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计划、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的思考

　　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不懂得经济学，他们大错特错了。戚本禹曾回忆说：“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的笔记，密密麻麻地都写在原书上，我还抄了许多。原书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内读书最多，又最会读书的人。”

　　针对党的八大上宣布的：改变生产数据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里把“刚刚建立”与“完全建成”加以区分开来。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这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是过渡时期的结束的说法，提出了怀疑或者说初步否定。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意思是清楚的，即，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可以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才算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才能结束。

　　邓力群1999年6月7日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里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一直在造舆论，说毛主席不讲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刘少奇及后来的什么人提出‘中心’说。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证明，恰恰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首先提出‘中心’这个概念。他不仅讲了中心，还讲了党、政、工会、群众团体、文教等一切工作都在围绕生产建设，都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他还进一步讲，各种工作围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有个力量配备的问题。还有个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反对什么力量的问题;生产建设中心任务的进行，要有个阶级路线的指导问题。”有人胡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可以找出八大党章来看一看嘛。”可见一些人编造历史到了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这样讲道：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 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在这一节里，毛泽东还讲了：我们依靠谁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胡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1958年底，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热烈向往共产主义转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冷静思考。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提出要读斯大林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还建议，以后有时间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带头认真读书，深入研究和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和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苏联教科书否定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根据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发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只有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力才得到大发展。他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厂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厂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他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关于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大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规律，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如此。这些国家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的不同部分的变化是不同的。他说：“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毛泽东在一次读书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他还指出：“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一方面是国内的问题：1959年11月，刘少奇在一次读书会上的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哥达纲领批判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时期。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两次过渡，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在两个过渡之间，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好像不在过渡。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说一个过渡，还是两个过渡?可以几种说法。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究竟在社会主义时期完成，还是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一起过渡?我们可以考虑前一办法。”

　　另一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就反复强调，苏联已经消灭敌对阶级，国内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职能就逐渐消失了。到1959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因此，必须稳步地将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社会团体，使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从而促进国家消亡。正是在赫鲁晓夫提出要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苏联理论界展开了关于过渡时期的争论。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主观的经济计划和客观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但是，对计划人员来说，“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我国的经济计划是否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客观的、全面的估计。他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他还说：“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发展问题。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在从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数据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数据，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转让的生产数据，仍然是商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些讲话综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发表。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于在计划经济下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数据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数据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就必然肯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批注指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高超见解，这些年也很受到一些人的肆意歪曲，有人信口开河地称：浪漫诗人的毛泽东，虽然总体上心怀左倾思想，但在遇到左倾挫折，思想变得冷静的时候，就具有真知灼见出来。以上真知灼见就产生于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因此他不得不冷静反思‘大跃进’所具有的错误……但是他根本不懂得，要真正做到按价值规律办事，就必须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总具有人为调拨的性质从而违反价值规律。因此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就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重视市场和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毛泽东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提出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针对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是出于他敏锐洞察和高于常人的先见先觉?还是出于万般无奈即如某些人所谓“浪漫”过后“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反思”?——此外，为什么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后来并没有得到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贯彻执行?

　　就在大跃进热火潮天的1958年11月初，毛泽东首次正式和全面地提醒全党，“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非所谓“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当时，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大搞“一平二调”， 刮“共产风”。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有关问题。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从这一理论高度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向前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确实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说过：“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又是五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写不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不矛盾。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亿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 3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100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毛泽东逝世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以下。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资料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并未被计入的经济增长部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与，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当有人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为什么会得到一些人的积极附和呢?原因很简单，1979年以后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当时的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历史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