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首创了政治工作。从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队起到全国解放，“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都证实了政治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种关系，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为“政治挂帅”，而不要“利润挂帅”。毛泽东认为“利润挂帅”会导致“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企业就会封锁技术秘密，任意改变产品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就会得不到保障。”

　　1955年，毛泽东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指出，“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要永远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必须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第二，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指引方向，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毛泽东认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为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批判“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应该说正是对这条“生命线”的进一步诠释。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靠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始终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

　　第四，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64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开始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为什么工业要学大庆呢?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大庆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在全国除学习解放军以外，还要学大庆”;“大庆是一面红旗，在最困难时期生产出石油，五年功夫能自给了，解决了石油问题。……很有成绩，所以毛主席才号召学大庆”;“在前五年困难时期中，能够自力更生地把工业发展得这样快的，第一是石油，第二是化肥。所以毛主席提出学大庆”。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大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肯定，大庆取得的巨大成绩、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原因和必要的前提。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却才刚刚起步。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关于工业化的提法是“国家工业化”;12月关于工业化的提法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意味着毛泽东强调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怎样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到底该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庆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和思考。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使人们的革命精神不断增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而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发展生产。

　　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发展石油工业。同时，毛泽东又强调生产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是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有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具体来说：

　　首先是工业学大庆运动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1956年，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思想：要学习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也得具体分析，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松辽石油勘探的成功首先就是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破除迷信的结果，大庆油田的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在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中，既成功地借鉴了苏联的石油勘探经验，又打破了他们的一些机械做法，从松辽盆地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松基3井中途完油试井(如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大大推迟大庆油田的发现时间)，并进一步在大庆长垣大胆地甩开钻探，实行地质调查与构造钻探并举，油田勘探与开发建设并举，走出了我们自己石油勘探的路子。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既符合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要求，也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范例。

　　再一个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现在还是个小国”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要高速发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包含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确确实实做到了真正的“多快好省”，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既有建设的高速度又极大地显示了人的干劲的伟大作用。大庆油田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并且大体上算出了油田储量，而苏联最大的勘探速度最快的大油田——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面积。在毛泽东看来，大庆是彻底执行和贯彻了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的。不仅如此，大庆的成功还证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正确的。

　　第三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关系问题。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泽东在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到：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

　　1964年1月25日，毛泽东约见余秋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均在座。毛泽东要求余秋里讲讲石油大会战。余秋里说石油大会战之所以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实践论》、《矛盾论》这两本书，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余秋里汇报的大庆靠“两论”起家的经验十分赞赏。周恩来以后亦多次谈到大庆油田成功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说： 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大庆的职工们说，他们是‘两论起家’，当时，确实很老老实实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两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学到做到，做得很好”。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一封信中提出国家工业各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都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现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现在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现的时候了。毛泽东还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学习和采用了。”大庆在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中确实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石油部取得的成绩(当时石油部的主要成绩就是大庆的成绩)是号召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论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开展，这无疑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是因为他认为大庆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用革命化统帅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住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极有成果的。

　　政治工作及政治运动，在前三十年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十分明显。以文革为例，文革是在1966年中发起的，但是196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10.7%，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受影响的是1967、1968年的数据。因此，可以认为，一个重大政治活动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有滞后期的，就和外汇市场急剧波动往往要一段时间后才明显影响到经济实体的运行一样。这个滞后期一般为几个月到一年。那么，如果某年有重大政治活动，考察这个政治活动的对经济是促进还是破坏，一般要用下一年的经济数据来评判。

　　有人喜欢说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徘徊，分析这段“经济徘徊”的时期，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徘徊主要是指1959年至196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披露，这十年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8.8%，-0.3%，-27.3%，-5.6%，10.2%，18.3%，17%，10.7%，-5.7%，-4.1%。平均增长速度为1.3%。确实是经济徘徊。同时，1961年至1970年这个时期，又包揽了中国最近四十多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前四名的年份，分别是：1964年的18.3%、1965年的17%、1969年的16.9%、1970年的19.4%。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从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效应，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1955年毛泽东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发动反对“胡风”的政治事件，同时积极反“反冒进”，结果1956年中国GDP增长15%，比1955年的6.8%快得多。

　　1956年苏共出现“二十大”的政治地震，直接影响到中共党的“八大”，在当时舆论环境下，毛泽东写出《论十大关系》，中国经济政策转向保守，结果1957年GDP只增长5.1%，这个速度比文革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还要低。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但是1958中国GDP增长21.3%。

　　随着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在二届人大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再直接在经济一线工作，结果1959到1962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不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毛泽东为了全党的团结，主动背“黑锅”，替当时经济领域的负责同志承担责任，但是他以他敏锐的政治感觉，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唤，这才迎来1963年至1966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毛泽东年事渐高，一些人又打起甩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算盘。为了进一步把自己的伟大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推行，当然这也是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一致的，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是革命，牺牲了二年的经济增长，直到党的“九大”，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才真正得到贯彻，终于换来1953年以来经济增长时期最长的光辉的七年——1969年到1975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比改革开放后的平均增长速度还略高，而且当时中国基本上被全世界封锁，并且随时需要面对战争。

　　当然，有些人说，改革后经济发展也不低啊!但是，看看1969年至1975年吧，没有内外债务，基本没有财政赤字，没有满街假烟假酒假大米，没有炒土地和福利产业化制造GDP，没有被外资当作利润抽走的GDP，这些GDP全部是中国人自己得到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不象现在大量增加的GDP转化为跨国公司的利润。何况从国民经济重要产品看，前三十年一点不比改革时代低，例如1949年至1979年粮食增产200%，而以后只增产30%。

　　长期以来，有些人以极夸张的语言，大谈毛泽东时代的困难。只记住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从来不提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努力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当年妇孺皆知的口号和客观事实。其实，那个时代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干扰，比如，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义新秩序，要“稳妥地”“循序渐进”(认为社会主义是左倾)，经济上要反对所谓冒进，而遭到批评后，便以大冒进和大浮夸，来对待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另比如，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有人则用形“左”实右的手段搞处处点火、村村冒烟，打击一大片，最终保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存有二心的人。毛泽东最后的十年，大体也遇有这种情况……除此，毛泽东时代的困难，还与建国前 一穷二白”基础有关。

　　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当然，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但是，这些曲折——随着历史的远去，人们便能愈来愈清楚其“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

　　毛泽东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一直是非毛化恶意攻击的目标。经过它们三十来年的努力，一些人对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否定好像已经被定论了——当然，这是诽谤者们制造的弥天大谎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经济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致考虑新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就不得不把它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联系在一起。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可以简述为：

　　一、所有制革命。众所周知，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不民主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周扒皮之流才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进国家强大。毛泽东看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解放就发起一个又一个政治进攻战：土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腐朽剥削制度，不断克服官僚阶层的干扰，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讲，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产权革命，就没有新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构思所有制革命的同时，也在研究我国的工业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力排众议地提出中国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发展国家大工业企业的同时，要发展地方工业与农村工业。

　　毛泽东重视基础工业。他为了打好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提出要抓“钢”——一个国家没有钢铁而谈工业化就等于是屁话——通过大办钢铁群众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无数钢铁产品。在电子、机械、化工、纺织、运输等等许多行业，都走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路线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发展我国工业的时候非常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不赞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无所作为路线，既要求知识产权上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生产过程中也要求能“社会主义大协作”，成百上千的企业互相协作，自我配套，体现出巨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国的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轮、数控机床、运十客机……无不体现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毛泽东不仅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而且特别注意研究企业微观经济体系;注意发挥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发展了经济，培养了人才，改善了生活;重视发展农村的社队企业。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说了，我们要象日本一样在农村办工业，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又提出公社要办“工农商学兵”，在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等等，文革时又大力发展了各种社队企业，鼓励农民安居乐业参与工业化过程，“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时，周恩来自豪地宣布，中国已从一穷二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建立了科学农业。建国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社会凭经验种田的老习惯，提出了科学的《农业八字宪法》，指出发展农业必须在“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上下功夫。毛泽东对农村的一个很大贡献是组织了人民公社。这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大手笔大创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尤其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把弱势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经济建设战斗力，形成了人民民主管理的社会基础，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本来已经有望实现。

　　四、建立了现代科学。毛泽东非常强调要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他的领导下，我国自主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跃进式的根本性发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关联我国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助于国力提高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能力在毛泽东时代跃居到世界十三位，而在所谓“科学的春天”开始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却倒退到了第二十八位。

　　五、建立了现代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的教育卫生体育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六、反对修正主义，主张“抓革命，促生产”。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继续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毛泽东的经济发展之路是非常正确的，不仅让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使全国劳动人民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生活实惠。

　　链接：毛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