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除了少数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等外)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利益，因而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客观地决定了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一点，经济学研究尤为明显。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2)对此，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家也是承认的。例如，凯恩斯就公开说过：“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23)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索洛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4)索洛这一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只想补充两点：第一，他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是不大准确的，因为有少数社会科学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的研究与阶级利益无关;第二，索洛是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一段话，更应该适用于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因而阶级性更为明显。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材料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人们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总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出发，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一点，任何人都回避不了，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否承认这一点。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所谓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经济学研究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决定了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人，总是在反映一定阶级根本利益和要求的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的。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不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就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25)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立场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恰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泛滥，所以他多处批判了赫鲁晓夫屈服帝国主义压力、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卑劣行径。他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26)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分析说：“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谈到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27)这些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话，发人深省。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标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打着不偏不倚地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在国内不替工人农民说话，专为资本家歌功颂德;在国际上不替第三世界说话，专为美国帝国主义高唱赞歌。这种现象应该认真反思了。

　　经常有人把经济学研究的阶级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仿佛一讲阶级立场，研究工作就没有科学性了，就得不出符合真理的结论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问题在于，研究者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当某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相一致的时候，这个阶级的代表就有可能把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反之，阶级性就与科学性相矛盾，就得不出真理性的认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这时资产阶级学者(例如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够透过现象寻找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资产阶级学者的任务就不再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辩护了，这时阶级的利益与科学的认识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学者(庸俗经济学者)就坚持阶级性而牺牲科学性。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把阶级性与科学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才能得出真理性的结论。

　　在目前条件下，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鼓吹不偏不倚的超阶级研究的人，往往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学者是不承认阶级性的，然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得出的结论都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我们举西方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为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标榜自己那套主张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真理。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俄罗斯、东欧各国推行的实践表明，它不过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拉入自己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工具，是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这些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纷纷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大幅下降、政局动荡、出现全面的社会危机这样的困境，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则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却对这股思潮的阶级实质故意缄默不提，隐瞒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不同的阶级立场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必然着眼于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以便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就要客观地分析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的原因，科学地制订摆脱困境、促进国有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对国有经济怎么看都不顺眼，非予以消灭之不可。于是各种私有化理论就出来了，诸如：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反了人的本性，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顺应理性经济人的要求，实行私有化;在产权问题上，强调只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产权才是明晰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必须量化到个人，主张“一卖了之”;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在经营领域问题上，要求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经济只能搞一些不赚钱的或者亏本的公共设施;如此等等。总之，说来说去，“绕不开一个私有化”。两种理论、两种结论，论者都言之凿凿，令人莫衷一是。其实，只要透过种种华丽词藻看到背后的立场，是非也就昭然若揭了。

　　谈到分配问题，我们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工人、农民一边，为他们谋利益。应该重视研究劳动所得。正确对待和保障劳动所得，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分配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劳动创造世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然而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一谈到分配问题，就强调保护非劳动收入，要求增加财产性收入，似乎分配问题主要是保障非劳动收入。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相应地，在分配领域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此，一定范围内的非劳动收入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非劳动收入终究只是分配的非主要部分。在分配领域，劳动所得才是主要的。因此，研究分配问题的重点应放在劳动所得上。还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资本家偷税漏税、依法受到处理时，马上就有“著名”经济学家来替资本家说话，要求“赦免原罪”;但当资本家大量拖欠民工工资时，却没有见到有哪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站出来替农民工说话。事情就像索洛说的那样：提出什么问题，不提出什么问题，本身就反映了阶级立场，更不用说得出的结论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种种争论，我们深切地感到，经济学研究更应该注意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

　　(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5版。

　　(2)《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5版。

　　(3)《列宁全集》第41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

　　(4)《列宁选集》第1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列宁选集》第3卷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1)[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2)[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3)[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4)[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7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凯恩斯：《劝说集》第244—245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4)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第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版。

　　(25)《列宁全集》第6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5、9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

　　(2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

　　来源：《昆仑资讯》 昆仑策研究院主办   201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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