这是一个好的愿望，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是，生产和分配必须是结合得很好，这个效率才是真效率，否则是假效率，是不可持久的效率，最终从总体来看还是没有效率。现在，我们一些经济学研究人员过多关注了中国社会资源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期整个工业化积累过程的效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仅用23年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工业体系从依靠农业为主变成主要依靠工业自循环发展，这个总体效率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属于奇迹。不可否认，这个奇迹的创造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有效地管控了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可惜，这样的发展经验，中国人没有能够好好总结。为什么说社会生产和分配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有真的好效率呢?我们知道，人是要得到好的分配从而才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的，即人从参与生产劳动的那一刻开始，他(或她)无时无刻不在期盼得到可心的分配，这个“可心的分配”最低的标准就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者自身面临的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好坏决定着生产效率，如果长期忽视人生存和发展保障方面的分配，最终将不会得到社会想要的效率。而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实践证明，在初次分配环节就注意到分配的公平才能做好。从低水平保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总体经济水平很低，但那时的社会分配使得社会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可以确保社会生产总体上有较高的效率。我们一些人对政治运动冲击造成生产效率低下记忆深刻，这正好证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效率低下的少数几个年份，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是政治运动，不是分配机制造成的。这至少可以说明，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能够较好地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关系。从高水平的保障来看，中国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乡和日本的亚玛给希主义社会实显地、以色列的KIBBUTZ，都能够成功地通过高水平的保障来确保总体较高的生产效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前中国分配制度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体生产效率的发挥，同时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由此可见，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关系，具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性，适合于社会机构主导型生产和分配，也可能适合于私人资本主导型生产和分配，更有可能在社会机构和私人资本双导型生产和分配中适用。

　　(四)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关系

　　消费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容，人是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对消费进行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物质性消费、非物质性消费以及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特点的消费。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消费，最终都以消费品为消费对象。而这个消费对象物，除自然界能够提供的(如空气)以外，都要靠生产活动(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生产活动)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生产活动是由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消费来决定的。但如果这个消费品不存在或者没有能够生产出来，它就不可能成为消费对象被人消费。这样看来，是生产决定着消费，没有生产把消费品生产出来，消费行为不存在。生产决定人能够消费什么，消费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由于生产还取决于生产能力，消费需求的满足依赖于生产的成效，消费品种类和数量都取决于生产的能力，所以，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要显得大一些。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消费决定生产被不恰当利用，社会生产往往就容易为消费而生产，从而偏离社会生产和分配要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目的。不幸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消费而生产会以难以阻挡的趋势扩展蔓延，最终使社会生产演变成为资本逐利的活动。为了获取收益最大化，不择手段地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生产以赚钱为目的，人成为赚钱的工具，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转化为对赚钱手段的保障，即为了赚钱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

　　由此看来，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关系的调整对于真正保障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把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关系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朝鲜、古巴是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越南也是这样。那些以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形式运行的社会组织，如日本的亚玛给希主义社会实显地、以色列的KIBBUTZ、中国的南街村等，为了调整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都会对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给予极大的关注，不断地灌输正确的消费观，不遗余力地引导社会组织内部成员健康消费。

　　尽管不同的经济理论或不同的经济学者会对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关系作出不一样的评判，有时这些评判还会有相互对立的结论。但社会机构主导调整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无论作为理论观点还是实践活动，它不但可以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也有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来证明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

　　巫文强(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广西 南宁 530022)

　　注释：

　　①张维迎：“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的市场经济。”参见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增订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5页。

　　②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增订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3、37、3页。

　　③张维迎非常肯定地说“一个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如果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引自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增订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4页。

　　④这才是市场的逻辑。关于这一点，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不否认的，但说不说出来，则是另一回事。

　　⑤所谓主流影响力是指它曾经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影响力，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不断显现，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捉襟见肘，特别是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人们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害，其影响力就开始走下坡路，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相信、理论自信的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⑥马克思：“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什么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3页。

　　⑦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拥有的主流影响力已经不再，为阐述问题方便，本文仍然以主流经济学家称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

　　⑧应该看到，资本家的这个重要作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到底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要进行详细分析。

　　⑨参见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30页。

　　⑩马克思：“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转引自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29页。

　　⑾即除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信息、企业家才能等。参见白永秀、任保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106页。

　　⑿“从一般生产过程来看，生产要素共同参加生产过程，创造财富的属性是共同的，但不同的社会中，生产要素又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是相分离的，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一种被动的结合，劳动具有强制性，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与劳动者无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劳动建立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劳动产品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参见白永秀、任保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106页。)从上述阐述来看，作者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时用的是“要素”概念，在阐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时用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概念，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与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不同。在汉语文法中，这种情况属于偷换概念。出现这种错误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常见的现象，原因在于把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直接套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阐述。

　　⒀另外，西方经济学还有两种生产要素四分法，即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或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也有五分法的，即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资本、信息、技术、企业家才能。这些分类法也会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被提及，由此可见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深刻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变。

　　⒁参见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29页。

　　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594页。

　　⒃经济学关注当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并由此而导致生产社会化，没有生产资料社会化并由此而导致生产的社会化，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实际上，以亚当•斯密经济学为标志的经济科学，也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并由此而导致生产社会化之后的事情。一些学者把研究的视野伸展到生产资料没有社会化以及社会化大生产没有出现以前的社会，精神可嘉，由于经济条件不一样，得出的结论难以说是正确的。

　　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1995年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第5期上的《共有产权收益普遍分享制问题研究》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

　　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完成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事，一般确定为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

　　⒆1970年，中国工业自循环中工业原材料首次超过农产品原材料。参见巫文强《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10页。

　　⒇参见巫文强《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6期。

　　(21)参见南方网转环球时报网络版文章《社会主义朝鲜 住房靠分配医疗全免费》：“朝鲜国家三大免费政策之一就是住房不花钱。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房子是国家统一建的，然后分配给每个公民居住。国家分配给公民的房子是无偿的，只要有结婚申请就有房子。面积小的70~80平方米，大的100~200平方米。住房的优惠还体现在不但国家无偿分房，还分配家庭用具、如衣柜等。还不收房费，连平时的住房费用，如卫生、用电、用水、物业、冬天的暖气全是统一供应。一般一户人家平时的水电暖气费加在一起也就是2朝元，只是象征性的收费。”

　　(22)在内方外圆的南街村，他们需要与市场对接，对外的产品也要随市场大流，以能够赚钱为目标。

　　(23)社会再生产(包括扩大再生产)、再生产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再生产(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这三个方面的分配，可以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一对应于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个人收入。在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结合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一一对应;在社会机构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结合情况下，企业收入不等同于资本收益，政府收入中包含企业收益。无论何种情况，政府收入除了要承担对社会再生产的社会保障外，其中包含有支付非物质性生产劳动者的报酬(公务人员的工资、津补贴、奖金等)，政府收入还要承担人生存和发展保障中的社会保障部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

　　(2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建立可靠的工业化基础，需要人民作出牺牲。这一点，是应该使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都来了解的。这就是说，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参见巫文强《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06页。

　　(25)参见刘少奇《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转引自巫文强的《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05—106页。

　　(26)参见熊焕业、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名家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170-171页。

　　(27)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关系决定论有相通的一面，或者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细化、发展。很显然，用生产关系理论的概念体系难以解剖现存人的发展与经济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简介]巫文强(1958-)，男，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编审，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人的发展经济学、战略与管理、中国—东盟合作、编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