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作者：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革命与建设的联系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这一观点蕴含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就是应当事先把理论准备好了，再来搞革命或搞建设，就会避免失误和曲折。真是这样吗?

　　放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领导全党做了多少次战略调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在两个方面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一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自觉地培养中国共产党“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在斗争中培养中国共产党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本领，这是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做的最切实的、最全面的历史准备;二是我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才做出的“选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革命，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脚踏实地地把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与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什么叫理论准备?就是在事情还没有清晰地出现，还比较模糊的时候，就预见到它必然的发生，不仅做出科学的说明，而且用来指导社会革命的走向。这就是那时毛泽东向全中国宣告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正是通过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的革命转变做好了、做足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准备，从而当历史的机遇一经出现，就能准确地把握它，顺利实现社会革命的转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后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历史分歧，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经验，并且这些探索总是维系在社会主义方向上。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的文章与讲话中。这些理论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探索，奠定了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奠定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毛泽东生前奠定的这些基础，迄今为止让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敢公然亮出资本主义的旗帜!

　　《论十大关系 》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这已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调查，则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是要通过调查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是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的。共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而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2月14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2月15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6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17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任务厂的。

　　2月22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准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2月26日、27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

　　3月1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2月17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6日、8日、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3月15日到18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3月19日到4月11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要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做进一步的钻研。

　　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4月21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4月25日开到28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首先明晰地看到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紧密相依、直接互动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概括地指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并时刻不忘让“基础”“主导” 双轮围绕社会主义中轴转动。

　　这一基础、主导双轮同时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它推动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迅跑;二、重点抓工业而不轻视农业，既不损害农民利益，也保证了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实践也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