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主梦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1937年8月，毛泽东在哲学论文《矛盾论》中指出：“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顺利完成，边区人民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多种选举办法，选出了民主的边区政府。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边区部队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中指出：“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就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问话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1938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1938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出版的《解放》杂志中指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其中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次扩大会议上作的结论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接受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采访时就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说：“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他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就国家体制问题，他说：“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就政体问题，他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他对“建国”的总体构想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指出：“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他说：“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提出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