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社会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红兵：《新社会主义论》评价

——在新社会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红兵

　2014年9月13日

我本来没有打算参加新社会主义研讨会,也不赞成新社会主义的提法。但秋石客在电话中说，我和巩献田老师是作为反方，而他和郭松民是作为正方。我对这个反方很感兴趣，就决定前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我认为首先要明白一条，我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开展研讨的，这很重要。我们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近一百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近半个世纪、新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共同推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失败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这个讨论的。  

我认为，现在不是提出什么新社会主义论的时候，而是认真学习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不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求突围突破，而是要从新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那里寻求突围突破。巩献田同志率先对郭松民同志的新社会主义提法提出批评，是敏锐的，正确的。

    一，社会主义只有科学不科学之分，没有新旧之分

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有多种思潮，但正如在同一问题上真理只有一个一样，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一种。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的不科学的，今天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有科学的不科学的。新与旧并不能代表科学不科学，新社会主义论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命题，只会给左派造成更多的思想混乱。 

而且，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无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走向科学，并且为当代世界的重大实践所证实。左翼将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著名论断作为自己的口号，正是在这一现实基础上提出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指导，左翼这一著名口号岂不成了空喊？郭松民提出“重建社会主义”的命题，同时又说，“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通过对新社会主义论的探索去寻找”。这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重建社会主义的指导，否认了我国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过文化大革命，完善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出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走向了科学的事实。郭松民强调重建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答案”，就难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犯了同特色社会主义一样的错误。

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把一个过程分裂成两种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基本内容有两条：1,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2,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说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丢。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出比这更多的东西。至于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民主，都是这两条基本原则必然派生出来的，并不是基本原则本身。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才是现实的，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则毫无关系。有人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只能证明它糊涂无知得可爱。苏联社会主义坚持了这两条基本内容,因此斯大林模式仍是科学社会主义模式；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基本内容都是这两条。如果离开了这两条基本内容，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这两条基本内容，今天仍是我们复兴社会主义的指导，而不是郭松民说的“没有现成答案”。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两条基本内容，在具体实践时又遇到各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囿于实践的局限，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在实践中探索。比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能不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斯大林已经提出疑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同。

实践中，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且，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了赎买政策，允许他们拿定息；农村保留了自留地；允许城乡个体手工业的存在。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主张。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猛升到一个历史的高点，就是明证。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即便是美国将来搞革命，也不能提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提打倒垄断资产阶级的口号。”这就是说，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1%对99%”的口号，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论断的科学性。我们现在可以说，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有一个从建立到建成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一个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所有权和管理权。二十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管理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内涵，和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本质）仍然是矛盾的，是地主资产阶级法权的遗存。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275页——276页）因此毛泽东断言：“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澄清了国内国际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糊涂认识，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苏联当时吹嘘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都是一个糊涂的判断。现在有人污蔑我国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也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判断，实际上是为恢复私有制进行舆论准备。我国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还有待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中,相当多的一个多数，管理权还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广大群众手里。何来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现在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变更了,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所有了,但生产资料管理权还带有私有的性质,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公有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建成。也就是说,所有制问题都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都没有建成。所以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出现复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没有真正接受或者没有完全接受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党内走资派的本质缺乏认识。

    正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资料管理权还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他们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意志薄弱者和阶级异己分子，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为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过去普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对付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反抗,对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特别是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毫无思想准备,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使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分清了敌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有了科学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解决。社会主义本质应该作如下概括：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由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公有公管；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管理国家并对党内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反动黑恶势力)实行专政；树立尊重劳动、追求真理、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价值观。

    必须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最终完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具体化、制度化。其中关于工农兵在人大占主体的规定，开辟了世界宪法史上的新纪元。对待一九七五年宪法的态度，就是区别真正拥护社会主义宪政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宪政的试金石。

    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经历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已经走向科学。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但也不能把斯大林社会主义同毛泽东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对立起来，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发展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不能把文化革命前十七年同文化大革命时根本对立起来。郭松民说：“文革前十七年，用文革中流行的一句话说，叫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个判断完全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文革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那岂不是说，文革前十七年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这符合事实吗？毛泽东其实说得很清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就是说，文革前十七年，总体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工厂里头，在少数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郭松民为什么不读一读毛泽东这个著名讲话呢?更不能容忍的是,郭松民错误地采纳了右派和修正主义的说法,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统统鄙称为传统社会主义，以此为所谓新社会主义招标。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进步理论，毫无例外的都要经历广泛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产生，绝不会在脱离群众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中出现。

    当前，不是创建什么新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而是学习和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这不是郭松民所说的向后看，因为近三十年在“拨乱反正”和“反极左”的口号下早已倒退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许多方面甚至倒退到辛亥革命之前。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学习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文化大革命成果就是向前看。

    三，不能从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党内资产阶级从右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污蔑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这个论断因为不符合实际已经受到人民的唾弃。现在郭松民从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说：“文革的问题，不在于提出了新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在于形格势禁的结果，重建了文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这显然就是说，文革十年社会没有一点改变，没有进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请问郭松民同志，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政权之后为什么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不停的反左？为什么至今还要反对所谓文革余孽？我们再问郭松民先生，一九七五年宪法为什么会被多次修改？党内资产阶级三十年来所做的这一切，难道是白忙活了吗？

    郭松民的判断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文革和改革没有“共同的出发点”。文革和改革的出发点都不是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文革的出发点是一九四九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毛泽东在论述党内资产阶级的时候指出，“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即可证明。改革的出发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在大量的事实都可证明。

    说“文革和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实质上否定了文革的伟大成就，为已经失败的近三十年改革提供合理的根据。

    四,新社会主义论实质是资本主义

郭松民说他的新社会主义论“只是提出问题,还不是对问题本身的讨论,为讨论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不对，郭松民实际已经为新社会主义提出了纲领性意见。他在《谈谈当代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中说：“我个人认为，未来的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解决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必须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

郭松民在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偶然的。把郭松民提出的三个新重点联系起来，不讲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个人自由、公民社会，不就是右派宣传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要点吗？郭松民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是资本主义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提出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的命题，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公管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鞍钢宪法、大民主，已经解决了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三十年来被走资派颠覆了。因此，公有制的科学内涵，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是未来新社会主义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在当代中国，有两种人在讲人民民主，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人民民主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一种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认为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今天特别要分清楚。郭松民不承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已经解决了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就说明郭松民的公有制理念和民主理念都是含混不清的，没有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个人自由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观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无论当时和现在，都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个人自由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曾独立存在过。因为它和人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都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郭松民把个人自由塞进社会主义的概念中，显然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并对走资派及其附庸进行专政的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而不是什么否认阶级差别的公民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排斥国家权力，不能把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权力完全对立起来。在阶级尚存在的社会里，就必然还需要国家权力。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亡国家,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国家权力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无产阶级都还需要国家。毛泽东说过，别人有国家而我们没有国家，那很危险。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一种权力。“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在现阶段，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的支配，官僚特权对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支配，建立健全和加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对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支配，即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刚好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需要，我相信郭松民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为他们重建资产阶级宪政的叫喊助了威势。

    五，对形势的看法

郭松民说：“无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无须提出新社会主义论，总设计师的‘社会主义没搞清论’是在为改弦易辙寻找借口，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和八十年代相比完全不同，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山河巨变，‘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重建社会主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通过对新社会主义论的探索去寻找。”。

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八十年代是适用的，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理由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复存在。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曲解。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适用的理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理论。因此，它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适用于原苏东和中国复兴社会主义的斗争，适用于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查韦斯崇拜毛泽东、基辛格和走资派一致攻击重庆唱红打黑缩差共富是“文革再现”，都是一个明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复存在”这个判断，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宪法上明明写着，实践中也仍然存在。要不，为什么他们会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呢？周瑞金为什么会说，不搞宪政民主，我们积累的财富有一天还会化为乌有呢？为什么右派明白，我们自己要装糊涂呢？如果想以此证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已经过时，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八十年代总设计师改弦易辙，转折、转轨，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提公有制，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结果，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尽失民心，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承认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革，左派不承认，右派也不承认。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最后阶段也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狙击。而且，这一切都在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之中，昭示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理性，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是今天社会主义复兴的旗帜。按照正常的逻辑，郭松民应该提出学习和继承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口号,可惜的是,郭松民却打出新社会主义论的错误旗帜，并且错误的断言，重建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不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郭松民毕竟还是左派队伍的一员战将，他也明确的表示：“新社会主义论将不是对毛主席的否定，而是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晚年思想中最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第一，这和重建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答案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第二，我们在郭松民关于新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里，没有看到一点继续革命理论或者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影子，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

郭松民对左翼现状的分析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他说：“从当前左翼队伍的现状来看，理论水平较低是一个严重问题。自2008年民间左翼从争夺文化领导权转向争夺政治领导权以来，左翼队伍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左翼的主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所绑架，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事实上成了国家主义左翼；激进左翼网友当中也出现了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2012年大好形势的丧失，原因固然有很多，左翼队伍在政治上不成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分析不符合事实，而且不能自圆其说。

中国左翼由于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洗礼和教育，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世界左翼运动中，理论水平是最高的。如果真的是左翼理论水平较低，怎么一经参与新社会主义讨论，郭松民会看到，“许多文章的理论水平非常高，对现实的分析也很深刻”呢？！郭松民是不是又自己和自己打架呢？既然“2008年以来，左翼的主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所绑架，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那么，2012年的大好形势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难道是走资派和右翼恩赐的吗？如果左翼主流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绑架,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大好形势又怎么可能出现。形势是客观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个人需要出发，随便界定形势，至少是不严肃的。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上出现过许多新社会主义论，什么人道社会主义呀，市场社会主义呀，特色社会主义呀，民主社会主义呀，事实证明都是资本主义。凡是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对立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无一例外都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恐怕是一个现代真理。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