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文革是反毛势力的共性 ——杨继绳《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析之五 李甲才 西化派和走资派同床异梦，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但复辟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抹黑文革有共性的一面，在近期利益分割上各不相同。 杨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认定“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文革终于失败了，毛主席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杨文第13页）。对文革的失败各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杨注明了“永不翻案靠不住”、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准确无误；“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已完全恢复”，揭示了改革是复旧，而不是探索、创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的“改旗易帜”已完成，只是各机关保留着一块党的红牌。 文用叶剑英的话诠释“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第13-14页） 上述数字的真伪，恐怕只有说者明白，妖魔文革是走资派集团几十年的“天天说节目”，同粉碎“四人帮”的理由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信度恐怕连捕风捉影的资格都不够。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崇洋迷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张江珧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们党同王张江珧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76年10月2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和那些数字都是胜利者的狂欢词，再次说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搞社会主义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时间的流逝会使昔日的谎言不揭自穿，如果再把这些拿出来座谈回顾，恐怕都会害羞得低下头来。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责任的追究权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采取了双重标准”，“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以后“大都是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限制使用”。（第15页）。这都毫不奇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中，很多人原本就是抱着封妻荫子的目的进入革命队伍的。持续的右转，连当初右转的始作俑者也会被否定，完全的西化派也会同党内的走资派集团产生权力争夺的矛盾，89年64就是一个先例，杨也是一个。 戈尔巴乔夫做梦也想不到“新思维”会使自己黯然失色，华国锋在志得意满之时，绝对估计不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干出了天大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当“改旗易帜”完成时，连“中特社”也会一齐消失，西化派得势时绝不会怜惜是“中特社”让其死里逃生。杨继绳们正在 “点火于基层”，此文就是“端倪”的显露。从清朝被打倒后至今，中国仍然处在道路选择的泥淖之中。 “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第15页）。后边讲的部分正确，走资派既同社会主义者有尖锐对立的矛盾，也同政治多元化的西化派仿佛势不两立。杨宜“牢骚太盛防肠断”，从最终的结局远望，莫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杨继绳你急什么，改旗易帜还不到“一朝分娩”的地步，世界上没有“多党轮流执政”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先例，搞社会主义或打共产党、社会主义旗号，就必须一党专政。 此段前半句不妥，什么“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邓三科”和毛泽东思想有丝毫的相同之处吗？也同自己“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的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钢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不一致。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复辟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新事件，用资本主义语言体系表达就会词不达意。百密一疏，不遗余力的要照搬西方的社会模式，模糊了社会主义已蜕变的现实。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的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了文革以前”。（杨文第15页）。“无休止的报复”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古今中外大体相同。“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教训何等深刻！文革的不幸也是如此。 对现状叙述是无误的。从文意看，显然对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没有任何的认识，不懂得“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更不明白党内走资派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要占有他们以前从未拥有过的社会主义财富，同民族资产阶级相比就显得更加贪婪，更加不择手段。《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有非常全面深刻的论述。立场的不同，同样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目的却根本不同。毛主席反对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杨一类针对其作恶多端是要打倒“中特社”建立完全西化式的资本主义。 由社会主义“转折”到“中特社”，其倒行逆施形成的最恶罄竹难书，辛而安2014年9月《中国暴富群体的血腥原罪》的檄文，具体的揭露是冰山一角的缩影。“共产党员”的杨不是从这些惨痛的反面教训中，得出回归社会主义的正确结论，而是执迷不悟，以此为依据鼓吹加速资本主义，助纣为虐，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依靠深化改革解决一样，充分证明毛主席搞文革为人民争权、让人民掌权的深远意义。 “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第18页）。杨的这种看法，表明了当今中国是多种政治力量犬牙交错、相激相荡，社会形态还未定型。 杨继绳不是仰望星空之人，主张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排斥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史的高度认识，是站在了因循守旧的行列，针对社会主义而言，只是拿出青年人生疏的资本主义旧货充新鲜而已，此类在中国不止杨一人。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杨文第18页）。与其说是“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不如说是为在中国实现普世价值（资本主义）而利用文革浩劫论。只可惜美国神话破产，“中特社”近乎四面楚歌，这恐怕是走资派和西化派都未预料到的吧！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美国人控制世界的手段，挂在军事武器上的遮羞布，卑鄙龌龊至极。 纵观全文，杨继绳竭尽所能企图驳倒和诋毁文革的革命性和卓越性，不管怎样旁证博引，只是主张了资本主义废物，而且从社会主义倒退过去，和竭力支持傅仪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伙近似。可怕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背叛，正在被西方上层和走资派所利用，亦是其组成部分，扮演了西方势力彻头彻尾的走卒角色。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坏的，把顶礼膜拜西方腐朽堕落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企图将中国引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 附：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40年生，1964年入党，1966年清华大学毕业。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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